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影响——来自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文献梳理和理论分析基础上设定的产品内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理论命题及推论,运用1991-2014年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检验。结论表明:(1)随着资本、技术、劳动、资源密集型行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呈阶梯性下降,它们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亦随之依次呈阶梯性减弱以至为负。(2)强流动要素中间产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大于弱流动要素中间产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的影响,而这主要取决于要素中间产品的要素替代弹性和中间产品替代弹性的"两个弹性"大小。     

我国各行业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水平——基于垂直专业化指数法的测算

当前国际产品内贸易发展水平的测度主要包括联合国广义分类法(BEC)、加工贸易替代法以及垂直专业化指数法(VSS)。以VSS方法计算的结果表明,近年来,我国初级产品部门和资源密集型行业国际产品内贸易水平都呈下降趋势;高技术部门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产品内贸易水平提升较快;服务贸易内各行业的国际垂直分工也有大幅度提升。     

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如何“崩溃”

本轮危机冲击下全球贸易出现的"大崩溃"现象,与当前国际分工演进趋势有关。国际产品内分工的快速发展使得同一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阶段日益被分解,以中间需求为表现的产品价值链被延长了。因此,危机冲击下中间产品存货调整效应,会透过中间品顺次需求关系,在整条价值链上产生不断的"放大"效果,最终演化为全球贸易的"大崩溃"。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纳入能够反映中间贸易品存货调整效应的替代变量,回归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假说的正确性。上述结论,一方面意味着加强合作和交流,才是全球应对危机,促进贸易健康发展进而带动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另一方面意味着不应过分夸大贸易波动可能引发经济波动的程度,从而错失"外向型"发展模式在特定阶段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重要机遇。     

论价值链国际分工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推动了国际分工由产业之间、产品之间向价值链分工发展。这种以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要素合作、中间产品贸易增大、外包的迅猛发展等。在这种分工格局下,一国的比较优势不仅体现在产业、产品上,更多体现在价值链上。各国在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决定了它在国际分工中的利益分配。中国目前在国际价值链上处于不利地位,自主创新是改变这种不利地位的根本出路。     

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影响——来自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证据

本文通过修正GEM模型而发展了一个引入垂直中间产品贸易和水平中间产品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传导的全球经济理论模型(IMT-GEM),并利用1991-2014年中国与东亚9国(地区)间的面板数据对此进行了检验.研究发现,垂直专业化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具有显著、稳定的正向作用;且随着垂直专业化指数的提高,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动性亦随之增强,从而丰富了“贸易—经济周期协动性之谜”的谜底理论.实证研究还发现,在对东亚经济周期协动性的传递上,除垂直专业化外,产业间贸易相对产业内贸易的作用较大,一些非贸易变量如FDI、产业结构差异度和政策协调程度的影响也不容忽视.研究结论对于合理把握垂直专业化贸易这把“双刃剑”、促进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具有一定启示.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以1995~2009年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部门要素结构、出口规模与该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间呈现出显著正相关性,而部门中间产品国内供给水平、产出占比与该部门的国际分工地位间呈现出显著负相关性,其中中间产品国内供给水平对国际分工地位影响最为重要。因此,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是十分必要的,通过改变以往中间产品的使用方式,逐步增加国外中间产品的使用,可以提升中国产业国际分工地位。     

我国中间产品贸易探析

近年来我国中间产品贸易发展迅速,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我国进出口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比较优势、垂直专业化、价值链及市场内部化等角度阐述了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理论基础,客观地分析了中间产品贸易产生的现实条件和近年来我国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状况,在此基础上提出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将对我国经济及对外贸易发展所产生的具体影响.     

对“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再思考——特定要素模型在该模型中的应用

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从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到现代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在不断的发展。本文将放松新古典模型中要素完全流动的假设,运用特定要素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对要素所有者实际收入的影响,并对现实贸易政策做出解释。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流动研究述评

国际贸易理论中的要素流动研究于经典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下展开，主要关注于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对一国贸易均衡与福利水平的影响、要素流动与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框架下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收益。这些研究在不断接近生产要素流动的现实，但是却依然没有研究要素流动本身，对于要素流动的规律与收益特别是要素流动收益的国际差异缺乏系统分析。     

对"斯托帕--萨缪尔森"定理的再思考--特定要素模型在该模型中的应用

经济学是一门发展的科学.从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到现代贸易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在不断的发展.本文将放松新古典模型中要素完全流动的假设,运用特定要素模型来分析国际贸易对要素所有者实际收入的影响,并对现实贸易政策做出解释.     

东盟在全球产品内分工的地位与跨国公司FDI

跨国公司FDI在全球的生产布局极大地促进了东盟国家产品内分工的发展。本文分析了东盟国家近年来FDI和中间产品贸易的现状,发现随着世界FDI流动的不断恢复,在产品内分工处于价值链中后端位置的东盟国家,虽然位置没有明显提升,但在引入FDI增加的同时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却在不断加深;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跨国公司FDI与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可能存在良性互动关系的假设,并建立数量模型对东盟五国十多年来FDI与中间产品贸易的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发现长期内跨国公司FDI与中间产品贸易即产品内分工之间存在着双重的因果关系,而短期内只有中间产品进出口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FDI与中间产品进出口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价值链贸易、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周期的联动——来自世界与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1995-2011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以双边全要素生产率(TFP)为中间变量,研究了价值链贸易对经济周期联动性的影响,并结合中国的经验事实进行了探讨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价值链贸易确实会通过TFP来影响双边经济周期的联动性。价值链贸易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影响双边TFP联动性,另一方面也能够调节双边贸易对双边TFP联动性的影响,最终传导至双边经济周期的联动。进一步研究表明,价值链贸易在行业内贸易中的作用更大。由中国的经验事实得出,中国的行业间贸易主导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周期联动性,而行业内贸易则主导了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联动性。这为中国制定经济共荣、贸易互补的协调性经济政策提供了若干依据。     

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分析

采用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检验国际产品内贸易对中国行业内部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收入分配的效应。研究表明:现阶段,与技术进步相比,国际产品内贸易并不是造成中国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由于中国熟练劳动力要素禀赋的相对缺乏,国际产品内贸易发生的行业要素密集度不同,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不同,其中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内不同性质劳动者的收入差距会缩小,而技术密集型及兼具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行业内收入差距则会拉大。     

国际产品内分工与进出口贸易——基于我国工业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兴起和科技迅猛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国际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中间品贸易日益盛行,并成为当今国际贸易领域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分年度、分行业地测算了连续14年我国工业行业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的程度,并实证研究了其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结论是:近十余年来,国际产品内分工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工业各行业进出口贸易额的增长;同时,垂直专业化比重(VSS)的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工业行业贸易顺差的增长。     

中间产品贸易、垂直专业化生产与FDI的关系:基于我国数据的协整分析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条件下,中间产品贸易在全部贸易中的比重日益提高,尤其我国工业行业的中间产品贸易更是发展迅速。基于中间产品贸易,国际生产体系的新格局导致了生产向垂直专业化方向发展,依据Hummels等(2001)对垂直专业化比率的计算方法,测算到工业行业出口贸易的垂直专业化程度。本文检验了外国直接投资与垂直专业化生产和中间产品贸易之间的关系,得出外国直接投资分别与垂直专业化生产和中间产品贸易具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并且三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我国与东亚区域内贸易及经济周期的协动性研究

20世纪中期以来,东亚区域内贸易联系日趋紧密。与此同时,该区域内各国(地区)的经济周期也出现了明显的协动现象,区域经济周期初露端倪。本文在分析国际经济周期贸易传导机理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与东亚主要贸易伙伴间的贸易流动对经济周期协动性(co-movement)的影响。研究发现:尽管区域经济周期的形成有多种原因。但东亚区域内贸易对区域经济周期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我国与东亚区域各贸易伙伴的经济周期协动性将随着相互间贸易联系的增强而趋于明显。     

CAFTA对中国-东盟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的影响

基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处于东亚生产网络的事实,本文利用引力模型,比较CAFTA对中国-东盟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影响的异同,结果显示CAFTA促进了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贸易的发展,但对前者的影响程度更大,主要原因是贸易壁垒的削减对中间产品贸易具有放大效应。为促进中间产品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打造CAFTA升级版,CAFTA应从"浅层一体化"向"深层一体化"迈进,重点推进海陆的互联互通,以合作方式推进中国-东盟在东亚生产网络内的整体升级。     

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技术溢出、数字经济发展和市场竞争等企业外部环境影响，本文提出数字产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作用的理论假说；运用数字产品进口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指标测度方法以及2000～2013年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数字产品进口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2）区分产品类别后发现，数字资本品和ICT产品进口对提升企业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明显；区分企业类型后发现，外资企业进口数字产品比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作用更大；区分贸易方式后发现，采用加工贸易方式的企业促进作用优于混合贸易和一般贸易；区分行业后发现，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大于劳动密集型行业。（3）数字产品进口通过技术创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市场竞争对其有调节效果，而当地数字经济水平调节效果不显著。据此，本文认为应强调差异化策略，细化数字产品进口品类的优惠措施，有针对性地引导和鼓励企业开展数字贸易，根据行业类别、企业性质选择进口不同类型的数字产品，发挥数字产品进口技术溢出的最大效用。     

我国发展加工贸易的必然性——从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角度

在贸易投资一体化背景下,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产品内分工和要素分工,国与国之间的优势也将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上的优势,加工贸易将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形态。因此发展加工贸易,是顺应当代国际分工格局转变、提高我国贸易质量与效益的必然要求。     

全球化、要素分工与中国的战略

二次大战后,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发生了变化,其特点是各国以各自的比较优势参加国际分工,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间的国际分工。随着国际分工、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与国际合作方式日益融为一体,并表现为贸易投资一体化。我们应利用发展中大国的地位,在WTO的框架内,积极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并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不断开创开放型经济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