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与市场结构:基于成本视角的分析

本文从成本入手，探讨了研发与市场结构的关系。通过对平均成本、固定成本及知识特性的综合分析，认为由于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高及研发带来的规模经济，在多数产业研发会导致市场集中度逐渐提高。通过对研发沉没成本的分析表明，在专利保护与许可证制度下，当研发导致的沉没成本比较小时，厂商数量较多的竞争性市场的福利好于寡占或垄断市场，因为其研发速度更快；反之，寡占或垄断市场的福利更好，因为研发的沉没成本得到了节约。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就如何通过优化市场结构，提升我国企业研发能力，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提出了三点对策。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 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 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 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2）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随着东道国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企业研发的影响研究——基于31个大中城市国家高新区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31个大中城市及国家高新区 2007～2017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高新区企业研发的溢出效应由企业技术水平和外商投资强度内外两个因素决定。 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了东部城市高新区企业研发, 显著促进了技术能力较强高新区企业研发。 外商直接投资越集中, 投资强度越大, 越有利于高新区企业研发。 加大外资引进力度, 提高外商投资集中度, 重点引进资本密集型外商投资项目, 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及高新区人才集聚水平, 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 促进高新区企业研发投入增长。     

行业异质性、适度知识产权保护与出口技术进步

本文将受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约束的模仿效应参数及模仿成本引入Hausman的技术水平模型,通过建立1994—2009年SITC Rev.3的三位编码产品与中国国民经济中35个工业行业的对应关系,构建了行业出口技术水平测算指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与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了知识产权保护对行业出口技术进步的影响及在不同行业间的差异性体现。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完善对出口技术提升起到了加速器的作用,但并未对出口规模扩张做出显著直接贡献,而是通过影响出口技术间接作用于出口规模;不同行业的知识属性差异使知识产权保护的出口技术进步效应在研发强度大、技术水平高、外资渗透率高的行业中更显著。     

中国高技术产业研发效率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并考察了企业规模、市场结构和所有权结构等因素对研发效率的影响。主要研究结论是：中国高技术产业的研发效率整体偏低，但呈现稳步上升状态，行业间效率差异有逐步缩小趋势。企业规模和市场竞争程度与研发效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外商投资企业和国有企业比重对研发效率也有正向影响，但外商投资企业对研发效率的贡献程度更高。     

制度因素、资源寻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 ～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因.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政治风险与自然资源、技术禀赋的交互项,发现中国OFDI流向较高政治风险且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以及较低政治风险且技术禀赋丰富的国家,体现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     

融资约束中介下上市公司金融关联与研发投资 ——基于人员与股权对比视角

本文以 2011～2017 年沪深两市A 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 在产融结合理论与投融资理论相融合的基础上， 从人员和股权两个关联视角对比分析， 探索不同金融关联方式对研发投资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效果， 以及融资约束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结果表明， 金融关联作为弥补正式制度不足的一种替代机制， 通过人员、 股权方式能够为企业研发活动提供融资、 信息、 业务的优势机会， 直接促进企业研发投资； 借助融资约束的部分中介效应， 缓解外部融资困境， 对促进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间接效应； 对比发现， 金融机构参股 的股权关联更好地实现了企业与金融机构信息交流的帕累托改进， 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更加显著。     

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的路径突破——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干中学与中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视角

本文首次将对我国干中学的研究从宏观层面拓展到微观层面,利用1999—2007年的大样本企业数据测算了我国465个四位码制造业的干中学学习率,并在Sutton(1991)内生性沉没成本理论的框架下检验了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现阶段干中学的学习率呈现整体较高、行业之间差异较大的特点;干中学作为一种内生性沉没成本确实具有进入阻止的作用,能够提高行业的市场集中度,减缓我国制造业在市场规模扩张过程中市场结构趋于分散的态势,而且,干中学对我国制造业市场结构的影响大于另两种典型的内生性沉没成本——研发和广告。为优化我国制造业的市场结构,政府应当下大力气保护企业投资内生性沉没成本的激励,对产业市场结构的干预应当充分考虑各个产业在干中学强度上的差异,并采取有效措施降低干中学对研发的挤出。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关于我国对外投资的动因分析，传统的西方理论强调；跨国发展的企业，必须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地位，并且正因为这种优势的存在、市场的不完善，及东道国所具有的区位优势才导致了一企业对外进行直接对外投资。但依照这种论断，在不具备垄断性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不可能产生对外投资的动因。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不断增加的现实不符。但就我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践来看，“跨国投资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寻求优势的活动”这种理论更具说服力、在寻…     

产品模块化：动因、机理与系统创新

本文主要应用经济学基本理论对产品模块化问题做出了尝试性的探讨，并试图沿着产品模块化的“形成动因-运作机理-系统创新”三个方面渐进地展开研究。通过研究．笔者提出了“网络经济效应是产品模块化的基本动因”；“市场交易效率的高低是决定模块化分解程度的重要因素”；“以提高创新效益、降低创新成本的制度创新才是激发产品模块化系统创新效率的根本之道”三个基本命题。并通过数理推导的方式对它们做出了具体论证。     

客户金融化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核心客户的经验研究

本文立足供应商企业,基于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07~2018年披露的上市核心客户信息,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客户金融资产投资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以考察客户金融化行为的供应链经济后果。研究发现,客户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随着企业的客户依赖度与商业信用规模的增加而呈现递减的趋势,表明企业认为客户金融化行为是出于预防储备的“蓄水池”动机,有助于降低企业感知的客户经营风险,促进其研发投入增加。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客户为国有控股以及客户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时,上述关系表现得较弱,表明该促进效应还要受到客户国有产权性质与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的干预。     

研发支出中作业动因合并模型的构建——以高端装备制造业为例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目标的确立,企业的研发支出存在着上升的趋势。但是在会计实务中,企业获取的研发成本信息有限,不能有效地对研发支出进行管理,对研发决策的支持力度不足。将战略成本管理理论和作业成本动因合并方法应用于高端装备制造业研发支出的管理中,能够加强企业研发管理,提高研发决策能力,为顺利实现产品价值提供有力支持。     

税收激励、研发支出与出口绩效——基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改革的聚束分析

推动企业研发是加快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的改革，分析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的外部激励，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通过整理2007—2010年全国税收调查数据中的企业研发支出等财务信息，并核算中国海关数据中的出口产品质量等企业出口绩效变量，发现在最低研发密度认定门槛右侧存在显著的企业数量堆积现象。本文进一步采用聚束分析法（Bunching）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该税收优惠政策显著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支出，促使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推动出口额、产品种类和国内增加值率显著增长，夯实了企业研发的出口规模效应。采用次优的操纵区间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研究结果还表明，“一刀切”的认定标准造成了财务操纵空间，对于处在税收征收力度较小地区以及没有隶属关系的企业，虽然账面上的研发支出有所增加，但财务操纵动机阻碍了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等研发互补性资产的配套，进而损害了该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口绩效提升效应。本文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的改进和执行提供了理论参考。     

制度差异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协定与贸易依存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影响。在理论层面通过模型构造论证了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贸易依存度对制度差异风险的调节效应：稀释效应与累积效应。在此基础上，选取2006-2015 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41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表明：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产生负面影响且具有门槛效应，中国更倾向于投资制度风险接近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更大，双边投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东道国的制度缺位，稀释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负面影响；双边贸易依存度有益于中国OFDI 且对发达国家作用更大，双边贸易依存度通过加强制度学习和经验积累，对制度差异风险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基于挣值分析的研发企业质量成本实证研究

研发活动的不确定性及其风险和动态复杂的市场环境要求企业必须把握好质量成本控制， 提升企业竞争力。 本文将项目管理的挣值分析引入研发企业的质量成本管理中， 通过分析价值链上研发企业和制造企业的质量成本管理差异， 建立研发企业适用的质量成本管理模式。 该管理模式通过挣值分析使研发项目内部损失成本的计划延迟得以实时控制， 对研发项目质量水平、 费用和进度进行综合监测，有利于企业研发成本管理效率的提高。 以研发项目零部件开发过程为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 为研发企业有效实施质量成本管理提供了参考。     

规模、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

理论分析表明,规模、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相关;规模会影响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显著正相关,规模与企业价值之间存在先下降后上升然后再下降的水平的S形关系。研发支出的作用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之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仅存在于小企业中,在大企业里,研发支出与企业价值负相关,但统计上不显著。稳健性检验表明,这些结论不受样本选择的影响。     

融资约束下研发创新对IPO 市场表现的影响 ——基于创业板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9～2017年创业板上市公司 IPO 数据，考察公司研发创新对IPO市场表现的影响， 以及该影响机制在 IPO 前面临不同融资约束程度的公司中是否有所差异；依据我国IPO制度变迁背景， 对自2014 年起实施的首日交易价格管制后的样本，采用其破板日（上市后首个非涨跌停板日） 而非上市首日数据衡量， 以体现真实的市场股价反应。 研究表明： 以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衡量公司研发创新时， 两者均对 IPO 市场表现具有总体促进作用；公司在 IPO前面临的融资约束较高时，短期会对 IPO市场表现出一定放大作用，长期则表现为抑制作用并随时间推移逐渐减弱。本文由资本市场宏观环境出发并落脚于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行为及其表现， 为 IPO制度改革的深化及企业研发决策选择等提供借鉴参考。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规模逐步扩大的前提下，厘清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影响是当前亟需量化评估的重要议题。为此，本文基于全球68个国家2003～2021年的面板样本数据，采用空间计量回归方法，从空间溢出视角深入考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及其强度的潜在影响和内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各个国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加剧东道国温室效应，但会有效降低东道国的碳排放强度；(3)从机制分析来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碳排放的正向作用主要源于经济规模的增长和二产占比的提升，能源效率能够有效缓解温室效应。     

监管制度、行业属性与企业环境投资——基于行业差异的影响因素识别与解析

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行业监管制度、行业属性与企业环境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剖析基于行业差异的企业环境投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行业监管制度对于提升企业环境投资水平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重污染企业并没有比非重污染企业投入更多的环保资金，重污染行业属性未增强监管制度对企业环境投资的促进作用；企业环境投资水平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壮大、发展能力的提升而显著提高，盈利能力、盈余质量较好的企业环境投资水平相对较高，成长性较好的企业环境投资水平反而较低；非重污染行业中，营运能力与企业环境投资正相关，发展能力与重污染企业环境投资负相关，与非重污染企业正相关，偿债能力对企业环境投资的影响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