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研究

基础设施建设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基础和原动力，且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高低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的态势。以东南亚国家为样本，设计投入指标和以人均 GDP 为主的产出指标，结合 SSBM 模型测算分析各国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和趋势，并利用ESDA 模型对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同时，通过定义被解释变量、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对进行基础设施投资效率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东南亚国家在 2010 年至 2020 年间的基础设施投资效率在波动中提升，彼此间的差异性不大，且呈现聚拢趋势。软硬件基础设施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显著性最大。     

财政分权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面板数据的联立方程估计

本文将物质资本区分为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保留劳动力变量，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并考虑产出随时间的变化，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的生产函数。在此基础上。扩展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推导出测量经济增长率的计量模型，在考虑财政分权通过影响人力资本与公共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基础上．构建研究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联立方程模型。本文利用1995-2007年30个省级区域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财政分权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指出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现实政策含义。     

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个协整和影响机制的经验研究

为了明确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本文分别考察了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两个贸易变量进行回归,然后建立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进口与经济增长的长短期均衡关系,最后将人均资本、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存量和制度变化分别对加工贸易进口、一般贸易进口进行回归分析,得出进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途径。结论是,加工贸易进口与我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较为紧密,主要是通过影响制度变革促进经济增长,其短期效应较为明显;一般贸易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发挥较为迟缓,但两者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作用途径是人均资本的提升。     

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分析——基于PSTR模型

文章基于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0-2012年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间的非线性关系;选取滞后城镇化率、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作为阈值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模型,其主要实证研究结果为:除低水平的人均能源消费量情况外,三个非线性模型都显示城镇化和经济增长间的正相关关系;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会下降,而随着第三产业比重和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增加,该弹性会增加;弹性数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加趋势,到2010年开始呈现下降趋势。文章最后分析了不同地区弹性系数值的差异情况。     

中国城市化对经济增长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

文章就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展开实证分析,首先对城市化作用于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进行介绍,并根据研究需要提出相应假设前提,再基于上述分析建立人均产出与相关因素的经济增长模型和城市化与相关因素的影响模型,并通过数据分析得出城市化通过第三产业和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且人均知识资本没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最后再基于研究结论提出未来应当在城市化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提高科研成果转化率的建议。     

制度因素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本文首先分析了在增长模型中加入内生制度变量的局限性，然后从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出发结合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构造了一个包含外生制度变量的经济增长模型，自该模型中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假设之下，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和制度变迁率之和。这个结论能够比较真实地解释转型期国家尤其是我国的经济增长状况：制度进步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阻碍经济增长。另外本文对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比较，并按照技术进步分类方法对制度变迁分类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强度收敛的实证分析

本文假设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是两者之间人均GDP差异的函数,然后在加入了地区和时间虚拟变量后检验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通过使用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1991～2005年10个发展中国家和10个发达国家进行实证估计。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第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人均GDP差异存在收敛,随着人均GDP的收敛,两者之间的能源消费强度差异也是收敛的,并且收敛的速度快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第二,所选取的这10个发展中国家在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差异过程中,其能源使用效率都在提高,但仍然明显落后于发达国家,因此,必须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采取措施提高其能源使用效率。     

论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其内在机制

以省际人均GDP的基尼系数、投资和全国GDP的增长率为变量,本文建立了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来探究我国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投资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在短期有助于投资,从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但从长期看,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有害;不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反馈作用都不明显.     

外商直接投资（FDI）与区域经济发展——基于宁波、温州的比较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引起学术界和现实各国的极大关注和长久争论。本论文以宁波、温州为案例对1984—2005年样本区间内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利用根检验对变量平稳性考察的基础上，应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经验性研究，并建立均衡模型进行实证性研究。结果表明．在1984—2005年样本区间内，区域经济增长是外商直接投资的格兰杰原因，而外商直接投资并不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电子商务时代的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

本文将技术创新、交易成本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求出最优人力资本投入．并结合交易成本分析电子商务对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新经济时代．由于技术创新和知识累积使交易成本降低，就长期而言，人们会增加入力资本用于生产的比例．而减少用于教育的比例。在静态均衡分析中，本文进一步讨论人均消费、人均产出和人均资本增长率与交易成本、技术创新及知识累积的关系。     

内蒙古农村信贷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78～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1978～2009年内蒙古自治区农村人均贷款和农村人均GDP的数据,首先,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二者的变动趋势,发现二者都呈现"缓慢增长———波动增长———快速增长"的变动趋势;其次,运用协整检验证实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再次,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结果表明长期和短期内农村人均贷款与农村人均GDP的关系均为正相关,弹性系数分别为1.30%和17.20%,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波动时,误差修正项将以13.09%作用力做反向调整,促使非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最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内蒙古农村人均GDP产出和农村人均贷款额之间互为因果关系。     

教育、闲暇与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本文把消费者时间分为工作时间、教育时间、闲暇时间，重点扩展了闲暇时间对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和技术进步的外部性，将闲暇时间和教育时间同时引入经济增长模型中，分析了两种时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后又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教育时间（即人力资本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拉动作用，同时，积极健康的闲暇活动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是由于我国处于工业化阶段，对闲暇的偏好还很低，总体上闲暇时间对我国经济增长有微弱的抑制作用。因此，合理安排闲暇活动和正规教育活动对我国经济增长有重要意义。     

Public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This paper empirically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debt and economic growth for selected emerging market economies by performing panel data estimations. The results reveal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debt and the subsequent growth rate of per capita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opulation and investment are also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er capita growth, whereas the initial level of real GDP per capita exerts a negative influence on growth, implying conditional convergence. Other variables such as the inflation rate, the trade balance or the exchange rate do not yiel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effect with respect to economic growth.     

经济增长、结构变迁与中国能源消费——基于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的经验研究

为改进以往大多数文献采用的参数估计方法的不足,文章通过构建半参数广义可加模型,区分全国整体、产业部门、能源品种、不同区域等多个层次,实证研究了经济增长、结构变迁与中国能源消费的关系.文章研究证实,经济增长对中国人均能耗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调整经济结构、改变能源供给结构、加快技术进步等都有助于降低中国人均能耗水平.但是,文章发现中国存在“隐性的能耗反弹”,因此,对中国而言,结构调整结合技术进步的方式,尚不能取得持续性的预期效果,这提示中国政策制定者应将一部分关注点转移到开征能源税、实行差别化的价格管制等方向.而本文区分能源品种后的研究结果则暗示两次金融危机可能与火电消费量呈负向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金融危机后中国发电量下降而经济仍然增长的现象.此外,文章非参数部分的拟合结果显示二产比重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存在拐点,所以,从能耗角度解释,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有一定限度.     

是FDI导致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检验

FDI被认为是经济高速增长与居民消费严重不足"冰火两重天"式奇特现象的重要答案。本文使用1990～200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的实证检验表明,FDI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其影响的主要渠道可能是增加当地居民收入和地方政府社保支出份额。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效应虽然有迹象表明是存在的,但其效应被FDI增加地方政府社保支出份额效应所抵消。文章设想的FDI负向影响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收入不平等效应则被证实是不存在的。在此基础上本文得出结论,中国经济"冰火两重天"现象的原因可能需要从经济体系内部寻找,强势政府和要素市场扭曲可能才是根源,FDI流入一定程度上还修正了这种制度的缺陷。     

有效经济增长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再判断——从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谈起

本文提出有效经济增长的概念,构建了有效经济增长动态模型,建立了超额人均收入等相关变量的测定方法,试图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考察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并定位当前大陆有效经济增长阶段.基本结论是:有效经济增长大体分为中低速稳定增长阶段、高速波动增长阶段与停滞或小幅下降阶段三个阶段;其中中低速稳定增长阶段为"起飞前准备阶段",高速波动增长阶段为"新起飞阶段";1978 年以来我国一直处于"起飞前准备阶段",但当前已接近中低速稳定增长阶段与高速波动增长阶段的转折点,即正向"新起飞"阶段跨越.对此我们应充分借鉴日本与我国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实践逻辑起点上为祖国大陆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新思路.     

Export diversification and income differences reconsidered: The extensive product margin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The paper revisi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DP per capita and diversification, using classical and more recent trade theory. Three theoretical findings are presented: (i) competitive models yield predictions only for the extensive product margin; (ii) countries continuously diversify their production and exports—a major controversy in the empirical literature; and (iii) causality runs from diversification to GDP per capita, and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also provides indication for the appropriateness of alternative measures of diversification, and enables estimating the relationship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a gravity-type parametric specification. Using detailed data on countries’ exports, the case of re-specialization is rejected. Inference of causality reveals some evidence for GDP per capita affecting the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but stronger support for diversification affecting GDP per capita. Generally, both variables are highly endogenous as they are both driven by the technology parameters in standard model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international tra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