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绩推动、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投资扩张

地方政府以行政方式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扩张是造成投资过度和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以2004-2011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实证分析了地市级政府面临的政绩压力对民营企业投资的影响,并重点考察了政治关联在其中的作用以及政绩压力对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控制地区固定效应后,地方政府政绩压力影响辖内民营企业投资,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越大时,辖内民营企业过度投资越严重。政治关联弱化了政绩压力对民营企业投资的推动作用,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时,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过度投资程度相对较低。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地方性政治关联对政绩压力推动民营企业投资扩张的弱化作用更为显著。政绩压力特别是经济增长压力增大时,地方政府同样有着强烈的动机推动非管制行业民营企业扩张投资。信贷资源在政绩压力影响政治关联民营企业投资行为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本文的相关结论对于理解地方政府推动企业投资扩张造成产能过剩以及政治关联的经济后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财政可持续性与地方政府教育努力程度*

财政可持续性是影响政府教育努力程度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5—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测算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指标，考察了财政可持续性对地方政府教育投入水平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大部分地级市都处于财政可持续状态，地方政府逐年上升的财政可持续性风险将降低政府教育努力程度，这一效应在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以及经济较发达城市尤为显著。     

地方政府债务与区域金融差异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基于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PSTR模型

新常态下,渐现的地方债务风险对经济影响已不容忽视,如何有效衡量和防范过度举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采用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PSTR,在非线性框架下对中国30个省份地方政府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展开深入研究.在此过程中,我们重点考察地方债务压力和地方金融差异的变化,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影响,并结合债务压力和金融差异分析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渐进演变关系.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对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但随着负债压力和偿债压力增加,该效应呈逐渐下降态势并转化为负效应.此外,区域金融发展水平提高,能增加经济中的流动性,缓解举债推升利率对私人投资的挤占,进而增强举债的经济增长效应;而区域金融风险程度提升,增加了资本损失和贬值的风险,损害举债资金配置效率,进而弱化地方政府举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现阶段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若干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土地财政、地方经济增长目标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

土地财政作为地方政府意志的集中体现必然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从而与企业的创新风险决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于此,本文以2008—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土地财政对企业创新风险的实际影响与内在机理,并进一步考虑了经济增长目标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所得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长期依赖显著放大了制造企业的创新风险;第二,进一步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融资约束的加剧与制度保障的恶化都是土地财政作用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的可能渠道;第三,考虑地方政府经济增长目标的调节效应表明,经济增长目标对土地财政与制造企业创新风险之间的关系能起到显著的放大效应。本文对于完善地方财政治理体系、改革地方官员考核方式、平衡企业技术创新风险与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经济: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与企业的博弈

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在于理顺了中央政府、地方官员以及企业三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在稳定子博彝完美均衡的委托代理框架下,抓住政治集权、经济分权的特征,考察了中央与地方官员之间的博彝行动,将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行为模型化.地方经济发展本身面临不确定性,其发展绩效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发展收益在政府和企业间的分配取决于地方官员的清廉程度,而地方官员的努力程度和清廉程度均取决于中央提供委托代理合约的具体特征.研究发现,中央能够对地方官员设置合理的政治激励与经济报酬激励,以获得高政治支持,进而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与经济收益的合理分配,增进经济增长与和谐共融.     

城市低碳治理与绿色经济增长——基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为基础,采用2004-2016年中国28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基于双重差分法考察城市低碳治理对绿色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相较于非试点城市,低碳试点城市的低碳治理建设显著促进了绿色经济增长.绿色经济增长分解发现,城市低碳治理通过绿色技术变动推动绿色经济增长.区域异质性检验发现,绿色增长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城市更为显著.从动态效应而言,城市低碳治理的绿色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滞后的长期政策效应.拓展性检验发现,制定公开减排目标对低碳治理具有显著促进效应,主要体现于环境目标硬约束方面.机制检验发现,城市低碳.治理通过强化环境政策力度、降低城市碳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绿色技术创新等渠道推动绿色经济增长.     

税收竞争与经济增长门槛假说——基于中国经验数据的分析

税收竞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积极效应和消极效应,它主要通过影响企业决策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而作用于经济增长。通过对经济增长门槛假说的检验发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大于其消极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税收竞争的积极效应小于其消极效应,抑制经济增长。此外,研究结果还表明:中国并未出现恶性的税收竞争,但各地区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可见,地方政府只有合理利用税收竞争手段,才能促进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非处罚性监管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发放问询函是近年来加强一线监管的重要体现,但对这种非处罚性监管的经济后果研究比较缺乏.文章基于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研究了非处罚性监管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表明,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高,且收到的财务报告问询函总数越多、针对同一财务报告的问询次数越多、财务报告问询函问题数量越多、回函公告总数越多,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越强,同时财务报告问询函的细分特征也会影响其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产权和政治关联不利于问询函监管发挥作用,问询函监管通过缓解股东和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和投资效率.文章的研究验证了非处罚性监管的有效性,体现了十九大报告强调的"创新监管方式改革",也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提供了来自资本市场的证据.     

从专项债看我国地方经济增长

利用2015—2020年我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了专项债对地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在明确的限额范围内,专项债对地方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在拐点之前专项债抑制地方经济增长,在拐点之后正向激励经济增长,且市场化程度高有利于专项债激励经济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专项债对不同层级城市的经济增长效应具有明显异质性,在中心城市,专项债抑制经济增长;而在非中心城市,专项债与地方经济增长呈“U”型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政府财政状况可以解释专项债对不同层级城市经济增长的异质性。从政策操作层面来看,未来要进一步完善非中心城市风险管理机制、提升专项债市场化水平、在控制风险的前提下推动专项债额度向非中心城市倾斜。     

财政纵向失衡、税收努力与地方经济增长

构建权责清晰、财力协调与区域均衡的央地政府间财政关系,不仅有助于规范地方政府行为,而且能够实现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立足1998-2017年我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考察财政纵向失衡与税收努力对地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结果显示:财政纵向失衡水平的提升不利于地方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财政纵向失衡能够通过抑制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间接促进经济增长.此外,当前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的提升对地方经济增长同样表现为抑制效应.因此,要合理把控财政纵向失衡水平,利用适度失衡规范地方政府行为,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奠定制度基础;稳定地方政府收入预期,防止过高税收努力抑制微观经济主体生产积极性;注重地区间发展差异,避免一味追求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对外开放程度深化造成的发展模式雷同与资源浪费.     

城投债为何持续增长——基于地方政府网络博弈视角的分析

本文基于地级市层面的城投债发行数据和地理网络数据,利用网络博弈分析方法,考察了城投债持续增长的网络效应。研究结果发现,城投债发行规模显著地受到地理网络的影响。城投债增长的地理网络效应以局部平均效应为主,即相邻城市的城投债均值增长会带动本地城投债增长。在同一个省份内部,城投债发行存在互补效应,本地城投债规模随着省内相邻城市城投债总和增加而增长。给定地方政府的城投债发行与相邻城市债务相关且存在局部平均效应,为了控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快速增长,相比于约束个别地方政府行为,中央政府更应该实施群体性的规范来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避免地方政府之间相互攀比,进而降低整体债务快速增长的风险。     

独立董事政治关联会增加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吗?

独立董事在执业过程中具有"天然"的风险规避效应,而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这一问题关注不足.文章选择转轨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的政治关联为切入点,以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独立董事政治关联是否增加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研究发现,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当具有政治关联的独立董事人数较多时,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较高.进一步的分析表明,人口特征对上述关系具有明显的调节效应,表现为学历越高、女性占比越多,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越小,但年龄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企业风险承担在独立董事政治关联影响经营业绩的过程中发挥了部分中介作用.文章将政治关联和人口特征纳入了独立董事如何履职的分析框架中,增进了关于中国情境下独立董事功能发挥问题的理解.     

企业家情怀、风险承担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

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问卷调查数据与企业专利数据，采用逐步回归法、Sobel检验和Bootstrap检验等方法，从风险承担能力视角考察企业家情怀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这种创新激励效应对创新质量的潜在影响。结果表明，企业家情怀能够显著改善创新绩效；风险承担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相对于外观设计与实用新型专利，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主要体现在发明专利上；具有高尚情怀的企业家策略性创新倾向水平较低，企业创新质量较高；政府补助对企业家情怀的创新激励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结论可为大力弘扬企业家情怀，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与创新质量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     

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背景下的FDI挤入挤出效应研究

文章基于税收优惠空间缩小条件下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而将“土地引资”作为重要招商手段的现实背景,根据中国2004-2007年25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系统研究了地方政府“土地引资”行为对FDI与国内投资之间关系的附加影响.(1)理论分析表明,在最大化本地产出的目标下,地方政府有激励压低工业地价并给予高效率企业更多优惠,这种干预行为有可能会放大FDI对国内投资的挤入或挤出效应.(2)实证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土地引资”有效地刺激了当地总投资规模增长.在全国,“土地引资”强化了FDI的挤入效应.在城市群层面,FDI在发达城市有较大的挤入效应,“土地引资”的影响作用不明显;在发展水平居中的城市,政府“土地引资”效果最显著,强化了FDI的挤入作用.在其他城市,“土地引资”及FDI对国内投资比重的影响不显著.     

宗教传统、法治化进程与企业风险承担

本文从企业风险承担角度切入,考察中国转轨经济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关系.具体而言,即测试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宗教传统是否会影响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法律环境下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选取2000-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区宗教传统氛围越浓厚,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低,且上述关系在中小规模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法治化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宗教传统对企业风险承担的负向影响有所削弱,这表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研究结论为理解中国转轨经济体运行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也可以唤起学界对宗教这种典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在转轨经济中作用的重视.     

货币政策对基金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政治关联视角

考察了货币政策与基金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并重点分析政治关联这一政治学变量对于渠道效应的调节作用。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深入解读宏观到微观的影响机制,有助于货币当局深入跟踪并适应货币政策风险效应的新特征。研究结果发现:宽松货币政策会推高基金的风险承担水平。二者之间呈U型非线性关系,且在处理遗漏变量、更换关键变量、更换样本区间、分组检验后,实证结果表现稳健;政治关联是货币政策影响风险承担的调节变量。更高的政治关联程度削弱了宽松货币政策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尤其在十八大后,政治关联的调节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启示我们,需密切关注货币政策在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风险放大效应。     

影子银行、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

基于我国特殊金融制度情境,本文实证分析了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制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影子银行通过拓宽短期融资来源实现了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目的,并且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这种效应体现得愈加明显。进一步,作为银行正规信贷渠道的替代与补充,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随着其银行贷款水平的降低而显著增强,并且这种效应亦在高风险企业中更为明显。考虑宏观金融环境因素后发现,随着货币政策的趋紧以及区域影子银行发展水平的提高,影子银行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会显著增强。     

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行为模式会影响企业绩效吗

政府投资是地方政府塑造土地开发行为模式的基础,它对企业绩效具有正负两种影响路径,在切除基础设施的传导路径后,政府投资对工业企业绩效具有明显制约作用,尤其对融资需求较大的工业企业制约效应更强.通过分层线性回归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行为显著制约企业绩效的提升.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行为对经营效益好的工业企业负面效应大于经营效益差的企业,对沿海地区、非国有企业或资本、技术密集型的企业绩效制约作用大于非同类工业企业.鉴于土地依赖型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不断累积,扭转地方政府土地开发行为模式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