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中的宗教风险研究

"一带一路"海外投资如火如荼,但投资过程中不能忽略东道国的宗教所产生的影响.文章将宗教风险纳入到中国"一带一路"投资分析中,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沿线国家之间的宗教差异对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受到宗教的显著影响,宗教整体差异小的国家之间投资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合理地利用宗教可以使其成为促进中国"一带一路"投资的良好纽带,但是"法律化"的宗教会对投资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政府和企业需要对东道国的宗教和法律有深入的认识,以促进"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实施.文章拓展了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而且对于未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开展和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及潜力测度——基于扩展引力模型的分析

文章通过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基从全样本和东道国收入双重视角,定量估计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流量与中国GDP,东道国GDP、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程度、沿海,以及东道国与中国有共同边界及签订自贸协定或合作组织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道国工资水平及中国与东道国之间距离呈负相关关系。而从东道国收入分类视角测度的距离、东道国工资水平以及基础设施水平等因素影响中国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方向及程度大相径庭。基于扩展投资引力模型将沿线东道国分为"投资过少"、"投资适中"和"投资过剩"三类。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着地缘政治格局动荡、经济结构失衡且增长乏力、自然环境破坏加剧和宗教民族冲突肆虐等问题,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将面临政治、经济、文明与宗教等方面的风险与挑战。中国在实施"一带一路"倡议,加快"走出去"的过程中,政府、金融保险与服务机构、企业三方应该实现联动,加强对直接投资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促进中国与沿线国家的投资合作和互利共赢。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关键区位选择 ——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研究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已经越过快速增长的初期阶段,如何转向高质量发展是亟待解决的命题.本文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滞后模型检验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存在的不平衡、循环因果和毗邻效应等特征,筛选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关键区位;并结合"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的空间布局现状和大数据研究中心公布的投资环境指数,对最具投资效率的区位进行修正.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当前分布与关键区位存在差异,应当调整投资向关键区位集聚,提高中国跨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空间效率并克服"外来者劣势",从而论证了关键区位研究的创新意义和应用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关键区位的建设重点,如发展共生机制、调整投资计划和重视投资环境等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基于2005-2016年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双重差分检验

本文采用目前可获得数据中较详实和准确的2005—2016年《全球企业绿地投资数据库》,运用事件评估的有效识别方法——双重差分法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进行全方位的评析。主要结论是:首先,"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绿地投资的增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项目数增长幅度达32%左右,且一系列的有效性和稳健性检验均表明这一促进效应显著存在。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企业绿地投资的积极促进效应通过"五通"实现,即设施联通、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再次,通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地理上,"一带一路"倡议更显著地促进"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与中国邻近"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增长,且对高政治风险经济体的投资不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从投资动态来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即主要带动已有投资基础或投资项目经济体的投资增长。此外,基于三重差分估计的结果看,在行业上,该倡议的对外投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能源、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相关领域;在投资来源上,该倡议尚未对"一带一路"重点省份产生显著的投资促进效应。     

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中的风险及应对

一、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特点 1、投资规模发展迅猛 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03~2016年间,中国共向"一带一路"沿线的53国家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直接投资额达1013.8亿美元.从2003年的 2.0亿美元发展到2016年的145.3亿美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在这10多年间发展非常迅速,年均增长率46.7%.虽然增速很快,但必须看到,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仅是中国对所有国家直接投资中很小的一部分,2015年仅占10.1%.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和投资项目的不断落地,未来将发展更快、规模更大.     

华人移民网络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的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企业"走出去"带来新机遇,华人移民网络是推动中国企业走向"一带一路"的重要助力.文章基于全球华人移民的分布数据和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数据,检验了华人移民网络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华人移民网络显著地促进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影响路径检验发现,信息共享效应和制度距离缓解效应是华人移民网络促进中国OFDI的重要机制.     

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构建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地缘政治和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挑战,提出了中国产业主导的"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生成路径:着力推动中国企业"差异化"发展战略,提升对"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精准供给"水平;健全中国生产服务网络,提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服务供给水平;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完善"一带一路"沿线产业体系的分工布局;推动中国产业标准"走出去"战略,促进其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根基;突出产业合作互利共赢,稳妥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空间;培育以中国为枢纽的"一带一路"沿线双向环流价值链,实现中国由外围向核心转变.     

"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问题研究

产业是经济之本,产业基础薄弱是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软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产能合作,既契合沿线国家工业化、城镇化的迫切需求,也有利于中国产业竞争力提升和迈进世界制造强国的行列。目前"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稳步推进,表现在国家间政治互信增强,合作环境不断优化;产能合作框架不断完善并纳入机制化轨道;境外经贸合作区成为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载体;沿线的投资和贸易快速发展。但"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外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国际负面舆论压力,多重风险交织叠加等三个方面的挑战。     

东道国科技创新、制度质量与中国OFDI门槛效应分析——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一带一路”应当成为科技合作之路和创新之路。以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东道国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门槛回归模型,以东道国制度质量为门槛变量考察东道国科技创新对中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东道国政治稳定程度、施政有效性、规制质量、法治程度、贪腐控制和公民参政与问责6个制度质量指标均存在单一门槛,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对其科技创新及中国直接投资具有影响。但是,6个制度质量指标的回归系数各不相同,说明东道国制度质量各指标的相关影响也不尽相同,中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应具体分析。最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水平普遍不高,而其较低的制度质量更是制约了各国科技创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时应注意防范“技术陷阱”。     

双循环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协同效应

本文实证分析了"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企业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协同效应提升的效果与机制.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倡议出台后去往沿线国家的跨国并购能够实现更高的并购绩效,其作用机制在于中国企业的并购提高了标的国经济效益,进而增加了沿线国家后续资本流入;同时,通过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缩小了两国的政治距离,标的国政府支持力度加大,降低了交易成本.通过异质性检验发现,创新性较强的并购双方、政治相关性与经济相关性更强的跨国并购更能受益于协同效应,获得并购绩效的提升.     

"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公私外债的结构性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公私外债的影响会对经济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中国的主导作用,本文首次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外债影响的结构性差异.并基于"一带一路"项目投资模式的特征,本文首次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模型),分别检验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总外债、公共部门外债和私人部门外债的影响,揭示了该倡议对沿线国家外债影响的结构性差异.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公私外债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其中,总外债增加的主要原因是私人部门外债的增加,而公共部门外债反应并不显著.基于此,中国可以出台多种"一带一路"框架下的融资模式和对外投资组合政策,促使沿线国家将外债更多地配置给私人部门,让私人部门的项目监管机制和对经济全方位的推进发挥积极作用.     

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CSMAR数据库和世界银行数据库的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差分(DID)模型,经验分析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滞后效应和制造业增加值中介效应的影响,考虑滞后2期效应时,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考虑制造业增加值的中介效应兼顾滞后2期效应时,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通过正向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制造业增加值的增长进而促进其经济增长.最后,本文从扩大规模、完善布局和政策支持等方面对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论"一带一路"战略下本币互换对跨国投资行为的影响

"一带一路"作为国家顶级发展战略,借助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伟大旗帜,以推动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深化沿线各国经济合作为目的,打造的政治互信、 经济共赢、 信息共享的多边交流平台."一带一路"条件下,中国企业开始借助该平台,积极走出去,寻求国外投资渠道.货币流通性、 便利性直接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行为,对跨国企业投资效益有着深远影响.本文将以"一带一路"为背景,从本币互换的角度来分析其对跨国投资行为的影响.     

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与对策

近年来,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总体处于中低水平,且各区域差异较大。相对而言,对西亚北非投资效率最高,中东欧和南亚次之,东南亚和中亚较低。同时,对多数国家的投资效率稳步提升,自然资源和交通通信等因素与投资效率高度相关。为提高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效率,应加强境外投资园区建设,推进东道国设施联通,构建丝路投资综合金融体系,深化能源和建筑业等领域的产能合作等。     

BITs与海外投资利益保护——基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BITs的分析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是各国保护企业海外投资利益的重要工具,也是中国构建海外投资利益保护机制的核心与关键内容。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签订的,这一时期中国主要从投资东道国立场出发,缔结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内容较为保守与谨慎,对投资者提供的投资保护程度相对较低。中国当前亟须与相关的"一带一路"国家启动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升级"谈判,并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双向投资的实际情况及潜在趋势进行定量和定性评估基础上缔结"平衡范式"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在理论上,东道国政治风险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本地具有负面效应,但实证研究的结果是模棱两可的。2000年后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迅速,与此同时,政治风险事件的发生也呈明显上升之势。本文对中国企业2003-2006年在73个国家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进行了考察,研究表明,总体而言,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在此情况下,近年来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在一些高政治风险国家的迅速增长可能是由于中国企业独特的国际竞争力优势、部分企业的盲目投资,以及东道国战略性自然资源相对丰裕度对本国政治风险的"屏蔽"效应。本文的结论对于提高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的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带一路"将揭幕中国经济结构"大改革"

不久前去了巴基斯坦和蒙古,2016年去了缅甸和乌兹别克斯坦,2015年去了埃及和伊朗,主要考察中央企业在这些沿线国家的投资和资产管理情况.结合这些年对沿线国家的一些考察,我就"'一带一路'建设中的企业投资机遇与风险"谈点看法.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生态环境与中国OFDI企业“走下去”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制度基础观相结合的视角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也是决定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关键.“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金融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可能导致中国已经“走出去”的企业面临能否“走下去”的困境.本文创新性的基于“制度基础观-资源基础观”视角,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估体系,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东道国金融生态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企业经营绩效影响的机理,重点关注金融生态环境对企业内部融资约束的调节作用.以2013-2017年204家上市企业在30个沿线国家的投资为样本的实证检验发现,东道国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并缓解企业内部融资约束.跨国并购和国有企业短期内“风险偏好”的特征得以证实.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企业海外利益保护策略研究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海外利益逐步增大,面临的海外风险也急剧上升,领事保护的复杂性前所未有。为此,应做好事前事中一体化风险管理,密切与驻外使领馆的联系,建立突发事件应急机制,加大对安保硬件的投入,抓好对员工的安全培训和教育,加强安全软环境建设,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为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经营保驾护航,切实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共建、共商和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