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里克之谜”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的演进

“帕特里克之谜”曾是20世纪困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一个金融经济问题。其实质是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争论。文章围绕“帕特里克之谜”与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的主线，分析了西方有代表性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内在联系、发展趋势，并总结了西方金融发展理论演进中的三条不同的研究路径。文章认为，帕特里克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论述是金融发展理论重要的思想和理论渊源．西方金融发展理论研究路径的演进也正是针对“帕特里克之谜”而展开的多视角的分析和拓展。     

西方经济学效用范式的逻辑缺陷

“效用”是西方经济学最基础、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效用理论”是微观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但正是这个支撑西方经济学理论大厦的柱石,却在讲稿多方面表出逻辑的混乱和矛盾，从而使们不得不对西方经济学“效应理论”的科学性产生怀疑。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哲学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哲学对当代西主社会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异化问题”、“消费主义文化问题”“社会危机”问题的分析和批判上，本文分析了他们的理论得失有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借鉴意义。     

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研究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西方公司金融理论在我国的应用也日益增多.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使用前提是完全理性市场,而我国资本市场和公司治理结构还很不完善,因此简单照搬西方公司金融理论来研究我国的公司金融问题,则研究结果往往是不可信的.本文首先简述了西方经典公司金融理论的发展过程并指出了其研究的前提条件,然后回顾了我国公司金融研究的实际情况,在此基础上指出了西方公司金融的理论前提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现状之间存在的种种区别,最后说明在我国公司金融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到我国公司特有的治理结构和资本市场的有效性.     

西方福利经济理论的争端与困境——基于马克思文化观的批判与纠偏

尽管新福利经济学凭借严谨周密的数理分析成为西方经济福利问题研究的主流理论，但是越来越多的西方福利经济学者也意识到，舍弃文化价值的新福利经济理论，其指导现实发展实践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然而囿于理论筑基和研究方法局限，西方福利经济学者对文化价值的争辩多为直觉判断，相关研究也零散而不成体系。基于马克思文化观审视，西方福利经济理论以“偏好”分析替代经济中的“需要”研究，并舍弃经济发展的文化维度而以人的“均质”理性假设抽象研究现实的复杂社会劳动关系，其理论分析范式无法完成现实发展实践的从“物本位”的单纯经济增长到“人本位”的社会全面发展转换的科学引导。通过对西方福利经济学文化价值核算的纠偏，证明经济福利既包含有形社会财富，也包含文化等无形社会财富；忽略经济发展中的文化价值，必然导致对经济福利成果的价值低估和对社会发展水平的错误判断。马克思文化观对经济福利中文化价值的科学揭示，不仅为现实经济发展实践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指引，同时也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高质量发展中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指导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教授最近发表了《经济学教学和研究中的一些问题》一文（载2005年《高校理论战线》第9期、《经济研究》第10期），明确地指出了客观存在的事实：“一段时间以来，在理论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西方经济学的影响上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被削弱和被边缘化。”“有人认为西方经济学是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一些经济学者也公然主张西方经济学应该作为我国的主流经济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经济研究工作和经济决策工作中都有渗透”。     

西方庸俗经济学理论对中国的误导

通过对西方经济学理论庸俗性表现的反思，可得出如下结论：（1）不能割裂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个人与集体的联系，而过分宣扬“经济人”或“理性人”的假设；（2）不能割裂经济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而孤立地研究经济。对于西方经济学理论，不能仅仅研究其理论本身，还应研究其产生的思想和文化背景；不能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模式，不能过分倚重或迷信经济数量分析。对于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放在中国的历史、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这样的大背景下来开展研究和寻求解决途径。     

关于马克思重大理论贡献的新思考——兼评中国经济改革“指导思想转型论”

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理论贡献，除揭示和“发现”唯物史观、剩余价值规律外，还包括第三大理论贡献，即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方法。政治经济学“六册计划”结构和《资本论》“大写的逻辑”是这一方法的结晶。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与西方范式理论在研究对象、规定性、方法论等方面是有区别的，后者应从属于并纳入前者的框架。发展马克思经济学逻辑体系构筑学说，要积极借鉴和吸收西方范式理论和其它优秀成果，并在综合基础上搭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框架。     

西方经济地理学区域研究的新视角--论"新区域主义"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以业，区域经济研究在西方经济地理学界迅速复兴，产生了被称为“新区域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和政策导向。文章介绍了“新区域主义”出现的背景，论述其特点及理论渊源，分析了“新区域主义”的发展脉络与新动向和政策导向，最后评述了“新区域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讨论了其存在的问题。     

中、西方公司治理理论综述

公司治理理论的系统性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综观国内外有关文献，现将中西方学者关于公司治理理论研究观点综述如下。     

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激励空缺”问题初探

<正> 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是指国有企业高层经营管理人员,尤其是指以公司形式存在的国有企业董事长和总经理。关于代理阶层激励问题的研究,现在最为活跃的是西方企业理论,尤其是代理理论。不过,西方代理理论虽然非常有助于我们从理论上分析认识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的激励问题,但对于该问题的解决则存在一定的局限。本文从行为科学激励理论的角度出发,针对我国国有企业代理阶层“激励空缺”问题,提出填补“激励空缺”的建议。     

对我国企业财务管理目标的初探

长期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财务管理理论，将“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上市公司财务管理的目标，而非上市公司则将“企业价值最大化”作为其财务管理的目标。两者的本质是一致的，将股东财富最大化作为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与“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比，显然是一大进步，它考虑了货币的时间价值、风险和收益的关系及投入和产出的关系等。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的元素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有三个重要元素，分别是中国传统理财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的“道”和西方财政理论的“术”。从历史理财智慧而言，中国古代产生了儒家、道家、法家等一系列理财思想，新时代对历史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而言，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立足财政本质，形成了财政价值主体、内生动力以及社会形态等多种科学理论，新时代立足国情进行了中国化调适。西方财政理论基于“市场失灵”提出了多种学说，对当前我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重要启示，新时代立足本土进行了合理化借鉴。学界分别从西方财政理论本土适用讨论、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中国化探讨与历史经验现代化镜鉴展开了大量研究，但互为割裂。本文将三者进行了融合，或可从一个新的视角解构中国气派的财政理论与治理实践，并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提供新的学术参考。     

MBO——我国企业改革的新浪潮

MBO(Management Buy—outs)即“管理者收购”、“管理层收购”或“经理层融资收购”，是指目标公司的管理者或经理层利用融资借贷所获得的资金购买所服务公司的股份，从而改变公司的所有权结构、控制权结构以及资产结构，进而达到重组本公司并获得预期收益的一种收购行为。管理者收购兴起于上个世纪60—70年代经济危机和股市泡沫洗礼之后的西方各国，进入80年代以来，其被视为减少公司代理成本和管理者机会风险成本的可行手段而得到迅速发展，到了90年代、MBO又被众多学者、专家视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多数投资者也认为有管理层直接持股的公司更值得信赖。总结西方国家管理者收购支持者的观点，其主要认为，管理者收购之所以流行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价值创造、管理机会主义、税收利益及企业家精神等，其中价值创造是主要的理论基础。     

论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

中国经济学研究目前出现在抛弃“苏联范式”的同时，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倾向。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条件与我国经济实际存在重大差异，实践也没有证明其是最好的研究范式、对研究我国的经济现象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不能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范式”。应该有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并剖析经济学研究的“中国范式”构建的道路。     

西方公司理论的变迁

古典、新古典经济学家对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带来的委托代理问题、公司治理问题、激励问题等作了初步研究，奠定了现代公司理论的基础；制度经济学家对股份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问题作了深入、系统分析，其结论直到今天仍是最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由于信息理论、合同理论、激励理论、委托代理理论等的突破及其研究方法引入公司理论中，西方公司理论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现代西方经济法产生和存在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现代西方经济法产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在于“市场失灵”理论和“国家干预”理论。“市场失灵－国家干预”经济法理论模式对于研究中国经济法具有积极意义。     

东西方管理理念在企业的冲突与融合

理论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兵家以及《周易》和佛学等众多学术流派。通过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个体道德感和责任感的培养，即形成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舍生取义”等。东方管理理论的精髓和创新在于“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就是“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另一方面是“人为为人”。他们的观点构成了西方管理理念发展的轨迹，从经济人、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到复杂人的转变。西方的人性理论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充实，为企业发展而提出，以效益为目标，其发展经历了“对工作与组织的研究呻对人与组织的研究_÷对生产与营运过程的研究-＋对企业文化的研究_÷对以人为本的研究_÷对以人力资本为依托的知识管理的研究”的过程。     

"经济人"假设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经济人"与"人格化资本"两种不同规定的本质区别

“经济人”假设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研究方法根本区别所在的重大理论问题，作者从新的角度揭示它的实质，指出它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区分了“经济人”与“人格化资本”两种不同概括的本质区别．以期揭示“经济人”概括研究方法上的唯心史观本质。     

西方主流战略管理思想的技术经济理性

随着民营企业的崛起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和高层管理者开始关注企业的战略问题。然而 ,先进的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和原则运用到中国企业中并不能产生它预期的效果。为了探讨这个问题的根源 ,文章首先研究了西方管理“理性”的哲学根基 ,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西方战略管理的“技术经济理性”特质 ,指出了基于这种“理性”基础上的西方战略管理理论发展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