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性研究

文章运用PVAR、耦合协调和莫兰指数模型对我国2015年—2019年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动态耦合协调性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整体两系统发展水平呈波动式上升态势,但东中西部地区差异性较明显;在互动关系上,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我国整体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稳步上升态势,且从东部到西部梯度递减;在耦合协调空间关联关系上,东部地区呈“高—高”聚集特征,西部地区呈“低—低”聚集特征,中部地区则不显著。今后应进一步发挥东部地区对中西部地区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提高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分析

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已有的研究基础上,结合金融发展理论,首先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进行了度量,得出东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最高、西部其次、中部第三、东北最低的结论;然后利用泰尔指数及其分解法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进行了度量分析,发现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在1992年-2009年间呈“U”字型走向;最后利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对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证明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水平差异是外生因素（政策因素）和内生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共同作用的结果。     

中国省际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比较研究

基于对生态文明内涵的理解,从生态经济、民生改善、生态环境、生态治理和生态文化五个方面构建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全国30个省市区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对全国各省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进行区域空间分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差异性较大,基本呈现出三大地带梯次下降的地域分布态势,其中京津和江浙沪一带生态文明发展水平最高;东部省区的生态文明发展水平具有绝对优势,中部省区略低于东北省区,高于西部省区;在各省区中,东部和中部省区区域内差异较大,西部和东北省区区域内差异较小。通过进一步分析,认为提高五个系统层的协调度是提高东部和东北省区生态文明发展水平的关键。     

长三角一体化综合测度与协同治理研究

打破“以邻为壑”，探究协同治理模式成为长三角城市群战略性选择。文章从区域协调发展、创新产业共建、基础设施服务、生态环境共保和高水平协同开放五个方面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综合测度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分析2012—2020年长三角各城市一体化水平差异与动态演进特征，并构建三方演化博弈模型，揭露长三角城市协同治理内在机理。研究发现：长三角东部城市一体化水平显著高于西部城市；长三角一体化水平较高城市主要集中在早期加入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长三角一体化水平总体差异主要源于省域间差异；长三角城市协同治理模式趋向于常态化参与一体化发展，政府奖励并不是越高越好。     

黑龙江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及差异分析

为推动黑龙江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DPSIR模型构建适用于黑龙江省的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取熵值法和功效系数法对黑龙江省各区域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用泰尔指数法以及核密度估计对黑龙江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地区内和地区间差距及差异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黑龙江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得分逐渐上升,东部远低于全省,北部2016年起逐渐上升至与全省持平,西部与南部高于全省水平。黑龙江省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差异来源于区域内差异,由于东部部分城市受经济社会驱动力不足、资源环境压力大等原因导致绿色经济高质量综合发展水平落后于其他城市,呈两极分化状态。     

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差异及分布动态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发展阶段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环节.研究中从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环境4个方面构建了衡量区域协调发展的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了2007-2019年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法揭示了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差异来源,运用Kernel密度估计法刻画了其分布动态及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存在区域分布不均衡,且东部最大、西部次之、中部最小的分布特征;(2)中国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差异主要来源于区域间差异,呈逐步缩小态势,中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在逐步缩小;(3)中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区域协调发展水平核密度分布曲线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基于此,应当加快打破区域边界,推动区域开放合作交流,促进经济、社会、基础设施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而推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     

高质量就业视角下我国省级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水平及区域差异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从高质量就业视角出发构建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测算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区、市)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水平，同时采用基尼系数法测度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的差异程度，揭示区域差异的演变趋势。研究表明，2011—2020年我国公共就业服务供给水平明显提高，10年间总体增长幅度约为38%;供给水平呈“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不同区域的提升速度存在差距，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投入类指标供给呈“东多西少”的分布情况，西部地区的产出类指标供给水平最高，效果类指标的供给水平由高到低依次是东部、西部、中部、东北地区。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总体基尼系数保持在0.23左右，供给水平的整体发展较为均等，具体来看，东部和西部地区基尼系数高于我国平均值，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基尼系数保持较低水平；部分区域间差异显著且存在进一步分化趋势，其中东部与西部、东北、中部地区的区域间发展差距较大。因此，未来应推动公共就业服务财政投入均衡，重点缩小东部和西部的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差距，建立多元化供给模式并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充分发挥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在促进社会整体高质量就业中的作用。     

榜样的力量——东部归来话西部

从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总体特征看，由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呈梯度差异，社会生产力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的逐级扩散、梯度推进，是一个客观必然的过程。但是，当前中西部地区发展的条件与东部当年的情况是有很大差别的。 　　 东部发展经历与西部的不同之处 　　 　　第一，前 20年，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传统产业的高速度数量扩张；当前，中西部地区经济的数量扩张却遇到了障碍：一是外需增长减缓，二是内需水平较低，大多数传统产业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因此，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数量增长模式来实现。 …     

内蒙古沿边地区与腹地经济互动发展初探

一直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并不平衡,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发展差距较大。为此,我国先后提出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对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协调互动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也提出：坚持扩大开放与区域协调发展相结合,协同推动沿海、内陆、沿边开放,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作、均衡协调的区域发展格局。     

我国各省市建筑业竞争力评价与分析

运用数理统计方法对我国内地31省市（不合港澳台地区）2006—2008年建筑业竞争力进行综合评价和分析．发现我国各省市建筑业发展极不平衡,呈现出梯度分布和区域分布特征,少数省份建筑业发达,大多数省市发展落后,东部沿海地区发达,西部地区落后。     

中国区域生产效率与西部经济发展研究

文章利用1998—200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SFA模型估计了估算了中国各省和三大区域1998—2008年的TFP水平及其效率变化和技术进步指数,研究发现要素投入差异是我国地区差距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在此基础上,文章认为西部在TFP方面要想和东部地区缩小差距在短期相当困难,西部能够缩小和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最优路径就是使自身经济更开放,突破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建立以中期以制造业为核心并重心逐渐向服务业转移的长期经济发展体制,动态提高区域TFP以缩小与东部地区的TFP和经济差距,以达到共同发展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内涵及水平测度研究

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测算2010—2019年中国31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基于聚类分析法对数字经济进行动态和静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指标中,数字产业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最大,数字基础设施影响较小;中国省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呈现非均衡的状况,上海和北京位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领先区;发达区主要分布在东部区域,而中等区和落后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区域;发达区和中等区与领先区的差距逐步缩小,落后区与前3个区域差距有扩大的趋势。     

中国区域经济收敛与地区差距的再检验

本文首先收集1985—2006年中国28个省市数据验证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条件β收敛和绝对β收敛,然后运用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来分析造成我国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距的原因。实证结果显示,我国自1985年来区域经济增长没有表现出收敛性。当我们将全国划分为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后,我们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收敛,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不收敛。Blinder—Oaxaca分解结果显示,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中西部地区实物资本投资不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商直接投资和开放程度在地区差距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教育和地理位置的优惠政策的作用则越来越小。     

基于DEA-Malmquist方法的中国航天航空制造业区域技术创新效率研究

基于生产前沿面的数据包络分析法,以1996-2014年鉴中中国航天航空制造业东、中、西三大区域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DEA-Malmquist指数法,研究了中国航天航空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效率并进行区域性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中国三大区域的技术创新发展不均衡、不稳定,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略低,存在投入产出冗余,且目前中国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主要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急需调整投入产出的配置比例,提高整体的技术创新效率。     

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基于经济四部门视角

文章基于我国2005至2016年的分省数据，采用SMR和基尼系数法刻画了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趋势，并通过构建多样化空间关联模式，运用空间偏微分方法，从经济四部门视角验证了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从我国区域金融风险的时空演化来看，在时间维度上，大部分省份仍存在较高的金融风险，在空间维度上，样本考察期内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金融风险地区内差异较大，中部较小，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金融风险的地区间差异最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最小；区域内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是导致区域金融风险时空演化的主要原因，且区域间的风险外溢效应加大了对区域金融风险的冲击作用。因此，国家防控金融风险要切中要害，从区域金融风险的源头抓起，充分考虑地区之间的空间关联，防止区域内外驱动机制对区域金融风险的放大作用，避免决策偏误。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制造业工资基尼系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1998～2006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对FDI对制造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FDI有利于缩小我国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FDI缩小制造业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原因在于其能够更多地拉升制造业中低收入行业的相对工资,该作用在东部地区要大于中西部地区;FDI能提高制造业的相对工资,但这种作用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因此,FDI虽然缩小了制造业行业间的工资收入差距,但是客观上扩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制造业的工资收入差距。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最后提出了一些缩小制造业行业间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及空间差异演变

考虑到惯用的可分解组合的锡尔系数的缺点，故用独立锡尔系数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理空间单元的农民收入差异情况进行测度。研究认为：农民收入差异在拉大，大部分省域农民收入水平都低于全国平均值，农民收入水平从东向西呈阶梯状分布；1995年以来．不同地理空间范围内的农民收入差异具有分层现象，差异程度由高到低依次是东西部、南部、全国、北部、东中部、东部、中西部、西部、中部；中部、西部、中西部的省际差异不大，其余层次的省际差异突出。全国、南部、北部、东部、东中部、东西部省际差异的演变轨迹高度相关，它们与中部、西部、中西部省际差异的演化轨迹负相关。     

东西部经济态势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关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西差距不断扩大,即使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后,这种不断扩大的趋势也没有得到有效的扼制。就东西部经济发展态势与其民营经济发展差距的相关性进行实证分析,发现东西经济发展差距与民营经济发展差距呈强正相关性,从而证实了“东西差距的根本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差距”的论断。     

制造业集聚对效率的影响研究:抑制还是促进——基于地区和要素密集度分类的PSTR分析

文章在描述中国不同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征事实基础上,基于要素密集度分类法,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个二位数制造业2000-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非期望产出数据包络法求出效率,同时使用工业企业数据库求出各省综合EG指数,采用PSTR模型分析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制造业集聚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引入非期望产出的制造业集聚与效率并非呈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将制造业分为集聚推进型,集聚递减型和过度集聚型,部分制造业出现一个甚至多个门槛值;(2)部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已处于过度集聚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也出现了严重的过度集聚现象;(3)集聚递减型和过度集聚型制造业的效率与集聚出现了负向关系,说明集聚并非越大越好,负外部性严重影响着产业的生产效率;(4)东、中、西部地区效率与铁路密集度都呈现负向关系,地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没有跟上集聚水平的提高。东、西部地区效率和能源呈负向关系,而中部逐渐转变为正向,说明东部拥挤和西部能源利用效率低已经严重阻碍当地经济发展。西部专利与效率呈负向关系,提高创新效率是解决收入差距的关键。     

FDI知识溢出效应对中国能源强度的区域性影响

本文运用DEA方法测算出我国东、中、西部三大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分解为纯技术效率、技术变化和规模效率,以此作为技术进步的代表量,分析各个区域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及其对当地能源强度的影响。得出的研究结论为:第一、东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体现在纯技术效率上,中部地区体现在纯技术效率和技术变化上,西部地区体现在技术变化上。第二,东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对本地区能源强度的影响不显著,中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提高了本地区的能源强度,西部地区FDI的知识溢出能够显著降低能源强度。本文的政策含义是:东、中部地区应该提高引进外资的技术和能耗门槛,提高外商直接投资的知识溢出效应;西部地区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的市场氛围,吸引更多更好的FDI,并注重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