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政策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中国经济正处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绿色金融是引导资金向绿色产业集中进而优化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抓手。基于2004—2019年270个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使用非参数方法测算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表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检验该政策对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及其机制。研究发现：（1）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看，该指标整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年均增长率为0.97;(2)从政策效应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显著提高了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并不存在异质性；（3）从政策作用机制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提高等多个路径，促进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提高中国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4）从企业微观行为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地区中的高污染企业会通过进行绿色技术创新、履行污染治理责任等路径提升自身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升自身高质量发展水平。研究结论完善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点政策的效果评价框架，为优化当前绿色金融...     

金融分权、资本配置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绿色”还是“污染”？

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索金融分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分权能显著促进辖区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对不同发展偏向的绿色企业与污染企业影响方向迥异，地方政府运用金融资源“两手抓”绿色激励与污染约束。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分权通过提升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国有企业，金融分权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绿色企业的促进效应更高。因此，应完善适度金融分权制度，提高地区资本配置效率，助力企业乃至经济的绿色转型发展。     

中国绿色金融政策、融资成本与企业绿色转型——基于央行担保品政策视角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政策陆续出台且支持力度不断强化,政策效果受到广泛关注。本文首先将绿色金融政策和绿色转型纳入可持续投资(ESG)资产定价模型,分析绿色金融政策对风险资产均衡收益和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其次基于绿色债券纳入央行合格担保品这一准自然实验,分别从企业融资成本和绿色创新两个角度实证检验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研究发现:(1)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降低绿色债券的信用利差为绿色企业提供融资激励,同时通过提高棕色债券的信用利差给棕色企业的绿色转型带来倒逼促进作用。(2)这一影响在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内作用更为显著,但随时间推移逐渐弱化。(3)央行担保品类绿色金融政策通过融资途径显著提升了棕色企业的绿色创新,倒逼棕色企业绿色转型。     

绿色金融、产业结构与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现代工业绿色转型离不开绿色金融的大力支持,本文基于2003—2019年中国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绿色金融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第一,绿色金融整体上正向促进了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指标、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算方法和增加控制变量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分时段回归发现,绿色金融能正向促进2012—2019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能正向促进2003—2011年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的实施能显著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二,绿色金融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第三,绿色金融对东部和中部地区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最大,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次之,对东北地区没有表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绿色金融对大型城市的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中小型城市。第四,对城市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发现:绿色金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技术进步,不能显著促进城市工业规模效率和城市工业纯技术效率。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应助力高耗能、高排放工业项目完成产业结构升级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否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融资支持与技术支持的视角

在环境政策对生产率产生作用的过程中,实体企业部门的转型措施通过技术创新对生产率产生重要影响,而转型决策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资金支持情况。本文聚焦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关系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加入实体经济融资获得情况即社会融资规模因素作为调节变量,技术创新作为中介变量,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高水平的环境规制促进GTFP提升,社会融资规模对环境规制与GTFP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技术创新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强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金融和技术支持作用提供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

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绿色低碳的经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利用SBM—GML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式。研究发现:2011—2019年,技术效率提升拉动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加;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服务覆盖广度的扩大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建议采用政策鼓励和资金引导的方式提高技术效率对绿色低碳经济的促进作用,大力发展绿色普惠金融,提高绿色普惠金融与区域协调发展能力。     

绿色金融政策会提高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吗？

“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构建绿色发展政策体系，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本文基于2017年我国建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政策冲击，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结果表明：(1)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实验组企业的债务融资成本显著上升；(2)企业较高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能够缓解绿色金融政策对债务成本的影响；(3)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的企业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实施后，债务融资成本上升更为显著。本文为继续深化绿色金融改革、促进经济结构绿色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启示。     

绿色信贷政策提升了中国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大力推进绿色信贷等绿色金融政策是中国实现“双碳”目标重要的助推器。本文以原银监会颁布《绿色信贷指引》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以2003—2018年39个工业行业数据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政策对中国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政策降低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技术进步率,但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效率,最终显著提高了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基于行业视角的中国经济实践证据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果研究,为中国实现“双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党中央提出我国要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进一步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融合发展,为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扎实的金融力量。在此背景下,文章尝试将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结合,并提出理论假设,基于2012—2020年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建立面板数据,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证分析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并分别利用中介效应和回归模型开展影响机制和区位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改善并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缓解资源错配等中介途径,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在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更为有效。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分析,文章建议重点扩大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最大化提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发挥好数字普惠金融的技术创新外溢、产业结构优化和资源错配减缓效应,全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均衡发展,重点提高中西部地区金融服务供给水平。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我国绿色金融发展赋能生态振兴的实证研究

生态振兴旨在实现经济腾飞与环境保护、自然与人类高度统一和可持续发展。本文基于2007—2022年国内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绿色金融发展能否以及如何赋能生态振兴,结果显示：（1）绿色金融发展会对生态振兴产生显著的正向作用,但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振兴具有区域异质性;（2）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绿色金融发展赋能生态振兴中具有中介效应;（3）能源结构转型会推动生态振兴发展,绿色金融与其结合后,会对生态振兴产生更强劲的推动力。能源结构转型程度会影响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振兴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程度越高,绿色金融发展对生态振兴的推动力越强。基于此提出,政府应该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发展,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助力生态振兴;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更大限度地发挥能源结构转型与绿色金融之间的协同作用,进而推动生态振兴水平的整体提高等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1—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运用SBM-GML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索研究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测算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水平较高,但各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存在差异;我国2011—2020年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水平在1以上,处于有效水平,其中东部、中部两个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高于其他地区。实证回归结果显示：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绿色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最后根据结果提出因地制宜设立绿色金融发展策略、加强技术创新能力提升技术应用水平、优化产业结构提升资源配置效率的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资源配置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11—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资源配置的视角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2）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资源配置结构优化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传导机制；（3）数字普惠金融的正向影响对传统金融欠发达地区、强金融监管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发挥得更充分。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是“效率通道”还是“技术通道”。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通过“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效率通道”更显著。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正在逐渐改善我国农村地区面临的融资困境,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新方向。本文在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8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了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且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其增长主要由技术进步推动,东部地区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出现负增长;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升技术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正向影响,但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负向的溢出效应;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分维度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提升作用。     

商业银行支持绿色建筑发展的策略分析

建筑行业是主要的能源消费领域之一,绿色建筑是推进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银行可完善绿色贷款政策、加快产品创新,对绿色建筑项目提供全生命周期、多元化渠道的金融支持,推动建筑业实现绿色低碳转型。本文归纳了我国绿色建筑项目的评价指标体系,总结了商业银行支持绿色建筑发展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方案、完善建筑业转型金融支持框架、强化与保险行业的协调合作机制、构建绿色建筑信用评价体系等支持策略。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GTFP)是衡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能力的关键指标。因排污费存在执法刚性较弱、费率过低和激励不足等问题,2018年实施的《环境保护税法》对促进企业绿色生产方式转型、提高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5—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数据的研究发现: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环境保护税显著促进源头管控绿色技术创新,对末端治理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效果不显著;环境保护税显著提升东部、中部地区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对西部地区企业的作用不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应提高环境保护税税率,完善环境保护税优惠政策,并与其他税种相互配合,协同激励企业进行末端治理技术创新。     

江西省完善绿色金融创新体系的政策措施

以高效率、低排放、低污染、低能耗为目标的绿色经济转型,已经成为我国未来经济的必然发展选择。江西需要最大限度地将生态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江西实现科学可持续发展、实现绿色崛起的生命线。传统金融发展模式对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支持不足,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绿色金融具有契合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优势,绿色金融是应该大力推广的促进当前经济绿色转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江西应适应金融发展的新形势,采取多种有效手段和配套措施,大力引进和扶植绿色金融为绿色经济转型服务。本文从完善江西绿色金融的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支持效力、保障体系、生态环境建设等角度分别提出具体措施建议。     

金融集聚、人力资本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运用SBM-GML指数法对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使用区位熵衡量金融集聚程度、向量夹角法计算人力资本,然后建立PVAR模型分析金融集聚、人力资本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长期动态关系。结果显示:2005-2019年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上升态势,技术进步贡献率较大;金融集聚和人力资本均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正向的影响;而人力资本对金融集聚有着显著的长期促进作用。     

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吗？——基于金融科技赋能和企业韧性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科技赋能和企业韧性视角深入探究了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并进一步实证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实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且对于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以及西部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边际贡献更大；（2）金融科技在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宏观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过程中起正向调节作用；（3）实体企业韧性的增强是数字化转型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路径之一；上述结论对新发展格局下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价值参考：第一，要鼓励实体企业根据自身情况稳步推进数字化转型；第二，要大力推进金融科技与实体企业数字化转型协同发展；第三，要不断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着力塑造实体企业韧性；第四，要加大对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力度，打通银企间沟通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