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路径依赖、失业刚性与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

基于包含劳动力市场的搜寻与匹配的新凯恩斯主义货币政策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就业路径依赖与失业刚性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波动的影响。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函数表明,就业路径依赖与失业刚性使得失业表现出缓慢调整的特征,并且就业路径依赖与失业刚性可以解释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的"通胀之谜"。基于失业条件方差分解的结果发现,就业路径依赖与失业刚性可以解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失业回滞"现象。而进一步的敏感度分析则发现,就业路径依赖与失业刚性对于失业的超调性、波动性及持续性均具有重要的影响。     

经济波动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模型,本文揭示了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在短期经济波动(包括产出波动和价格波动)中的一般特征.研究显示,劳动收入份额在产出波动中具有显著的“逆周期”性,在价格上涨的过程中则呈现出“U型”变化轨迹.在控制了短期经济波动并考虑模型的动态性之后,我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仅仅是一种短期“逆周期”现象,而并非伴随着长期经济增长的一般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工资粘性”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某些特殊因素使劳动报酬不能随着产出增长和价格变化而迅速调整,是短期经济波动能够显著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直接原因.     

出口参与对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2004—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出口参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异质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处于较低水平,整体呈"金字塔"型,且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呈下降趋势;基于全部样本匹配的实证结果表明,出口使得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提高,并且这种影响具有滞后性;按地理区位分组的结果表明,出口使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相对提高,按企业规模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具有"逆规模"特征,出口的正向作用主要集中于中小型企业;按行业分组的结果显示,出口对于大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变动的“非典型”特征及其解释

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似乎已经成为当前的社会共识,但本研究认为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下降并不严重,而是呈现出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的特征,这与发达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劳动报酬份额要么在较高水平上保持长期稳定,要么从较低水平上快速上升直到在较高水平上保持稳定的典型特征不同,是工业化过程中的一种非典型特征.造成中国劳动报酬份额低水平稳定的原因,一方面在于第二、三产业的劳动报酬占GDP份额较低,另一方面则和经济发展方式、技术进步类型、对FDI和外需的过度依赖以及劳动力市场缺乏保护等有关.提高劳动报酬份额不仅是一个收入分配问题,而且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本质要求.     

国际贸易、技术变动对我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文章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国际贸易、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显示在1999～2009年期间,我国工业部门的劳动收入份额总体上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主要是行业内部劳动力再配置的结果;利用中国工业部门21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通过系统广义矩方法对国际贸易、技术变革对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进行计量分析表明,国际贸易具有较为显著的提高我国工业部门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而技术进步则存在显著降低工业行业劳动份额的效应,这与我国工业部门在研究期内的技术进步具有劳动节约型特征有关。     

个税的累进性、社会福利损失与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应该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吗?

基于包含异质性家户以及累进性个税的动态新凯恩斯主义模型,文章考察了中国货币政策盯住目标选择的问题。与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不同,个税累进性的引入使得政策制定者面临稳定产出与稳定通胀的权衡取舍;并且个税的累进性具有内生稳定器的作用。基于社会福利损失的比较,发现相对于不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的政策而言,对劳动力市场失业或工资膨胀做出反应的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相对较小。这一结论意味着在当前我国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且经济增长推动就业收效甚微的背景下,通过政策直接对劳动力市场做出反应,将有可能实现缓解就业形势与降低政策引起的社会福利损失的"双赢"。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述评

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目前已成为西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本文简要介绍了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的基本内容以及政策含义,研究了基本的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混合菲利普斯曲线和粘性信息的菲利普斯曲线,指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实现了新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综合,兼有前瞻型和后顾型行为的特征,具有分析最优货币政策规则的重要应用价值.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广东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分析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和居民消费需求不足是我国宏观经济的两个重要问题.通过理论模型分析发现,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扩大了居民收入差距,并降低了居民消费水平.基于广东1978-2012的数据实证发现,广东劳动收入份额对居民消费水平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劳动份额每下降1％,则消费下降0.28％.因此,提高劳动份额是促进居民消费水平的有效途径.     

高铁开通对非金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支撑。为探究高铁开通在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进程中的成效,本文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经过PSM-DID处理,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通过提升人力资源价值和员工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区域内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这表明高铁开通有助于优化初次收入分配制度。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企业规模上的异质性。具体表现为如下特征：东部地区所在上市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受益于高铁开通最多;高铁开通对于中型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水平的正向影响大于大型和小型企业。本文分析高铁开通如何通过提升人力资本价值促进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因果关系和影响路径,对于深化对交通基础建设的认识、解析劳资问题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