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地方官员经济行为的效率分析——兼谈官员内在激励的重要性

中国地方官员经济行为效率缺乏是一个有目共睹的问题，其原因在于官员外在激励的有效性缺乏。而这种缺乏是由政治委托代理关系的特点决定的：一是由于激励具有财政约束，限制了货币报酬激励，而非货币报酬激励的运用导致了代理人经济行为的政治目的，从而引起了激励有效性缺乏。二是由于委托人目标难确定和代理人产出难评价，使得官员能够很容易的通过经济行为实现政治目的。如果使委托人目标确定和代理人产出评价容易，则又会出现委托人目标片面和代理人产出评价简单的问题，从而降低激励的有效性。因此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中官员的内在激励非常重要。     

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实证检验

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存在着典型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作为委托人,将专业化的货币探控权委托给中央银行,通过中央银行对这一权力的运用来实现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在我国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不高,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显现得更加明显.政府与中央银行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清晰,就会导致中央银行对外发送的政策信息缺乏代表性,使微观主体无法辨别声音来源,进而影响中央银行的声誉和货币政策有效性.本文旨在构建委托代理模型来详细分析这种关系,并给出相应政策建议.     

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解析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考察,人们分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行为的激励结构时主要的理论资源是政治锦标赛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政治锦标赛理论是从地方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角度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委托代理理论是从委托代理关系的角度研究地方政府行为;公共选择理论是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地方政府行为。这三种理论资源提供的解析既相互区别又互为补充,为我们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激励结构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分析框架。同时,三种不同理论视角的分析也为人们带来了很多有价值的启示。     

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分析

本文在委托-代理框架内分析了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经济行为，提出要从完善财政分权体制，引入激励和约束机制等方面重塑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委托-代理关系，矫正地方政府非理性经济行为。     

企业理论、企业文化与员工激励

由于委托-代理问题的存在,对员工的激励成为企业管理中最重要的问题.但是现代企业理论虽然提出了解决企业中股东与管理者之间委托-代理问题的办法,但是对既难于监督又难于考核的员工如何激励却无能为力.本文根据监督、考核的难易程度把企业中的工作分为四类,分析了企业理论对各类工作岗位上员工进行激励的解决办法和存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员工激励的非正式制度--企业文化对员工激励的有效性和重要性.     

激励性工资计划与员工业绩管理

在信息经济学的框架范围内，把企业经营者(雇主)和员工的关系看成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通过对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行为的分析，在理论上得出了最优激励工资合同的奈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对员工工作业绩管理的一些建议，主张引入激励工资计划(合同)来加强企业对员工的工作业绩管理，激励员工提高工作业绩，     

高管薪酬、激励与公司业绩关系研究述评

关于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很难用一个简单的线性关系来解答。无论是委托代理理论、信号理论、激励理论,还是契约理论,都有诸多的假设前提;而利用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结论又依赖于数据样本、计量方法以及公司薪酬、业绩等代理变量;因而,无论是实证研究还是理论模型研究,对公司业绩与高管薪酬的关系都未有定论。在研究我国公司高管激励问题时,还应将经济制度、法制乃至人文环境加入激励模型。     

基于委托——代理视角的国有商业银行滋励约束机制分析

国有商业银行多层次的委托一代理关系和委托人的非人格化,在信息不对称及合约不完备的条件下,很可能导致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损害委托人的利益.针对经营者(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所有者(委托人)的对策是监督.在实行强制性监督时,还必须辅以激励相客机制.为遏止代理人的机会主义行为,降低代理成本,从而有效地激励约束代理人,应改革国有商业银行单一的产权结构,理顺银行与政府的关系,实行以经济激励为主、行政激励与心理激励相融合的激励方式,允许经营者以多种形式参与银行部分剩余分配.     

政府采购中委托代理问题及其模型检验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委托代理关系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和监督的机会主义等问题，导致政府采购中委托代理失灵。文章通过引用信息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运用委托-代理模型对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政府采购合谋行为进行了研究，最后从法规体系建设、采购人员考核以及监督机制健全三个方面提出了政府采购委托代理失灵的对策。     

心理契约——构建管理层与股东和谐关系的新视角

现代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产生了委托代理关系,在这一关系下存在着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股东普遍采取将管理层的报酬与业绩紧密联结这一包含约束和激励的机制.然而,广泛的实证研究却表明这种经济契约的有效性并不尽如人意.本文引入心理契约这一管理学心理概念,认为通过建立股东和管理层二者之问的关系型心理契约这一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经济契约天生固有的不完备性,构建二者的良态合作与和谐发展.     

略论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

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是治吏的重要工具之一,事关对人才的选择任用,对于发展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具有重要的作用。宋代对官吏经济政绩的考核方法主要有设置对官吏经济政绩考核的机构;设计对官吏经济政绩考核的指标,其经济政绩考核的指标体现了抓住关键点和重点指标、以简驭繁、可操作性强的设计思路;量化对官吏经济政绩考核的具体评估方法,其具体方法是比祖额之增亏,比递年之增亏,确立多项增亏指标,达到某项者即给予相应的赏罚。     

腐败治理能改善国企高管双重激励的效率吗?——基于高官落马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A股301家国有上市公司2010-2016年的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反腐败治理中高官落马如何改变国企高管显性货币薪酬与隐性超额在职消费对公司业绩的激励效率。结果表明,与央企的双重激励对公司业绩始终无明显影响不同,位于高官落马人数越多地区的地方国企,其超额在职消费对业绩的激励效率越高,但高管货币薪酬的激励效率却越低,且该现象突出体现在党的十八大后。这是因为地方国企高管在高官落马的震慑下更倾向于用显性激励替代隐性激励。进一步研究表明,在高官落马人数多的地区,地方国企的超额在职消费可通过提高投资效率最终实现业绩增长。文章结论表明,反腐败仅是提高国企隐性激励效率的治标之策,只有同时完善内部治理环境,方能从根本上提高国企高管整体激励效率。     

中国农业污染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经验证明

新时代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离不开优质清洁的农产品,农业污染问题不仅威胁食品安全,而且不利于农业绿色转型。本文从政治经济学利益分析的视角切入,对农业污染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研究结果显示：短期内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存在竞争关系,农户对经济利益的迫切需求决定其更偏好于前者;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会鼓励这种行为,加剧了农业的污染程度;有效的制度安排约束了人们行为选择的边界,能有效降低农业污染水平。此外,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农业污染的区域异质性特征。防治农业污染应统筹好经济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关系,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监督管理机制,设计全面的政绩考核激励机制以及多样化的财政支农方式。     

效率改善、发展转型与转轨效益

由于受到初始条件,尤其是转轨前经济和政治状况的制约,转轨中的路径选择在各国间具有很大的差异.转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局限造成了在转轨效益评价中的诸多错误认识.转轨是经济史上的一次革命,转轨的根本目的是效率的改善,应该从长远的视角、通过发展模式转型看待转轨效益.目前评价转轨效益的制度指标和生产量指标都有自身的缺陷,因此应该寻求更加中性的并且可量化的指标.以转轨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作为评价指标度量效率的改善程度,可以对不同国家在转轨效益上的差异进行解释.     

贫困县何以摘帽——脱贫攻坚中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

脱贫攻坚战中，一种新的央地关系与干部激励模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央将项目与资金的审批权下放到县，给予贫困县充分的资金分配和使用权，解决了原来"事权"和"财力"错配的问题。保持贫困县党政正职稳定的特殊官员管理方法，将贫困县主政官员从常规政治锦标赛中退出，并进入一场以贫困县退出摘帽为目标的"脱贫攻坚资格赛"。在这场资格赛中，中央通过脱贫成效考核挂钩晋升等方式充分调动了官员的积极性，此外，中央还引入了贫困县退出第三方评估等方式解决了委托代理模式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种针对特殊任务的特殊国家治理模式充分调动了地方官员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目标治理的效率，再次丰富了中国治理的内涵。     

地方保护主义探源——一个政治晋升博弈模型

中国政府组织的治理结构是对上负责制，在对地方官员的晋升选拔中，中央政府依靠的是考察相对经济绩效而不是绝对经济绩效的锦标赛式选拔机制。在政治晋升博弈中，地方官员会尽量内化自己正的外部效应．而放任负的外部效应的发生，将对竞争对手有利的外部效应当作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来加以规避。因此，政治锦标赛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间的竞争而不利于合作，会带来道德风险、逆向选择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应该就考核指标和选拔机制进行改革，使官员的对上负责制变为对下负责制，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     

封建社会道德模范宣传的经济学分析

古代中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皇帝与庞大的科层式官僚体系产生了信息不对称。道德模范典型宣传作为统治者为突破信息失真，对官僚体系进行有效管理的治理方式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意义上的非制度约束。典型人物所承载的“忠”、“勤”、“廉”、“爱民”、“仁政”等意识形态作为非制度性约束具有经济功能。它能有效地减少官僚队伍中的“搭便车”行为，减少统治者对官吏的激励成本，降低对官吏的监督费用。在认识到典型人物宣传的经济学意义时，还应该注意到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对公共管理中政府绩效考核的探析

随着政府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绩效考核作为一项有效的管理工具,在公共行政中受到广泛关注。政府绩效考核具有推进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监督政府行为、提高政府绩效、维护政府信誉和形象、发挥政府管理政治功能与管理功能等作用。但我国的政府绩效考核还存在着对政府绩效考核理论和实践研究不足、政府产出难以量化、政府绩效考核的规范化程度不高及政府绩效考核体制过于单一等问题。为了加强和改善我国政府绩效考核,我们应加强政府绩效考核立法,制定绩效目标和绩效计划,建立多重绩效考核体制,完善信息系统,发展电子政府,运用科学方法,将考核结果和奖惩制度联系起来等等。     

企业寻租的福利效应分析

近20年来,腐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到了国内外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通过构建两地区中两企业和两政府的博弈模型,分析官员自由裁量权和企业寻租行为对经济福利的影响。在将标准均衡结果与寻租均衡结果进行比较后,得到如下结论：首先,寻租降低了经济整体绩效,导致企业总产量降低;第二,发生寻租的地区出口严重下降,甚至导致本地企业为躲避官员掠夺而到其他地区生产并将产品返销本地;第三,寻租有可能因为降低总产量而使市场价格提高进而提升企业绩效,但寻租地区企业绩效的提高幅度较小。研究结论进一步深化了现有文献对腐败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并对中国制度化反腐机制建设提供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