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制造企业作为人工智能创新战略的重要载体，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2015—2019年596家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从组织外部竞争和内部生产要素视角，通过构建个体固定效应非平衡面板模型，探讨人工智能创新驱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人工智能创新能够有效推动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创新双元性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无显著差异，而行业竞争能够强化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地，不同子行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差异，劳动密集型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能够促进高质量发展，而资本密集型企业人工智能创新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结论不仅有助于揭示人工智能对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还可为企业制定人工智能创新战略提供重要启示。     

绿色财政政策与企业绿色创新——基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企业绿色创新是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探讨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是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了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综合示范城市试点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这种促进作用呈现逐年增强的动态持续特征。进一步研究发现,综合示范城市试点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非资源型城市的企业中表现更强,且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改善企业财务绩效和环境绩效。因此,重视绿色财政政策的作用,推动企业绿色创新;激发资金配置和创新补偿效应,畅通绿色财政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的作用渠道;提高市场化程度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发挥绿色财政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制定差异化绿色财政政策,保障政策效果精准发挥。     

资本市场开放下企业创新策略选择

本文以2010—2019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应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研究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沪港通的开通提高了标的企业实质性创新投入，但是也助长了策略性创新行为。路径分析表明，沪港通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内源融资与改善外部信息环境，缓解融资约束与信息不对称性，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资本市场开放制度、提高政策甄别能力与扶持企业创新。     

人工智能产业政策的创新促进效应——来自企业专利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7年至2021年地市层面人工智能产业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将企业基本信息与专利数据匹配构建月度面板数据,运用交错双重差分法进行创新促进效应估计后发现: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对于地区、企业层面的创新水平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的创新促进效应因政策类型、企业特征而存在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可以通过政府补贴、产学研协同和引致创业等路径激励企业积极从事创新活动。因此,地方政府应加快构建有利于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支持体系,出台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配套实施细则,统筹利用供给型、需求型、环境型产业政策工具,加快建立与人工智能创新趋势相适应的配套监管机制和规范框架,促进人工智能企业的创新水平。     

非效率资本市场定价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创新质量提升已成为推动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但我国创新活动仍存在低质低效的问题。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和创新驱动发展的背景下，探究资本市场环境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寻求企业高质量创新突破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表明：非效率资本市场定价显著削弱企业创新质量，使其陷入创新困境。作用机制分析发现，股价高估会导致企业为迎合投资者而采取策略性创新，而股价低估会削弱企业研发投入的积极性，这两种倾向均不利于企业创新质量的提升。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当企业股权融资依赖度高、短期业绩压力大、信息不对称程度强和代理问题相对严重时，非效率资本市场定价对企业创新质量的负面影响更突出。依据上述经验证据，政府可借助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定价效率，企业应通过公司治理水平和信息披露环境的优化积极应对资本市场短期压力下的低质量创新诱导倾向，有效地增强高质量创新能力。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韧性：内在机制与实证检验

面对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冲击,探究人工智能如何影响制造业韧性对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人工智能纳入提升制造业韧性分析框架,从抵抗力、恢复力、革新力三个维度构建制造业韧性指数,并利用2006—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人工智能能够显著促进制造业韧性提升,该结论经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的异质特征,在信息基础设施水平较高、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和中部地区更为显著;(3)人工智能不仅可以直接增强制造业韧性,还能通过促进产业专业化集聚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方式间接对制造业韧性产生积极影响,而产业多样化集聚和模仿创新的传导路径还不明显;(4)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韧性的影响具有正向边际效率递增的非线性动态演化特征,但这种网络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则表现出正向“N”型的门槛特征。本研究为新发展格局下政府和企业更好地释放人工智能赋能红利以及提升制造业发展韧性提供了重要启示。     

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环境规制政策从短期来看,客观上增加了工业企业的运营成本,但是从长期而言,则可能对工业企业技术和创新投入产生影响。以我国2009—2014年省际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为支撑,利用面板数据研究我国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有效促进了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技术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于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有积极的影响;环境规制有效促进了我国工业企业创新效率的提升。环境规制政策推动技术创新和发展,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创新政策研究视角。     

创新生态系统构建促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基于组态分析视角

伴随着新发展理念的深入落实,各地区加快了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及建设创新生态的步伐。尤其对于资源型地区而言,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和严重的“体制阻变效应”,亟需借助创新生态战略政策突破资源锁定效应,走上高质量发展之路。基于MLP(multi-level perspectives)视角,从创新利基、创新体制和创新景观三个层面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影响资源型区域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模型,以全国26个资源型地区为案例,运用fsQCA与NCA方法分析创新生态系统多重因素影响资源型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复杂的因果机制。研究发现存在三条驱动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创新利基驱动发展转型、体制机制驱动转型和创新环境驱动转型。存在四条引致资源型地区非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整体要素贫乏型、资源—政策抑制型、资源—政策—产业规制抑制型和资源—环境缺失型。创新主体对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发挥着普适作用,政策驱动是促进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设施与创新环境需要与其他条件发挥协同作用才能达到较好的效果。研究结论对揭示资源型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化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瞪羚企业认定是否提高了企业创新质量

瞪羚企业认定是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措施,旨在培育高科技、高成长性企业,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研究瞪羚企业认定能否切实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利用2005-2018年新三板企业数据和PSM-DID方法研究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瞪羚企业认定对企业创新质量有正向促进效应,且这种效应在地区和企业层面均存在异质性;②人力投入是瞪羚企业认定发挥作用的重要渠道;③制度因素对瞪羚企业认定影响的调节效应有限,意味着我国市场化改革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仍需进一步完善。最后,为政府有效开展瞪羚企业认定工作、促进企业提高创新质量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和动态能力的中介效应

文章以2010—2021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动态能力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即数字化转型的提高会提升企业的动态能力,而动态能力的提升又会使企业绿色创新能力得到提升;环境规制在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创新之间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当环境规制力度增强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也会增强。因此,制造业企业应当提升自身的数字化水平,以提升企业的绿色创新能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来自中国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的经验证据

本文旨在考察优化营商环境是否有助于消除寻租影响、促进企业市场创新。基于世界银行对中国企业营商环境的调查数据,利用二值选择模型研究发现,在市场机制尚未健全的转型经济中,寻租作为非正规补偿手段和"关系资本",一定程度上对市场创新产生了扭曲的正面影响;优化营商环境显著影响企业寻租与市场创新的关系,对消除寻租影响、促进创新有积极作用。分样本研究结果表明,优化营商环境显著调节寻租对企业不同创新活动的影响,有利于无寻租企业开展自主创新。本文结论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消除体制性的负面产物,进而提高市场创新活力提供了政策启示。     

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赋能效果——产业结构优化视角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抓手,深刻影响着中国绿色发展的路径选择偏向。结合非连续性技术创新理论与中国现实情景,从产业结构优化视角构建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绿色增长的逻辑框架,并利用2010—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结果表明,人工智能通过技术红利效应直接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引入地区高校平均科技产出和《中国制造2025》政策冲击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修正后,人工智能的绿色增长效应仍显著存在。机制识别揭示,人工智能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驱动绿色经济增长,二者在人工智能绿色增长效应中的相对贡献分别为20.33%和8.35%。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人工智能的结构红利在要素市场扭曲程度更低、创新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制度环境更完善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从而可以更充分释放其对绿色增长的赋能效果。拓展性分析发现,人工智能对绿色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本地人工智能发展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绿色发展绩效存在辐射带动作用。聚焦产业结构升级与绿色发展双重视角,可为塑造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技术竞争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人工智能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研究——基于Stanford AI指数的实证检验

数字经济下数字技术如何影响数字贸易是现有研究关注的热点,但对人工智能如何影响数字贸易研究不足。利用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指数并结合各数字服务行业数据强度构建“出口国-进口国-行业-年份”维度的人工智能应用水平指标,围绕2017—2020年主要国家人工智能应用水平对其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展开理论剖析与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无论是出口国还是进口国,人工智能应用对促进数字服务出口都具有正向影响,在一系列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后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发现,与一国基于经济层面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贸易效应相比,基于人工智能研发层面的贸易促进效应更显著,其中人工智能出版物的创新知识外溢效应比人工智能专利申请具有更强的数字服务出口促进作用,人工智能人力资本的出口促进作用最弱;除此,人工智能应用对不同性质的数字服务行业贸易出口均有促进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人工智能会通过提升生产率水平与削减贸易成本影响数字服务出口。本文可为促进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推动人工智能与数字服务贸易深度融合提供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逐渐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求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因此,环境规制政策在这一情境下显得更加重要。论文研究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同影响路径,通过实证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环境规制政策强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产业结构调整、高污染企业创新投入都在环境规制政策强度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     

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测度体系构建：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人工智能作为科技变革的核心力量,科学合理地评价其技术创新能力,对提升我国科技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创新生态系统视角,从创新主体、创新环境和系统效益3个维度对我国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进行测度。结果发现：①我国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逐年增强,创新主体数量、企业研发资金、算法等成为主要影响因素。其中,创新主体数量对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高于资源投入;②基础研究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过程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③算法、数据和算力是提升人工智能关键核心技术的三大显著性影响因素,其与该技术生命周期密切相关。我国应坚持创新导向,培育多元创新主体,持续鼓励算法研究,加快开放平台建设和技术标准制定,协调技术发展与治理的关系,实现我国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突破。     

人工智能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机制与实证检验

我国制造业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工智能为我国制造业实现全球价值链的攀升带来新的机遇。2004—2021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直接促进我国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并且可以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创新效率两个方面间接提高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人工智能对中高低端制造业均可以产生正向影响,并且对中低端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更大的促进效应;人工智能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最为显著,在中西部地区该效应暂未显现。基于此,我国应加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推动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构建产业区域协调发展的经济布局,努力推动人工智能成为制造业出口高质量发展的持续动力。     

数字化转型与数字化无形资本匹配的创新效应研究

如何充分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实现高质量创新,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无形资本是影响数字化转型不能忽视的关键因素,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来揭示数字化转型创新潜能释放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内生增长模型,解释了数字化无形资本促进创新的内在机理。基于2010—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检验发现：数字化无形资本具有创新催化剂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协调匹配能显著倍增数字经济创新产出;数字化无形资本的创新催化剂效应主要是通过创新效率提升和创新扩散促进两种机制来实现;异质性分析表明,数据及数据分析技术、高端人才资本对数字经济创新产出的催化剂效应更为显著;数字化无形资本会强化领先企业的创新优势而产生极化效应,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的拉大会阻碍社会整体的创新。据此,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最大化释放数字经济促进创新潜能,应重视企业数字化无形资本的积累,形成激励数字化无形资本积累和驱动创新的系统制度,并消除企业间数字化无形资本鸿沟。     

政府信息公开、企业确定性预期与创新表现

在当前国内外环境错综复杂和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下,企业发展面临的不确定性走高,给投资风险高、周期较长的企业创新活动带来了不利影响。同时,恢复经济活力需要企业可持续创新的支撑,而降低企业对不确定性的担忧对于促进创新至关重要。作为近年来“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内容,政府信息公开对界定政府权责范围和为市场主体营造稳定可预期的经营环境发挥着关键作用。基于此,文章考察了政府政务信息公开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文章构建了企业在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的研发和生产决策理论模型,阐述了政府信息公开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机制。在此基础上,利用地方政府信息公开试点这一准自然实验,构造了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发现：地方政府信息公开显著提高了企业专利申请量,特别是促进了高质量专利申请,且对非国有、融资约束较高及大型企业影响更强；政府信息公开对创新的激励效应是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提高企业信心实现的；政府信息公开还通过推动研发创新进一步提高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全球经济社会不确定性风险加大的背景下,文章的研究对政府改善营商环境、提振企业信心、促进经济复苏和企业发展提供了参考。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与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的经验证据

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多维监管效力，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收入分配机制合理高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有力支撑。为此，在高质量发展导向生态环境优先的背景下，从税收治理这一全新视角挖掘环境规制的附加效应。基于2015年实施新《环境保护法》的准自然实验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政治成本假说视角下环境规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环境规制显著抑制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立法增加了对企业的外部监督，这种外部监督产生的附加效应提高了企业避税行为的政治成本，从而遏制了企业过于激进的避税决策。经济后果分析表明：环境规制虽然增加了企业税负，但是同时也引起了企业信息环境改善和声誉增加，有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因此，推进环境规制体系建设，不仅要关注环境规制促进生态环境改善的直接效应，而且应积极发挥环境规制的税收治理功能等附加效应，从而充分释放政策红利，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效率的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