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采用1990—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引入年龄结构变量的增长-趋同模型,考察了我国人口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表明:人口结构的变动显著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1990—2010年总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近1/3,其中总抚养比的下降很大程度上是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少年抚养比的迅速降低造成的;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的影响在长期中比在短期中更为显著,少儿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老年抚养比更为显著。     

我国股指期货价格发现功能的再探讨——来自三个上市品种的经验证据

本文首次采用沪深300、上证50和中证500三个品种股指期货与现货的5分钟高频数据,在静态和动态递归协整分析框架下,通过长期弱外生检验、广义方差分解、永久短暂模型以及信息份额模型,从统计和经济显著性两个方面,对我国股指期货与现货的价格发现功能进行全面考察,把握了其时变特征.实证结果表明,三个品种的股指期货与现货具有比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对于沪深300和中证500股指期货与现货,期货价格为弱外生变量的频率都在90％以上,期货引导现货;在剩余不到10％的递归子样本下,期现价格相互引导;而且在所有的递归样本中,期货的价格发现贡献度都高于现货.对于上证50股指期货与现货,期货引导现货的频率达到70％以上,两者相互引导的频率在10％左右,此时,期货的价格发现贡献度高于现货;但在本次股灾期间,同时也出现了现货引导期货、现货价格发现贡献度反超期货的特殊情形.总体而言,我国的股指期货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具备了良好的价格发现功能.     

城乡结合部原住民的教育培训及对策思考

社会变迁急剧期,城市化前沿地带的城乡结合部,经历着从观念到体制的巨大冲击和震荡,会引发许多新问题、新矛盾,关乎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关乎整个社会的和谐。本文从城乡结合部原住民的教育培训视野切入,通过问题展示、需求评估,落脚在相关的对策研究上,从观念引导、机构宣传和机制建立等三个视角进行了相关对策的初探。     

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否提高经营绩效？——来自我国92家银行的经验证据

采用对年报进行文本分析的方法构建银行金融科技指数,结合2008—2019年我国92家银行面板数据,考察银行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银行发展金融科技能够提升经营绩效;降低不良贷款率以及成本收入比是银行金融科技影响经营绩效的中介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规模更大的银行发展金融科技对经营绩效的正向作用更为显著;资本充足率更高的银行发展金融科技更有效地提高了股本收益率,对资产收益率的影响则不存在明显差异。      

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有效性研究

本文将差别存款准备金动态调整机制和可变的LTV上限作为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代表,利用中国商业银行2003-2012年的微观数据,采用系统GMM方法实证检验了这两大工具在抑制商业银行信贷扩张、杠杆率变动及其顺周期性中的作用,评估了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有效性。研究显示,这两大工具能够显著影响中国商业银行的信贷增长和杠杆率变动,而且通过其逆周期调节,能够有效降低银行信贷扩张和杠杆率放大的顺周期性,中国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调控是有效的。由于其传导机制的不同,准备金率的调控效率在不同类型银行间的差异相对较小,可变的LTV上限对五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效力则要高于城商行和农商行。研究结果为构建中国宏观审慎政策框架,科学有效地实施宏观审慎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撑。     

论设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质

设立中公司是一种过渡性团体,其起始于发起人订立章程之时,终止于公司设立登记之日。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设立中公司不具有法律人格,但享有与设立行为有关的有限的权利能力。我国《公司法》颁行以来,公司制度不断发展,公司法理论研究日新月异。但是,对于设立中公司的研究较少且有待深入。本文针对这一现实,对设立中公司的最基本问题之一,即设立中公司的法律性质作了初步探讨。     

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与协调性研究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逐渐彰显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与复杂性,促使学界与监管当局对其内在原因做出深刻思考。由于微观审慎监管难以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各界开始普遍接受宏观审慎政策在防范系统性风险以及逆周期监管方面的作用。通过对宏观审慎的内涵、政策有效性的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方法以及宏观审慎管理实践等方面进行梳理,探究其与货币政策协调搭配关系,进而为搭建有效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提供合理依据。     

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研究

本文采用系统性风险度量新指标LASSO-ΔCoVaR,构建全样本时期及各极端时期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考察全球股票市场系统性风险传递水平及结构特征,并着重对极端状态下的风险传递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无论风险输入水平还是风险输出水平,不同股市的动态变化趋势大体一致,但波动幅度迥然不同,且单个股市风险输出水平的波动幅度远大于风险输入水平;第二,成熟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恶化往往会增强其股市的系统性风险贡献,而新兴经济体则不同;第三,法国、荷兰、中国香港、德国和英国股市的风险溢出水平较高,同其他股市间的风险传递途径较多,是系统性风险传递网络中的核心节点;第四,我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间的风险关联较弱,但我国股市潜在风险来源面广,同区域股市及金砖国家股市在我国股市与全球股市间的风险传递发挥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