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相对贫困

近年来，随着农村互联网加速普及，越来越多的农村居民开始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服务来缓解家庭信贷约束，这对农村居民的相对贫困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将互联网、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纳入同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发现：首先，互联网发展有助于推动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普及，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其次，互联网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且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最后，互联网的减贫效应存在地区和年龄差异性，互联网对西部地区和青年人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从加快数字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知识宣传和改善相对贫困群体生产生活条件等方面提出缓解农村居民相对贫困的对策建议。     

数字金融、市场参与和农户相对贫困

市场参与机会和能力的提升是缓解相对贫困的持久性内生动力,数字金融通过影响贫困群体心理从而缓解相对贫困的微观机制尚未得到有效验证.基于贫困心理和行为的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采取反事实分析和工具变量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等多种方法验证数字金融对农户相对贫困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中介效应来检验市场参与行为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数字金融的使用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且数字金融缓解农户相对贫困具有长期、稳定的作用;第二,数字金融对收入相对较高、教育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户家庭的相对贫困缓解效应更强;第三,数字金融促进了农户的市场参与行为,从而缓解了农户的相对贫困.因此,应通过促进农户市场参与发挥数字金融在缓解农户相对贫困中的有利作用,同时努力提升较低收入和较低教育水平农户的数字金融素养以弥合数字鸿沟.     

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

文章通过匹配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系统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贫困脆弱性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因其独特的低成本和普惠性优势，能够给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显著缓解家庭低水平贫困脆弱性和高水平贫困脆弱性，而且对缓解高水平贫困脆弱性的效果更好，这一结论在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显著减缓城市家庭和东中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但却对农村家庭与西部地区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有显著增加效应。通过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缓解信贷约束、推动创新创业以及拓宽投资增收渠道，对提升家庭收入水平和降低贫困脆弱性产生积极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缓解了相对贫困吗?北大核心CSSCI

在贫困研究进入相对贫困治理以及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双重背景下,探索相对贫困的数字化治理途径,对于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价值。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2018年的数据,将相对贫困区分为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并运用条件混合过程(CMP)等研究方法,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相对贫困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1%,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2.12%,主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概率下降0.96%,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有效缓解了城乡居民的相对贫困状况,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信贷成本、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客观相对贫困,通过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缓解主观相对贫困。进一步从异质性视角分析发现,这种缓解效应存在城乡差异和年龄差异,由于"数字鸿沟"的存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居民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农村居民,对60岁以下年龄群体主客观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要强于60岁及以上群体。     

和谐社会视角下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思考——以青海农牧区为例

普惠金融是以贫困及低收入人口为目标客户,向他们提供贷款、储蓄和其他基本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脱贫致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助推器.青海农牧区作为欠发达的偏远地区,市场化进程的迟缓和金融需求的特殊性,使普惠金融的不可或缺性更加突出.通过建设普惠型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为广大农牧民提供有效的、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是全面推进和谐社会进程的重要保障.目前青海农牧区金融发展滞后,农牧民特别是贫困农牧户和小微企业难以获得正常金融服务,导致地区差距不断扩大.为此,需要积极探索农牧区普惠金融的发展路径,进一步强化金融对农牧区贫困及低收入人群的服务功能,尽快改善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及收入水平,提高农牧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农牧区的和谐发展.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与我国减贫可持续性——基于多维相对贫困和贫困脆弱性的双重视角

解决多维相对贫困问题并降低贫困脆弱性是保证我国减贫成果可持续的关键。本文使用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构建村庄层面的农村普惠金融指数、农村多维相对贫困指数和贫困脆弱性指标，使用双变量probit模型，分析农村普惠金融对多维相对贫困与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现阶段影响农村家庭轻度和深度多维相对贫困的重要非经济因素是农民信息获取劣势和受教育程度不足，且深度贫困脆弱性家庭占比居高不下是造成未来农村脱贫人口返贫的主要风险；虽然我国的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存在区域非均衡性，但整体上农村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农村家庭的多维相对贫困和轻度贫困脆弱性，而对深度贫困脆弱性的减缓尚需结合其他手段；降低农村家庭面临的信贷约束，是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其摆脱多维相对贫困并降低贫困脆弱性的重要渠道。     

国外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正自联合国在推广2005国际小额信贷年时提出普惠金融体系以来,普惠金融在中东、非洲、南亚、东南亚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很快为世界其他国家所效仿,成为一种具有可持续发展的金融组织模式。对国外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模式的研究对我国普惠金融体系的建立和发展无疑具有借鉴意义。一、国外普惠金融发展的可持续性普惠金融指的是为社会所有人,特别是贫困和低收入人口提供的金融服务形式。"普惠"这个提法原属国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

消除贫困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十三五”期间最为艰巨的任务.发展普惠金融是金融扶贫工作的主要着力点,也是实现全面脱贫目标的有效途径.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区域差异明显,中部地区平均发展水平低于东、西部地区,各区域普遍存在着融资难问题;普惠金融减贫表现出显著的门槛特征,减贫效应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强;经济发展、教育、基础设施、财政支农等对贫困减缓存在着正效应.政府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策略来解决融资约束问题,并应采取积极措施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增加财政支农投入量.     

数字普惠金融、农户信贷可得性与农村相对贫困治理

文章从相对贫困治理的三个方面构建了农村相对贫困治理评价指标体系，以2010—2020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为研究基础，利用半参数模型从全国、区域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各维度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从全国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均对农村权利贫困治理水平提升产生正向影响。从区域层面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作用效果存在区域异质性。从时间维度看，样本期内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信贷可得性对农村相对贫困治理的影响表现出波动式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加强政府在宏观层面指引、实施差别化政策、发挥金融机构作用，从而不断提升农村相对贫困治理水平。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推进共同富裕？——基于微观家庭数据的经验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也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景,如何推进共同富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文章基于CHFS微观调查数据构建了共同富裕指数,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推进共同富裕,其中创业活跃度的提升是数字普惠金融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路径;第二,在偿债能力低、金融市场参与度低以及农村地区的家庭中,数字普惠金融的“马太效应”更加明显;第三,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普及数字工具以及提高个体金融素养能够减轻“马太效应”,提升数字普惠金融服务质效,从而推进共同富裕。文章厘清了数字普惠金融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的作用与路径,为共同富裕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基于互联网的普惠金融实践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普惠金融"的概念,指在成本可负担的前提下,将金融服务扩展到低收入人群和欠发达地区,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推广,互联网金融服务的低成本、高效率、广覆盖等特性,让列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农户、贫困人群及小微企业,能快速地获取价格相对合理的金融服务,为普惠金融体系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     

数字普惠金融、居民生活压力与幸福感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居民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指数、使用深度指数和数字支持服务程度均对居民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较为显著正向影响.与高收入(中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男性、高教育水平)群体相比,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低收入(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女性、低教育水平)群体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作用相对更大.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缓解生活压力(体现在经济压力和制度排斥压力方面)的路径提升居民主观幸福感.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居民幸福感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助于进一步完善数字金融普惠体系.     

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增收效应研究

自2005年联合国提出普惠金融概念以来,中国普惠金融发展已经取得瞩目的 成绩,本文就西部欠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及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展开研究.基于2009-2019年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首先,利用变异系数法在四个维度九个指标下对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进行量化.普惠金融指数显示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迅速,农村居民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不断提高,但广西、云南两地普惠金融水平仍处于较低水平.其次,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1.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收入,但第三产业比重的加大会对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2.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呈"U"型关系;3.普惠金融对农民的增收效应在低收入人群中作用效果更大,而对农村高收入人群作用效果不明显.最后,文章建议应进一步推进普惠金融建设、加大欠发达地区的帮扶力度、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和传导机制和优化产业结构,防止返贫困和收入两极分化现象的出现.     

共同富裕目标下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是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服务的重要任务，是开拓长尾市场促进金融服务平等共享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动能。数字时代，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快速发展，有效促进了乡村全面振兴助推共同富裕，但也面临着引导金融资源配置、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支持农民创新创业、促进农民消费升级等新任务。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作用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优化服务创新、扩大广度和深度、加强数字监管等。     

山西省农村普惠金融水平测度与评价

普惠金融体系特别关注目前尚未被传统金融服务覆盖的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人群,山西属于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欠发达地区。文章通过对2011年山西省96个县(市)的普惠金融水平的计算,并运用系统聚类法将其分类分析,发现山西各地区的普惠金融水平普遍偏低且各地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普惠金融水平高的地区多集中在晋中地区,普惠金融水平低的地区多集中在晋南、晋东南地区。     

数字普惠金融、多维相对贫困及空间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7—2019年数据,建立了多维相对贫困测度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微观家庭层面与宏观地区层面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状况。并使用离散选择模型、调节效应模型宏微观结合地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多维相对贫困的空间收敛性、空间相关性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多维相对贫困消减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我国各省级行政区的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收敛性与空间相关性;数字普惠金融不仅能在微观家庭层面上帮助减贫,还有助于在宏观地区层面上降低多维相对贫困发生率;机制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在助力减贫的过程中对公平性问题的处理也相对较好,避免了“精英俘获”现象所导致的减贫效率低下与资源错配;数字普惠金融的多维减贫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家庭收入、就业、消费结构、主观感知与信息获取状况的改善。     

京津冀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与比较研究——基于13个城市的测算

通过对京津冀13个主要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测度发现,城市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金融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升的基础上差距进一步扩大,13个城市在金融服务可获得性方面的差异大于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方面的差异,两种作用的叠加导致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加大。为促进普惠金融发展、实现京津冀协同,应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机遇,促进金融资源溢出到河北;加大互联网普及,以数字普惠技术缩小京津冀差距;针对重点人群普及互联网知识,以大数据征信夯实金融普惠的基础;促进金融服务形式多元化,有效发挥保险的作用;建立"京津冀普惠金融基金"和"京津冀扶贫联合担保基金",三地联动撬动扶贫资金。     

数字普惠金融、收入水平与家庭负债

伴随着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经济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利用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下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负债变化.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家庭负债水平和家庭债务杠杆,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流动性约束、非理性支出和便捷化交易三条机制促进家庭债务规模和债务杠杆上升;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对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不一样,相比于高收入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家庭债务杠杆的提升幅度更明显.面对层出不穷的金融创新,如何防范金融风险,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

信息技术变革推动了我国数字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这一新型金融模式对贫困减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有待于更深入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度量了"家庭贫困脆弱性"指标,结合地级市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探究了数字金融对贫困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概率,有助于巩固我国脱贫攻坚成果.数字金融主要通过优化资产配置、提高金融素养和强化信任机制来缓释风险冲击而实现,其中货币基金和投资业务发挥关键作用.这一效应对于中部地区、物质禀赋更高、抚养比更低的家庭作用更为明显,因此也要着力关注部分群体面临的"数字劣势"问题,加强普及教育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本文基于贫困脆弱性视角得出的结论对于理解数字金融的发展效应以及减贫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