技术差距、FDI知识溢出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笔者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R&D活动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并由此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相对于内资企业自主R&D投入而言,FDI渠道的知识溢出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于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非线性影响。     

FDI技术溢出空间性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考虑了技术溢出具有空间特性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本地区内资企业以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论表明,FDI在地区间也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内资企业活动并没有在地区间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地的FDI还是异地的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通过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途径对广东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高位水平时,FDI通过水平溢出途径的技术溢出表现正向显著作用;生产率较低时易受到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途径促进了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前向关联溢出途径,对生产率水平处于中等以及中等偏上的下游内资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全部内资企业,在水平溢出的变化方向和前向关联溢出方面表现一定的差异性.     

FDI行业间技术溢出与“挤压效应”:基于广东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东工业行业数据运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广东内资工业部门和国有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进行测算。在控制R&D情况下,明确区分和分别测定FDI技术溢出的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并从FDI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市场导向性两个细分层面进行更深入研究。结果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作用对象仅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传导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但"挤压效应"主要存在于内资非国有企业。     

FDI技术溢出与内资企业生产效率的关系

文章围绕外国直接投资(FDI)技术溢出(FDI参与程度)、内资企业生产效率以及技术差距等因素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在汽车行业中,FDI参与程度与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生产效率具有不利影响。前者是因为在内资企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过程中,FDI参与程度的挤出效应发挥了主导作用;而后者则是因为内资企业应该通过吸收与自身技术差距较小的技术以提升其生产效率。FDI的来源对内资企业生产能力的形成也具有显著影响。行业竞争强度对于内资企业生产能力发展同时具有直接影响与调节作用。     

外资异质、吸收能力与创新绩效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FDI进入我国,但内资部门相对薄弱的吸收能力使得FDI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明显,我国技术创新的效率仍有待提高。文章在测算我国各省创新绩效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广义距估计研究了在外资异质条件下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吸收能力对创新绩效的提升具有双重作用,我国吸收的FDI总体上不利于吸收能力双重作用的发挥;港台FDI有助于提升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但却不利于技术吸收,而欧美FDI则表现相反;外资技术含量过高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并会削弱本国自主创新能力;与中外合资、中外合作的企业形式相比,外商独资企业不利于内资部门技术吸收,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逆向技术溢出。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进步门槛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于东道国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存在争议,本文采用1998-2007年我国制造业企业层面数据,运用Hansen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行业内和行业间FDI对内资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技术进步溢出效应主要发生在行业间而不是行业内:FDI与行业间前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而行业内水平溢出效应和行业间后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进一步从FDI来源异质性层面分析,发现港澳台资本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不显著,而西方资本产生的后向溢出效应呈现"U"形关系。本文探究了FDI垂直溢出效应的非线性关系,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资本市场开放有重要指导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FDI溢出、出口导向效应与创新效率——基于我国高技术产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1999—2007)

本文运用我国高技术产业1999-2007年13个三位码行业数据,从FDI溢出及出口拉动效应两方面度量了FDI对该产业整体创新水平以及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不同影响机制,认为高技术产业近年来外资的进入及其出口导向的特征客观上促进了该行业整体创新效率的提高,但溢出效应主要局限在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不显著.内资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消化吸收所作的投入对其吸收FDI及其出口正向溢出效应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市场化、FDI与内资企业技术创新——基于Quantile方法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0年中国大中型工业企业省际面板数据,运用Quantile方法对我国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FDI技术溢出机制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分析。实证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市场化因素情况下,FDI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能促进FDI技术溢出效率,同时FDI也能促进国内市场环境的改善,但是这种相互作用只有在内资企业技术创新的0.5—0.75分位数时才最明显。     

FDI在行业内与行业间的出口溢出效应分析——基于中国微观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004—2007年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本文研究了FDI对同行业和上下游行业的内资企业出口增长的贡献。通过采用面板数据的个体固定效应模型以及Heckman样本选择纠正模型,我们发现了FDI具有正向的行业内和行业间出口溢出效应。除此之外,我们还分别考察了内资企业的所有制结构以及外资是否出口对FDI出口溢出效应的影响。     

中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9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中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的竞争性行业中,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竞争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示范模仿行业中,FDI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正效应,不过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欠缺却削弱了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局限性及因应策略

利用索洛刺余模型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在我国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以溢出效应三个途径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导致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局限性。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与政策建议

FD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外商投资企业劳动力的就业增量对于经济增长的负效应要小于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增量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2)FDI规模扩大对就业具有直接的创造效应,但对其他类型企业的就业具有一定的负面效应;(3)外商投资企业的出口与世界经济增长和我国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相关性,但与FDI只有较弱的相关性;(4)FDI对于内资企业模仿和学习先进技术具有明显的溢出效应,但对内资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的溢出效应不大。     

FDI的出口溢出效应:机理分析与典型产业实证

在系统梳理FDI出口溢出效应机理的基础上,提出该效应的三种具体形式,即出口信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并将这三种效应模型化;将企业层面的模型扩展到行业层面,提出理论假说,并结合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内资企业而言,FDI出口溢出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都显著为正,且内资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影响这两个效应的发挥效果,而出口信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与理论假说显著相反,这可能跟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FDI的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

利用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分别就FDI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和江苏、浙江和上海不同地理单元的27个制造业整体及不同类型组(高、中、低技术产业组)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FDI都对内资企业具有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江苏和浙江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正,上海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     

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2年我国制造业320个四位码细分行业的数据,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行业增长特征对FDI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行业增长特征确实是影响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进而,行业增长特征对两种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因内资企业的国际市场倾向性的不同而不同。此外,研究进一步提示我们关注我国出口水平较高的行业中可能发生的FDI挤出效应。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FDI与自主研发:基于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

FDI的进入,究竟是刺激了内资企业自主创新的能力,还是使得本国企业过分依赖外国的技术,从而丧失了自主研发的能力?这在发展经济学和跨国公司理论的研究过程中始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的学者看到了一些内资企业在外资的强大压力下被淘汰出局的事实,从而得出了“抑制论”的结论;主张FDI会提高内资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促进论”认为,当FDI与当地公司在同一市场相互竞争时,当地公司为了在竞争中不处于劣势,必然增加研发经费,以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本文收集了我国科技开放与FDI方面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考察了FDI对我国民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影响。我们的发现支持了“促进论”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