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融合发展的减贫效应——基于四川省数据的分析

我国的城乡二元结构由来已久,农村的人才、资本等要素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差距不断加大,农村贫困地区陷入了贫穷的恶性循环,产生了区域性贫困等社会问题。伴随着国家战略的不断调整与逐步深化,城乡二元结构问题逐渐得到改善,我国在向着城乡全面融合目标不断发展的同时,减贫事业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减贫实践来看,贫困地区的脱贫离不开城市对农村的反哺,本研究以四川省为例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城乡融合与减贫的关系,以及城乡融合的减贫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城乡融合与减贫存在协同效应,城乡融合发展有明显的减贫效应;（2）城乡工资性收入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最大;（3）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和城乡医疗保障支出比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较大;（4）城乡经济总量和贫困发生率的关联程度较低;（5）城市化水平、城乡流通、技术进步和城乡社会保障等因素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效果相近,影响程度处于中等水平。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

本文在阐明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机制的基础上,采用2007—2016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分别从发展深度、空间广度及渠道维度三个方面,实证检验普惠金融减贫的门槛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渠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门槛与空间层面,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的抑制作用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益递增的特点,且普惠金融发展整体对农村贫困减缓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渠道层面,普惠金融减贫的直接渠道与间接作用渠道并存,直接路径中可获得性渠道发挥主要贫困减缓作用、服务质量渠道的作用尚未显著发挥,间接路径中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渠道均得以有效验证。     

新疆经济增长的反贫困效应分析

本文运用FGT贫困指数,基于Lorenz曲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进行测算,实证研究了1995年～2009年新疆农村贫困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减贫效应进行测算,同时将贫困变动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因素和收入分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使贫困发生率大幅度下降,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伴随近年来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收入不平等部分的抵消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     

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与农村减贫——来自中国微观数据的经验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和2014年的数据,本文从贫困率、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以贫困发生与否、贫困强度和贫困深度为被解释变量,分别从农户和社区两个层面实证分析了农村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的影响。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正向影响,尤其是农村自来水设施的可获得性对农村减贫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这一结论在考虑多种情形的回归分析中均保持稳健。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农村如何进一步实施精准扶贫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中国农民创业与农村多维减贫——基于“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模型的探讨

基于2004—2013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本文构建了目标导向型多维贫困指数以测度收入、健康、生活、教育和资产等目标导向的中国农村多维贫困,并采用最小二乘法和工具变量法实证研究了农民创业对农村多维减贫中的影响以及区域差异性。研究发现,中国农村的收入导向型多维贫困改善明显,但生活、资产和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则改善较为缓慢;农民创业对收入、健康、生活和教育导向的多维贫困指数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农民创业仅在东部和东北地区会促进农村多维减贫,而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不显著。未来中国农村扶贫工作的重心应是教育、健康和生活等非经济收入领域;充分发挥创业在农村多维减贫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鼓励农村创业企业为所雇的农民提供商业保险,更好地预防农村的健康导向型多维贫困。     

新疆农村“效率与公平”的贫困变动效应分析

新疆作为我国少数民族聚集的边疆省份,贫困问题的妥善解决至关重要。文章通过测试新疆农村地区1988-2012年间FGT贫困指数发现,新疆农村地区贫困程度呈现阶段性波动,而近几年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分配状况有恶化趋势。新疆农村地区经济增长水平较高,但同时收入分配状况却不容乐观。状态空间模型的计量结果显示:经济增长具有贫困变动负效应,可以降低贫困,而收入分配状况具有贫困变动正效应,加重了新疆农村贫困程度。相比之下,经济增长的不断提效虽然有助于改善地区发展状况,但是随之带来的收入分配问题却使新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大大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减贫作用。在此结论基础上,提出了相应建议。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与缓解相对贫困

文章基于CFPS2018年微观农户数据,从相对贫困发生率、相对贫困深度和相对贫困强度三个角度测度了农村贫困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利用Probit和门槛模型分析家庭劳动力就业结构对相对贫困的减缓效应。结果表明,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能够明显减缓相对贫困,但其减贫效果具有明显的门槛特征,当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占比较低时(14.29%~20.00%),其对这部分家庭的相对贫困减缓效应较高,超过这一占比,减贫效应有所减弱;分析影响机制发现,家庭劳动力分配中增加非农就业人数可以促进收入增加、降低收入不确定性进而减缓相对贫困。因而,应重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拓宽非农就业渠道,持续做好低收入家庭的就业帮扶工作。     

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及效应分析

首先,介绍森林食品产业减贫的作用机理,主要包括解决资源落后与发展滞后的矛盾;促进贫困地区收入增长;注重多方交流互动。其次,将森林食品产业的减贫效应分为社会减贫效应、经济减贫效应、生态减贫效应这3个部分。最后,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品牌宣传;增加产业联动效应;持续带动地区增收等建议,以期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再检验——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结合中国2010—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论表明:总体而言,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影响,即金融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之后才会降低贫困发生率;分地区来看,在包含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金融发展对收入贫困影响的倒U型趋势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发展通过经济增长渠道和人力资本积累渠道改善了收入贫困,而金融资源向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非贫困地区和非农部门的集聚可能"挤出"贫困人口的资金供给,不利于收入贫困的改善;此外,考察期内,金融体系并未通过影响收入分配而对收入贫困产生影响。本文进一步从金融视角探讨了改善收入贫困的政策启示。     

农业综合资源优化的减贫效应研究  ———以甘肃省贫困县（区）为例

各地区的资源条件差别明显,同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对于减贫的效应也必然存在较大差异。该文认为要消除贫困地区经济增长与减贫的非均衡性,不应只依靠将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由于农村贫困人口从事第一产业在短期内仍然具有比较优势,所以还应当把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民基本生活条件改善作为减贫的主要思路。以甘肃省贫困县(区)为例,从特色优势农产品产业化、农村家庭综合收益的变化趋势和小山口村的减贫实践3个视角,对于农业综合资源优化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     

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增收、扶智与扶志——基于陕西省821份农户调研数据

本文基于扶贫与扶智、扶志相协同的视角,阐释了农业科技扶贫促进贫困减缓的理论机制,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法和陕西省科技扶贫重点县域821份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农业科技扶贫的多维效应及减贫效应的组间差异。研究发现,农业科技扶贫能够显著促进贫困地区家庭收入、农技水平及持久脱贫信心的提升,具有增收、扶智和扶志的多维减贫效应,但不同科技扶贫模式的减贫效应存在异质性。同时,与非贫困户相比,参与农业科技扶贫对贫困家庭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和扶智效应,但在持久脱贫信心方面成效并不显著。本文研究的政策意义在于推进农业科技扶贫,是贫困地区家庭增加收入水平、提升生产技能并增强内生脱贫动力,从而实现扶贫与扶智扶志协同推进的重要路径。     

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基于教育层级与门槛效应双重视角的实证分析

公共教育投入对贫困减缓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扶贫的效率,是教育精准扶贫的重要内容。文章采用200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从教育层级以及门槛效应的角度实证分析了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不同教育层级的减贫效应存在差异,中等职业教育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最大;各个层级公共教育投入与贫困减缓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同时大部分地区公共教育投入均未突破门槛值和达到"拐点";公共教育投入的减贫效应存在区域差异。因此,有必要优化不同教育层级之间的投入,并适度扩大职业教育投入,同时促进区域间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     

农民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基于内生转换回归模型的实证分析

[目的]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特征，在精准扶贫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合作社减贫的农户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对于完善和优化合作社产业减贫政策，健全贫困治理长效机制，助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文章基于2018年云南、贵州、陕西和甘肃4省欠发达地区1 55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ESRM），通过构建“反事实”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合作社对农户所产生的收入效应及其异质性特征。[结果]（1）与未入社的农户相比，入社为其家庭总收入带来了约32.26%的收入增幅。合作社对非贫困农户、高收入分位数农户、中青年农户的减贫增收作用最明显。（2）除了对贫困农户财政性收入影响不显著外，合作社对不同贫困属性农户其他不同来源的收入均有提高，对贫困农户的农业经营性收入影响最明显，对非贫困农户的财产性收入影响最明显。（3）土地面积、生产性资产值、人情往来支出、户主受教育年限、是否参加专业培训、建档立卡户、是否有合作社、主要地理环境均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学生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入社决策。[结论]在积极培育和发展合作社，鼓励合作社由“重数量轻质量、重服务轻规范”向高质量发展转型的同...     

21世纪以来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研究

目的 农业基础设施不仅是农业稳定生产的重要基石,也是农村贫困治理的重要手段。探究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对未来相对贫困治理和减贫经验总结意义重大。方法 文章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SAR）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分析21世纪以来中国农业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及内生机制。结果 农业交通基础设施中的公路密度、河道密度和铁路密度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1.424、0.03和0.05个单位;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中的人均装机容量、水土流失治理能力和每公顷塑料薄膜用量分别显著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0.122、0.212和0.011个单位。从控制变量来看,每千人播种面积,农村人均教育水平和人均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也发挥着积极的减贫作用。由减贫机制可知,农业基础设施主要通过降低农业自然灾害和增加农业产值,进而提高农户收入和降低农村贫困发生率。结论 应尽快完善农田田间道路、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和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强农村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促进农业增产和农村减贫。     

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非线性研究——基于PSTR模型的分析

本文利用2003—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基于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研究了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都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关系,呈现鲜明的门槛特征。在门槛值前后,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广度和贫困深度的影响由促进转变为抑制,并且抑制效应随着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对贫困强度的影响始终表现为抑制,跨过门槛值之后,其促进农村贫困强度降低的速度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不明显。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减贫效应的地区差异显著,考察期间,除青海、宁夏、海南3个省域外,其他省域的农村非正规金融发展为各自地区的农村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且尤以河北、辽宁等9个省域最为明显。     

农业科技投入对减缓农村地区贫困的效果评价——以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为例

文章以湖南省2012年20个国家级贫困县数据为样本,应用三阶段DEA模型,对各县域剔除环境因素、随机误差影响前后的农业科技投入对于农村贫困作用的效果进行了测度和分析。研究发现,加大农业科技投入仍然是湖南各县减贫的关键,且湖南应根据各地区效率差异采取不同导向政策。另外,政府财政补贴的增加与金融发展,并不利于减贫的改进,反而加剧贫富差距;而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扩张以及对教育、医疗、信息化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则能有效改善农村贫困。     

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21个省份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以及相关统计数据,全面分析了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可获得性,直接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改善效应在处于不同贫困强度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之间存在差异:能够显著改善贫困强度较轻(处于一维贫困和二维贫困)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但对贫困强度较重(处于三维贫困及以上)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的贫困状况没有显著影响;并且,中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贫困劳动年龄人口的个人收入水平,间接改善他们的多维贫困状况,但这一机制对不同维度贫困的改善效应也有差异:能显著改善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在收入、教育和就业维度的贫困状况,不能显著改善他们在健康和保险维度的贫困状况。本文认为,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是实现中国农村地区脱贫攻坚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要进一步促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增强其对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多维贫困的改善效应,引导农村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扶贫。     

扶贫政策、收入分配与中国农村减贫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特征。农村扶贫政策的实施从生产能力、市场参与和缓解脆弱性等角度改善了贫困地区农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机会和能力,有劳动力的贫困农户如果能够参加扶贫项目,其收入增长速度是非常可观的。扶贫政策的实施促进了中国农村减贫的进程,缓解了收入分配对减贫的负面影响,使经济增长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扶贫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瞄准偏差,是导致"益贫困地区"大于"益贫困户"的原因之一,未来的农村扶贫政策需要在加强扶贫资金投入的同时提高扶贫资金的瞄准效率。     

多维贫困视阈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作用机理与空间效应——来自新疆南疆四地州深度贫困县域的经验证据

农业政策性金融是深度贫困地区开展脱贫攻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性政策金融之一。本文选取南疆四地州19个深度贫困县(市)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通过收入型贫困、教育型贫困与医疗型贫困三个维度,利用空间面板模型,深入探讨了深度贫困地区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多维贫困视阈下抑制贫困的非线性空间数量关系。研究表明:农业政策性金融在深度贫困地区的减贫效应明显,且该种效应在区域内部与区域之间有较大差异;在一定条件下,农业政策性金融减贫的空间溢出效应甚至比直接效应还要显著,即一个深度贫困县(市)农业政策性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另外一个深度贫困县(市)的贫困水平;此外,农业政策性金融的空间溢出效应在收入型贫困与教育型贫困方面最为显著,但对医疗型贫困状况的抑制作用却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