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财政收入空间分布差异研究——基于1997～2008年各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地域辽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着显著区别,导致区域间财政收入存在着差异性。通过对1997～2008年有关财政数据的梳理和研究,发现无论是从财政收入总量还是从人均财政收入来看,总体上东部地区省份要高于中部和西部省份,而中部和西部省份则不存在明显的差别。预算外资金有助于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的差异性,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在缩小省际间财政收入差异性方面则在不同区域有着不同的作用。从财政收入与GDP的关系来看,不同区域省份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存在着明显差别。一般预算收入以税收收入为主要来源,省际间税收收入占一般预算收入比重也存在着重大差别,尤其是东部地区省份间和西部地区省份间。     

社会地位、收入与多维贫困的动态演变——基于能力剥夺视角的分析

多维贫困、动态贫困成为贫困的时代特征,精准扶贫是新常态下扶贫开发的突破口。文章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2年成人面板数据,基于个人能力剥夺视角进行多维贫困测度,依据贫困程度将我国城乡人口划分为长期贫困、暂时贫困和非贫困三个类型,探索贫困人口在多维贫困状态中转变的机理。研究发现:(1)能力剥夺是多维贫困的根源,也是构建精准扶贫机制的抓手,做好多维贫困识别与精准扶贫的有效衔接是减少多维贫困的关键。(2)社会地位每提高一个等级,3维、4维和5维贫困人口脱贫的可能性将分别增加3.8%、5.3%和5.6%。(3)绝对收入对多维贫困演变产生积极影响,而相对收入的作用不显著。(4)城镇人口3维和4维贫困脱贫概率比农村人口高17%,中西部地区人口比东部地区更易陷入多维贫困。构建精准扶贫的长效机制不能靠临时救济或提供简单工作,应强化贫困人口的当前基本可行能力,提升未来发展能力,即好工作胜过工作本身。     

中国城市贫困的多维测度及治理

通过对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测度和比较,研究了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创新性地从收入、教育、健康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测度中国城市多维贫困,并进行相应分解。通过梳理当前的城市扶贫政策和总结中国城市贫困治理的特色,认为多维治理才是解决城市贫困问题的最终归宿。针对多维贫困的"内卷化"问题,提出在多维贫困测度的维度上应从收入、教育和生活条件四个维度进行测度和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市场化与收入差距——基于中国农户微观数据的分析

社会关系网络是市场机制之外另一种影响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非正式社会制度.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多维测量体系,利用基于收入决定方程的夏普利值分解方法和中国农户微观数据(2008)对不同市场化水平区域社会关系网络如何影响农户收入差距进行比较分析,考察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收入差距的地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社会关系网络对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所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差异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更高.社会关系网络并非普遍认为的有助于减小农户收入差距,而是对扩大收入差距起到关键作用.     

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城镇化率的地区差异较大,东部较高,西部较低,中部居中;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各地区的城镇化率都有大幅度的提高,但提高幅度的地区差异也较明显,东部地区提高幅度较大,西部地区提高幅度较小,中部地区提高幅度居中.各地区城镇化推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东、中、西部三大地区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同经济发展水平的顺序恰好相反.因此,继续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进程,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多维视角下普惠金融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多维视角,在分析农村贫困存在着收入贫困、教育贫困、权利贫困等多维贫困的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普惠金融多维农村减贫的机理,进而从普惠金融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测度了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并运用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农村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1～2016年广东、湖南、广西等九省普惠金融指数和东、中、西部三地区的普惠金融指数均呈现明显增长趋势;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总体贫困、收入贫困、教育贫困和权利贫困的减缓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普惠金融机构应努力践行"普惠金融"理念,创新金融产品和流程,大力提升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实现农村贫困减缓的目标。     

中国收入差距不平等状况的泰尔指数分析

以泰尔指数为研究工具,以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所有制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权威数据,得出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城乡间的要大于区域间的;东部地区的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西部的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差无几;行业内的稍大于行业间的,而行业间的又大于不同登记注册类型间的收入差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员工收入的差距不大,私营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有着巨大的收入差距。     

中国住房价格长期和短期波动的区域差异：原因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1999—2008年全国35个大中城市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和误差修正模型,讨论了区域住房价格长期及短期波动差异,并分析了区域住房价格波动差异的成因。实证结果发现,从长期趋势看,人口规模对东、西部地区影响较大,对中部地区影响不显著;人均可支配收入对中部地区住房价格影响最大;心理预期仅对东部住房价格波动有较大影响。从短期趋势看,购房者对各地区住房价格的预期不尽相同,东部为理性预期,而中西部表现为适应性预期;收入对东部住房价格短期波动影响不显著,对中部影响最显著。无论是住房价格的长期或短期波动,利率对各地区的影响均不大。从政策含义角度看,完善房地产市场结构有利于抑制住房价格,利率政策则不太有效。     

中国农村贫困识别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 ——基于剥夺和需求的视角

2000年以来,我国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效,但是农村致贫因素以及贫困表现形式都发生重大变化,对农村贫困的识别已经从静态收入需求单维向动态多维转变。运用Alkire和Foster关于多维贫困的分析框架,构建包括教育、健康、卫生条件、生活状况等7个指标的农村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选取6个年度CHNS面板样本数据,分别从剥夺视角和需求视角对我国农村贫困人口进行识别、追踪和分解。前者分析农村多维贫困情况,并对致贫因素进行甄选;由于目前收入仍然是衡量贫困的核心指标,所以后者从需求定义出发,对贫困人口的不同贫困程度进行研究,考察非收入贫困群体中存在的隐性贫困问题,依据分析结果得出相关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启示。     

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

针对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2010年、2012年和2014年三年的调查数据，采用明瑟收入方程，运用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法可实证研究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结果表明，健康人力资本显著影响居民收入。通过对比健康人力资本收入效应的地区差异和城乡差异，发现农村居民健康人力资本的收入效应显著高于城市居民，东部地区显著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和西部地区相差不大。     

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创新驱动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创新驱动对高端服务业结构优化的作用,文章选取2000~2014年中国各省份的高端服务业和经济发展的数据进行分析,实证研究创新要素对未来中国高端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研究与试验发展支出等创新要素对高端服务业发展为正向影响。从全国整体格局分析,高端服务业的影响因素在东部、中部、西部不同区域的省份存在差异。东部地区领先的创新优势逐渐扩大;西部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偏弱。     

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关系研究

利用面板单位根、协整检验方法和面板误差纠正模型,根据中国30个省份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业技术进步与农民收入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东部地区存在从农民收入到农业机械化的单向因果关系,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不存在任何方向的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存在农业机械化和农民收入的双向因果关系,而中部地区存在从农业机械化到农民收入的单向因果关系。国家在制定相关的政策时,要从技术进步对农民增收的长期效应入手,并且要综合考虑各个地区农业机械化与农民收入间不同的因果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差异性研究———基于Ｔｈｅｉｌ系数和区位熵的视角

文章通过构建Ｔｈｅｉｌ系数、区位熵等指标体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区来源分布的演变规律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内部差异在三大区域中最大,其次是东部地区,中部地区的内部差异最小。从Ｔｈｅｉｌ系数的分解可以看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三大区域的组内差异和组间差异均处于不断下降的发展态势,并且组内差异的贡献率高于组间差异。从区位熵来看,北京、上海、广东的对外直接投资一直处于最领先地位,而湖北、贵州处于落后地位。     

金融包容的减贫效应研究——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数据，从贫困状态、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农户贫困状况，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金融包容对农户贫困减缓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包容能够显著减缓农户贫困；分区域来看，金融包容减缓西部地区农户贫困的效应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进一步作用机制分析发现：金融包容可通过促进农户家庭创业和教育人力资本提升来减缓贫困。     

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政策转型研究

东部产业向中部和西部转移是国家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的一大举措。广西作为西部省份之一,应当抓住这一良好的发展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努力培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促进自身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     

基础设施可获得性与特殊类型贫困地区居民的多维贫困——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基于2013年国家统计局新疆调查总队农村住户调查数据,选取四个维度9个贫困指标,运用自助法（bootstrap）考察了基础设施对多维贫困的影响和城乡差异,并对不同收入组的多维贫困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发现：（1）交通、卫生和生态基础设施均具有降低多维贫困的作用。（2）基础设施降低了农村住户的多维贫困,但是对城市住户多维贫困的影响不明确。（3）交通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周期变动的规律,卫生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逐渐变小,生态基础设施对降低多维贫困的贡献率呈现倒“U”型。（4）社会不安全加剧了居民,尤其是低收入人群的多维贫困状况。（5）卫生基础设施降低了中低收入群体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对高收入组的影响却不显著。     

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结构调整是经济步入新常态必然选择,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应该协调发展。文章借助于耦合协调度模型,以2001~2013年的中国30个地区间的数据为样本测算出我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总体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省份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较大。从发展趋势来看,我国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不断提高。人口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协调度存在地区差异,东部地区高于中、西地区。东部地区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中优化人口结构,中部地区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要精准定位、协调发展。     

广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政策转型研究

东部产业向中部和西部转移是国家协调东部、中部和西部平衡发展,缩小区域贫富差距的一大举措.广西作为西部省份之一,应当抓住这一良好的发展机遇,创造条件积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努力培植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促进自身产业的升级和经济的发展.     

中国制造业空间结构变动的实证研究:2003～2009

文章利用修正后的E-G指数测算了2003～2009年我国制造业28个产业的集聚系数,从时间、产业和地理分布三个维度深入分析制造业空间结构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制造业的空间结构表现出集聚与扩散并存的特性;技术密集型产业成为制造业高度集聚的主导产业,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加工型产业正向中度集聚水平靠拢,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集聚度逐渐变低;我国制造业主要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纺织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制造业正向河南、辽宁、吉林、山西和黑龙江等地区扩散。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差异分析

利用１９８５－２００８年期间的统计数据,对中国２９个省市间及３大区域间的ＦＤＩ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２９个省市间ＦＤＩ的绝对差异越来越小,并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趋势,相对差异则表现为“Ｗ 型”的趋势;三大地区内部差异显著,其中西部地区最大,东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整体而言,中国省市间ＦＤＩ的差异程度处于较高的水平。因此,为了缩小地区间ＦＤＩ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有必要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加大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区域开放程度,加强区域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