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地理标志农产品产业化的减贫增收效应——基于山西省110个县的实证分析

[目的]已有研究只注意到了地理标志产品的减贫增收效应,却并没有说明地理标志产品减贫增收效应的条件。文章旨在分析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农村发展的条件和路径。[方法]在理论上分析了地理标志产品促进农村发展的两条主要路径,并使用山西省110个县的县级数据和计量模型,采用OLS和加权OLS回归方法,分析了地理标志农产品及产业聚集度对农民人均收入和农业人均生产总值的影响。[结果]拥有地理标志农产品是县级层面地方政府的自然优势,但只有形成一定的集聚程度并达到产业化才能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并对当地的农民收入有减贫增收效应。[结论]认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减贫增收主要有两条路径,首先,区域竞争优势对与该农业产业相关的经济资源有很强的集聚效应,加快了当地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为实现产业化经营提供了一个新的"高位平台",从而促进农村减贫的进程;另外,推动当地农业的品牌化发展是地理标志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村减贫的另一条重要途径。     

创业扶持政策对农村创业减贫的影响研究

农村创业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有效方式,各地区通过创业扶持政策稳定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以就业扶贫和产业扶贫,对脱贫攻坚具有直接影响。但是,新冠疫情让原本经济发展能力有限的贫困地区雪上加霜,尽管政府及时出台扶持政策稳就业,但是创业仍然面临层层困难。那么,贫困地区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扶持政策,通过创业实现农村减贫脱贫,是当前脱贫攻坚期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以农村经济发展实际为切入点,深入分析创业扶持政策的减贫效应以及农村创业减贫面临的困境,给出对策建议。     

农业综合资源优化的减贫效应研究  ———以甘肃省贫困县（区）为例

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差别明显,同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减贫的效应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该文认为要消除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不应只依靠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由于农村贫困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在短期内仍然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还应当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作为减贫的主要思路。以甘肃省贫困县(区)为例,从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化、农村家庭综合收益的变化趋势和小山口村的减贫实践3个视角,对于农业综合资源优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基于双重差分模型的土地整治多维减贫效应研究*——以天水甘谷县为例

[目的]土地整治作为土地精准扶贫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具有促进农村减贫的作用已经在地方实践中得到充分体现,为使土地整治减贫作用更加精准化,文章在土地整治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导下,基于土地整治的多样性及贫困的多维特性构建了土地整治促进农村多维减贫的理论框架。[方法]在此基础上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对比分析了甘谷县贫困区实施土地整治前后及未实施的村中农户的自然资本、家庭人均收入、就业等的变化情况。[结果]土地整治的双重差分净效应D_(it)T_(it)均通过了显著性水平检验,系数β_3大于零。其中收入维度、社会维度、知识维度的净效应分别通过了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结论](1)土地整治显著增加了农户的自然资本和家庭人均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户的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和拓宽了农户获得技能培训机会和就业渠道。(2)土地整治具有多维减贫效应。其中,收入维度的减贫效应最为突出,社会维度和知识维度次之。(3)农户的家庭特征和村中的交通条件也是影响农户脱贫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三维资本、创业环境与创业企业绩效

本文基于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的调查数据,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与创业环境、创业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创业环境对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新型农业创业人才人力资本、心理资本对创业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新型农业创业人才社会资本对创业企业绩效影响不显著;良好的创业环境对创业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了县域共同富裕吗——来自长江经济带579个县域的证据

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如何有效促进以县域为基础的共同富裕对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尤为重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促进县域共同富裕提供了新思路。本文基于2006—2020年长江经济带县域的面板数据,运用投影寻踪法、综合指数法测度长江经济带县域共同富裕指数和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指数,并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与县域共同富裕的关系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研究期间,长江经济带县域共同富裕指数与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指数均呈波动上升趋势,且总体均呈现“下游高、中游平、上游低”的分异格局;(2)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呈显著的“U”型特征,对经济实力、发展动力和社会治理三个分维度的影响效应亦呈“U”型特征;(3)不同类型县域影响效应呈现差异性,中、下游县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县域共同富裕呈显著“U”型特征,但拐点不同;引领型、追随型和潜力型县域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对县域共同富裕的影响效应呈“U”型特征,拐点也呈现差异;(4)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通过企业引培和经济集聚等渠道影响县域共同富裕。本文研究结论为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提供了现实依据,为促进县域...     

社会资本和产业融合视角下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机制创新——以秦巴山区陇南片区为例

科技特派员创业企业能够将政府、企业、高校、科技和农户等多种资源有效集聚,是有效衔接产业扶贫、创业扶贫和智力扶贫的重要抓手,是切实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提升精准扶贫质量的重要途径。本文在科特派精准扶贫理论逻辑构建的基础上,运用多案例深入剖析了科特派创业企业通过社会资本和产业融合助推精准扶贫的现状,并对科技特派员精准扶贫的创新机制进行了探索性分析,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我国科特派创业企业参与精准扶贫提供科学依据,也为我国科技特派员制度体系的完善提供实践参考。     

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农村贫困效应检验：基于增长效应与分配效应的双重审视

基于2000～2016年国家重点贫困县的数据,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双重视角探讨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总体上,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不仅可以显著提升贫困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还能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居民收入分配不利的局面。但在不同贫困群体中,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对农村贫困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资本投入越多、劳动力投入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贫困地区,其基本公共服务可获得性的减贫增收效应与收入分配改善效应越大。农村扶贫开发应关注使基本公共服务减贫增收效应得以最大限度发挥的制度设计与政策配套。     

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以辽宁125位农户调查数据为例

本文以辽宁125位农户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社会资本因素对于农民创业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对农民创业意愿有显著影响;由于社会资本投资模式的差异,农村女性创业意愿低于男性;打工经历、风险偏好与创业意愿正相关。     

农村微型企业:创业者社会资本和初创企业绩效

本文运用多元调节回归方法,依据农村微型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对农村微型企业中经农民创业者动态发展的社会资本(即商业网络嵌入)与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农民创业者商业网络嵌入是影响其初创企业绩效的重要因素,不仅商业网络结构嵌入有影响,商业网络关系嵌入也有影响;同时,机会创新性对初创企业绩效虽然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但它调节了创业者社会资本和初创企业绩效的关系。     

公共支出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构建了一个具有一般性的公共支出与减贫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4～200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实证分析发现,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和农业性公共支出对减贫存在显著效应,但科教文卫支出作用并不显著。社会救济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75个百分点,基本建设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402个百分点,农业性公共支出每增加1%会导致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0.0584个百分点。各项公共支出的减贫效应排序为:农业性公共支出>社会救济支出>基本建设支出。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农村减贫效应:来自广东的实践

从服务广度和深度构建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评价模型,并探讨其农村减贫效应和作用机制。鉴于广东经济体量较大和区域发展不平衡,使用2013?2018年全省20个市(除深圳)的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广东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而区域间的发展差异较大。得益于服务广度、深度延伸以及经济增长的间接作用,全省普惠金融的农村减贫效应显著,而收入分配的间接作用不显著。珠三角金融资本存量较高,金融的横向化和纵向化均有显著减贫效应,而粤东西北地区的农村减贫主要依赖于金融的有效覆盖。     

精英俘获、收入门槛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减贫*——一个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文章旨在阐明传统农业地区金融发展在农村减贫中的作用发挥。分析精英俘获对农村居民间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为精准减贫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方法](1)利用数理分析的方法理顺金融减贫出现目标偏离的内在逻辑;(2)采用2009—2016年我国中部地区104个传统农业县的面板数据,构建以农村居民收入为门限变量的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的贫困减缓效应。[结果](1)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的作用呈现出鲜明的双重门槛特征;(2)当农村居民收入跨过第二个门槛值后,农村居民内部贫困减缓效果显著减弱。[结论]农村金融"嫌贫爱富"及农贷市场"精英俘获"现象是金融减贫效应呈现门槛特征的潜在诱因,而减贫资源更易被农村富裕的精英群体获取导致金融减贫的初衷难以落实,加大了农村贫困内部社会分化;该文建议,应站在乡村社会和乡村治理的角度反思金融减贫,建立金融减贫长效机制,以避免农村金融减贫工作陷入"内卷化"的窠臼。     

“双边”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户异地创业

流出地社会关系与流入地社会关系的相互交织,使得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关系网络具有典型的"双边"特征,这将如何影响农户异地创业?针对这一问题,本文基于2013年全国七市2527份农村流动人口调查问卷,具体考察"双边"社会关系网络与农户异地创业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社会关系网络的增强能够显著促进农户异地创业;从不同维度看,流出地社会关系与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农户异地创业的作用不尽相同,流出地社会关系对农户异地创业决策的影响更大,而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农户异地创业成功度的影响更大;流出地社会关系对农户异地创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前期物质资本的投入上,流入地社会关系对农户异地创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资本的传递上。通过上述分析,本文认为帮助农户走出异地创业困局需从促进其社会融合入手。     

产业融合中贵州现代山地农业发展路径研究

贵州具有丰富的山地农业资源禀赋,现代高效农业产业园区、农业组织带动、农旅融合发展和农村电商是其主要的山地农业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从其运行实践来看,可从统筹布局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改善制约融合发展要素、科学引导工商资本参与农业产业融合和创新农业产业融合力方面,提升山地农业融合水平。     

我国多功能农业发展研究——基于产业融合的研究

产业融合使现代农业的功能不断拓展.本文根据现有产业融合理论,对农业产业融合涵义进行了阐述,并对农业产业融合类型做了分类,在多功能农业定位的基础上,分析了农业产业融合对多功能农业的影响和相关效应.     

新疆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FGT贫困指数,基于Lorenz曲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进行测算,实证研究了1995年～2009年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测算,同时将贫困变动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伴随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收入不平等部分的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