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业产品质量供需结构及供给效率演化研究

在质量供需结构失衡的背景下,本文基于质量内生决定模型,引用海关贸易数据测度2005～2019年制造业产品质量需求水平和质量供给能力,综合评估制造业产品质量供需结构,并运用SBM模型测算制造业产品质量供给效率。研究发现：质量需求水平和质量供给能力逐年提升并呈现联动式的周期波动,质量供需结构呈现“需求拉动－供给推动－供需均衡”螺旋式上升态势,现阶段属于高需求拉动型结构。质量供给效率与质量供需结构发展阶段存在关联性：供给效率呈现“供给推动阶段＞供需亚均衡阶段＞供需均衡阶段＞需求拉动阶段”。政府需通过产业政策和财税政策进行外部刺激,鼓励企业释放质量供给提升潜力,用“高质量”换取“高效益”。     

京津冀装备制造业产业政策对技术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产业集聚的调节作用

京津冀产业政策对装备制造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 产业集聚作为产业结构特征， 会对产业政策与技术创新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选取了行业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对产业政策、产业集聚、技术创新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索。研究发现， 税收优惠、创新补贴对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绩效具有负向影响； 专业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倒U型” 关系， 多样化集聚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正U型” 关系； 专业化集聚对税收优惠、创新补贴与技术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多样化集聚的调节作用则不显著。     

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与FDI

本文利用我国30个省区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分投资地区和投资类型考察了最低工资标准、劳动力素质对FDI流入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FDI的流入规模。在东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倒U型影响；而在中西部地区，最低工资上涨对FDI流入规模呈现正U型影响。最低工资上涨通过提高劳动力素质，增大了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FDI的流入规模；而对技术密集型FDI的流入没有影响。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中国当前的最低工资制度、人才发展战略以及“引进来”战略的调整提供参考依据。     

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我国2011～2020年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熵值法，从3个维度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研究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变化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从工业机器人应用程度差异性来看，应用程度较低的行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呈现负向线性关系，而应用程度较高的行业两者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从技术水平差异性来看，低技术制造业工业机器人应用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U型特征。工业机器人应用促进中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但阻碍高技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比较与评价

本文在制造业“新型化”五维评价的基础上,构建新的多种均值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偏好比率法,信息熵组合赋权和灰色关联投影法综合评价模型,对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和制造业的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资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社会服务能力做全面的比较和评价。结果显示,从纵向看,“十二五”期间,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程度稳中有增;从横向来看,中部6省制造业“新型化”水平呈阶梯状分布,省域之间差异较大,且制造业“新型化”五维层面统筹不协调。最后,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对外贸易的发展、 结构与作用分析——以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双边贸易为例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 “一带一路” 倡议为我国进一步开展国际经济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具有深远意义。 我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传统服务贸易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呈下降趋势， 新兴服务贸易发展迅猛； 货物贸易方面， 我国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进口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呈下降趋势， 资源密集型产品则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 随着我国与沿线国家对外贸易关系的不断加深， 我国出口的技术密集型产品也不断增加。 对外贸易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表现为： 通过进出口产品结构和市场结构的改变， 降低国内低附加值产品的库存和产能， 促进高附加值产业的扩张和价值链的延伸， 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互联网＋”与金融结构变迁——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大数据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互联网＋” 计划指明了互联网与传统产业进行深度融合的产业调整发展方向， 故探索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文利用中国 31 个省 （市、 自治区） 2005～2016 年的面板数据， 采用 SYS－GMM 计量分析方法， 研究 “互联网＋” 对我国金融结构变迁的作用。 得出结论如下： 从全国层面来看，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从区域层面来看， 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中部地区的 “互联网＋” 对金融结构的变迁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最后， 依据实证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制造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性研究

本文根据1998～2013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产出与就业等数据，分别运用结构协调度和结构偏离度来测量制造业总体和制造业三大子行业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协调程度。结果发现制造业总体的协调度呈现出先恶化再改善的倒“U”型的走势，制造业三大子行业结构偏离度的走势虽各有特点，但与制造业总体协调度大体保持了一致性。此外，本文采用了偏最小二乘模型（PLS）对影响制造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协调性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发展战略、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是影响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协调性的主要因素。     

高管激励，终极控制权性质与财务风险

基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企业“去杠杆” 的大背景， 本文以我国煤炭等财务风险较高的行业 2013 ～ 2017 年数据为样本， 探究高管激励与财务风险之间的关系以及终极控制权性质对此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 薪酬激励与资产负债率呈“正U型” 的非线性关系， 能在一定范围内部分降低财务风险； 而股权激励与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杠杆系数均呈负相关的线性关系， 能够全面降低财务风险； 国有终极控制权会弱化薪酬激励与资产负债率之间的“正U型” 关系， 非国有控制企业薪酬激励降低财务风险的效果略优于国有控制企业。     

城镇化、产业结构及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为探究城镇化、产业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等3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了基于该3个变量的数理模型，并建立了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 模型）进行验证。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产业结构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U 型”关系，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倒U 型”关系；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主要是由自身引起的，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要大于城镇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影响。     

基于劳动生产率视角的制造业技术创新与就业关系研究

技术创新与就业在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关系一直存在争议,衍生出两组假说：“技术创新破坏就业假说”与“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假说”。本文立足于制造业,从“劳动生产率”视角,建立了技术创新、就业与制造业企业发展的回归模型。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创新与就业在制造业企业发展中是一对共生体,支持“技术创新创造就业假说”。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水平与就业质量始终与制造业企业发展显著相关;劳动生产率越高,制造业就业结构越倾向于高级化;技术创新与就业的交互作用在选择走高质量发展路径且劳动生产率高的制造业企业中最显著。     

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对制造业“清洁化”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30个省域面板数据的验证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经济在实现高速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了应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各国普遍对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实施了环境规制。那么,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能促进制造业的“清洁化”吗？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09～2013年的制造业数据,对中国制造业“清洁化”高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并通过构建GM（1,1）模型进行预测,并得到结论：环境规制是影响制造业“清洁化”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是,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清洁化”高度呈“剪刀差”现象。     

数智化和制造企业创新质量——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2007~2021年中国制造业上市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分格主成分分析方法构建企业层面的数智化指数,实证检验了数智化对制造企业创新质量的非线性影响机制,以及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数智化和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且具有行业异质性;(2)研发投入的负向调节效应主要表现在资本密集型企业中;(3)人力资本促进了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质量,对数智化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     

我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出口潜力与出口效率研究

本文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和 2003～2017 年面板数据， 分析影响我国向 “一带一路” 国家出口电气装备制造产品的主要因素， 发现贸易方各自的 GDP、 共同边界与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出口是正相关关系， 两国间的地理距离、 “一带一路” 国家的通电率与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出口呈现负相关。 依照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对52 个 “一带一路” 国家的可拓展出口额， 将其分为潜力巨大型、 潜力开拓型和潜力再造型3 类。 “一带一路” 国家贸易自由度、 信息化、 基础设施指数和班轮运输指数有利于提高我国电气装备制造产品对其出口效率， “一带一路” 国家的关税水平则相反。     

产品空间视角下制造业结构转变研究——以江浙沪为例

本文在产品空间视角下，将产品空间结构理论从国际贸易领域移植到国内区域层面，利用中国30个省份2003～2011年145类制造业3位码细分行业数据和2012～2014年147类制造业3位码细分行业数据，构造中国制造业产品空间，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Probit模型检验产品密度对比较优势的影响，并以江浙沪为例，对制造业结构转换目标选择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在国内区域层面，产品密度在产业转型中发挥着引领产业创新和阻止产业衰退的双重作用。在产业结构转换中，需要遵循此规律，选择合适的转换目标，避免结构转换中的断档停滞。     

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纺织上市企业绩效评价及发展战略研究

纺织工业作为我国传统支柱产业， 正面临着发达国家 “再工业化” 和发展中国家 “工业化进程” 加快的 “双重挤压”， 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研究纺织工业上市公司经营绩效有助于了解纺织工业的发展态势， 提高产业转型升级的效率。 本文以中国纺织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依据， 从企业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两方面构建纺织企业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实证考察2016 年 66 家纺织上市企业经营绩效， 在此基础上运用 SPSS20.0 将66 家上市企业划分为政策响应型、 扩张型、 稳健型、 成长型、 保守型及创新兼业型 6 类。 结果表明： 东部企业盈利能力、 扩张能力及人力资本等方面得分较高， 整体经营绩效优于中、 西部企业； 服装企业经营绩效优于纺织企业与毛皮制品企业。 最后从企业所属地区、 行业、 类别3 个角度对纺织工业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减排约束下电力资源综合利用优化模型与方法研究

电力资源利用需协同供需两侧， 才能实现减排目的， 针对此， 本文运用 Tapio 脱钩弹性指数， 测评电力行业碳排放难以实现强脱钩性， 减排的压力大。 而后， 基于 “开源节流” 的理念， 透过供需两侧管理效益分析， 阐释联合两侧进行电力资源综合利用优化的逻辑基础； 同时， 通过 “开源” 来优化供给侧的电力资源结构， 并以能效电厂来实现需求侧的 “节流”， 据此， 引入多目标决策方法， 以全社会投入成本最低和碳排放量最小为目标函数， 建构减排约束下电力资源综合利用优化模型， 给出模型求解方法； 最后， 运用 Matlab 软件进行算例分析， 结果表明模型减排约束性较强， 且兼具经济性， 值得实践推广。     

长三角制造业结构升级与人才素质结构升级的引领关系分析——兼论产业的“低端锁定”与人才的“学历泡沫”现象

本文用高技术产业产值占制造业产值比重及其变化表征制造业结构升级水平,用专科及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占全部从业人员数比重及其变化表征人才素质结构升级水平。在基于长三角数据对两项指标进行测度的基础上,利用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分析中的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因果检验方法,对二者之间的引领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制造业的结构升级与人才素质的结构升级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引领关系。基于产业“低端锁定”和人才“学历泡沫”视角对其中的原因予以了解释,并提出了制造业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相关建议。     

就业结构升级的经济效应及其路径分析——基于创新机制的调节作用

本文通过分区域回归和门限效应分析， 考察创新机制调节作用下就业结构升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分析结果表明： （1） 总体上， 就业结构升级通过创新机制影响经济发展时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 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最大， 产业升级次之， 技术进步最小； （2） 分区域看， 三大地区的就业结构升级均能有效促进经济增长， 创新机制的调节作用呈现 “西强中弱” 的分布格局； （3） 从门限特征看，基于创新机制的就业结构升级影响经济发展时存在明显的门限效应， 以创新环境和技术进步为门限变量时， 经济效应呈现先升后降的 “倒U 型” 趋势； 以产业升级为门限变量时， 经济效应逐渐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