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差异风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协定与贸易依存度的调节效应研究

本文分别从理论与实证两个层面探讨了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影响。在理论层面通过模型构造论证了双边投资协定和双边贸易依存度对制度差异风险的调节效应：稀释效应与累积效应。在此基础上，选取2006-2015 年中国“一带一路”沿线41 个国家和地区样本，对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研究表明：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产生负面影响且具有门槛效应，中国更倾向于投资制度风险接近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 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对发展中国家作用更大，双边投资协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东道国的制度缺位，稀释制度差异风险对中国OFDI 的负面影响；双边贸易依存度有益于中国OFDI 且对发达国家作用更大，双边贸易依存度通过加强制度学习和经验积累，对制度差异风险具有反向调节作用。     

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一带一路”战略为研究背景,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03～2012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签订双边投资协定（BIT）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签订BIT能够促进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并且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要比发达国家更加显著且效应更大。     

利用外资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以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的理论分析

1．利用外资与产业质量的改善利用外资最直接的作用是增加东道国的投资数量。在传统跨国投资理论中，对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必要性的论述，集中于“两缺口”模型，即引进外资能够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特别对那些处于现代经济增长起步阶段、国内储蓄和投资能力较低的低收入国家来说，利用外资很可能是其弥补资金缺口的重要来源。然而，对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已有明显提高、国内储蓄能力较强、国内资金总量缺口并不明显的国家来说，利用外资更重要的作用是促进本国产业质量的改善。对于这类国家来说…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生产力进步

近年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有了显著增长。之前，研究者多把目光聚焦于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FDI）对发展中国家生产力的积极影响，本文重点探讨了中国的ODI对其自身生产力进步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技术导入和效率提升。     

制度因素、资源寻求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 ～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别面板数据,利用扩展的引力模型研究东道国制度因素对中国OFDI的影响,并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源寻求动因.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政治风险与自然资源、技术禀赋的交互项,发现中国OFDI流向较高政治风险且自然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以及较低政治风险且技术禀赋丰富的国家,体现了东道国政治风险对资源寻求型和技术寻求型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影响.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改善的影响

本文采用2009~2020年254个企业OFDI及所处城市空气污染数据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OFDI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显著为负,即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改善地区空气质量;(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存在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OFDI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等方式改善空气质量存在最优区间;(3)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环境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就东道国而言,对高度开放且环境规制程度良好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能有效降低母国的空气污染水平;就母国而言,处于严重空气污染地区的非国有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使空气质量得到更显著的改善。     

企业技术创新与对外直接投资的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拓展企业异质性的分析框架,考虑技术创新对生产率的影响,构建了一个企业技术创新和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理论模型,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技术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和对发达国家逆向投资的可能性越高。此外,技术创新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地区和产业差异,技术创新对东部地区、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显著正向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与企业积极“走出去”是协调统一的,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越大,恰当的支持和鼓励企业技术创新政策的制定,不仅能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还能够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企业更好地融入国际市场。     

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系统 GMM 方法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的系统广义矩阵估计（SYS-GMM），考察了宏观税负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关系，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 OFDI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并且具有相对稳健性。据此，提出以下政策建议：政府需要大力实施结构性减税，清理规范政府收费，取消不合理收费，以降低企业负担，防止 OFDI 大规模外流。     

融资约束、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绩效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17 年数据， 构建融资约束综合指标和SA指数， 运用logit模型验证融资约束与OFDI的关系， 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OFDI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其滞后性，并探究了融资约束对OFDI经济后果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 （1） 融资约束会对企业OFDI决策产生抑制作用； （2）OFDI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而且该正向影响存在滞后效应； （3） 融资约束在OFDI影响企业绩效的过程中起到了扩大振幅的作用， 即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OFDI 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愈加明显。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研究

本文选用2004～2013年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除西藏外）面板数据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OFDI增加了我国的碳排放量,即OFDI每提高1%,人均CO₂排放量增加0.012%左右。但此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即OFDI对中部地区碳排放增加效应明显高于西部,而东部地区碳排放效应为负且不显著;与此同时,经济规模、产业结构、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对我国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影响。     

“一带一路” 背景下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基于SVAR 模型的实证检验

本文采用SVAR 模型对我国2010 年4月～2017 年6 月宏观月度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探讨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 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是中国OFDI 快速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控制变量中的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也对中国OFDI走出去” 的顺利推进， 我们应该采取如下措施： 抓住“一带一路”建设的良好契机， 积极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充分发挥丝路基金、亚投行和金砖国家银行的作用， 积极推动优先使用人民币进行投融资； 鼓励中国企业采用人民币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有效防范汇率波动风险；推进国内金融深化改革， 完善和发展现代金融市场。     

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的路径突破——基于乌普萨拉模型的改进

本文基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对乌普萨拉模型进行改进，探讨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的影响。根据战略三脚架，从企业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视角切入，探讨高管过度自信、行业前景对东道国与母国制度距离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速度选择路径突破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基于中国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样本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越低，企业越倾向于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在初始对外直接投资中便选择较高投资速度；高管过度自信程度越高、投资行业前景越好，东道国与母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距离低的企业越倾向突破传统渐进式路径；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水平高、冗余资源丰富的企业，上述结论更显著。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灰色关联理论的实证分析

中国已经成为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大流量国， 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兴起， 将其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已经成为当下的研究热点。 本文运用灰色关联理论从行业和国家两个层面对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 结论如下： 对外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在区位选择上， 二者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新兴经济体及其他发展中国家、 资源丰裕型国家和发达国家； 在行业选择上， 二者关联度最大的是技术密集型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其次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和批发零售业， 再次是资源密集型的采矿业等， 最低的是金融服务业和电力、 热力、 燃气及水的生产供应业。 最后， 根据文章实证结果， 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更加有效地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路径分析——基于"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的面板数据

“一带一路” 的发展导向特征使其不同于现有的区域合作机制， 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关系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本文从 “两缺口模型” 和经济增长核算方程入手， 在测算分析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存在资金缺口的基础上， 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经济增长的聚类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 （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会促进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是促进作用会随沿线国家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而减弱； （2） 在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阶段，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显著， 随着东道国人均GDP 水平的提高， 东道国的技术水平替代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 （3） 资本和劳动投入是 “一带一路” 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关于我国对外投资的动因分析，传统的西方理论强调；跨国发展的企业，必须具有垄断性的竞争优势地位，并且正因为这种优势的存在、市场的不完善，及东道国所具有的区位优势才导致了一企业对外进行直接对外投资。但依照这种论断，在不具备垄断性优势的情况下，中国及许多发展中国家企业都不可能产生对外投资的动因。这显然与发展中国家对外投资不断增加的现实不符。但就我国及部分发展中国家实践来看，“跨国投资不仅是企业实现优势的活动，也是企业在更大空间范围寻求优势的活动”这种理论更具说服力、在寻…     

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量化与评估

为了更好的防范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本文在考量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文化风险的基础上,结合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的特点,加入技术风险指标,对中国企业技术获取型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进行量化与评估。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法量化风险;然后,通过聚类分析法评估风险等级。实证研究结果表明：2003～2011年期间,20个样本国家中,低风险国家都是发达国家;中等风险国家有4个,其中只有1个是发展中国家;高风险国家全都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南非、墨西哥、巴西和俄罗斯;2008年后,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在不断改善,但很多发达国家的风险却逐渐上升。因此,中国企业应针对不同东道国的风险变化特点,采取措施规避风险。     

中国对“一带一路”亚非欧重点国家直接投资效率评价研究——基于动态DEA方法

对外直接投资效率问题关系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1988.8亿美元。为促进我国“一带一路”合作机制进一步走深走实,本文基于动态DEA模型,选取亚非欧60个国家为研究对象,研究2013~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效率。实证分析发现:我国对亚非欧60个国家的OFDI总效率整体处于中低水平,国别差异较大,国家间差距呈现出亚洲>欧洲>非洲的情况;各项指标效率表现为欧洲>亚洲>非洲;三大区域IDI、ET、FR效率值呈现出差异化特征。为此提出加强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国际合作,优化产业结构,强化双边贸易关系等对策建议,从而促进“一带一路”合作机制的深入开展,加强与沿线国家的经贸投资和国际合作。     

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自中国的实证检验

本文把能源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投入， 基于 DEA-Malmquist 指数方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 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对经济增速的贡献率与生产要素增长率对经济增速贡献率的比值作为经济集约化水平， 利用 2003～2016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双向直接投资、自主创新对经济集约化增长的影响以及 OFDI 对经济集约化水平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OFDI 对母国经济集约化水平的影响显著存在本国人力资本的单门槛效应和金融发展的双门槛效应；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集约化水平显著负相关； 自主创新能力对经济集约化水平有显著的正效应。因此， 提高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和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 OFDI 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和经济的集约化增长。     

部分国家调控外商投资保护民族工业的若干措施

综观世界各国，都把利用外资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为了保护自己的民族工业，防止在利用外资中有损本国利益，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根据不同情况制订了一些对外国投资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规定，即使是所谓自由度较大的国家也不是无限制地敞开大门任意发展。他们的一些做法值得研究、借鉴。一、关于投资领域为了防止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的控制和垄断，各国对外资进人的领域都有一些限制和规定。有的国家有明文规定，有的没有明文规定，只在实际运行中掌握一个度。一般来说，发达国家限制相对较少，发展中国家限…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跨国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的影响。 结果表明： 生产性服务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各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 其对发展中国家促进作用高于发达国家； 物流服务业和其他商业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各国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均具有较大促进作用； 保险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发达国家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促进较大； 金融服务业进口技术复杂度对发展中国家制造业自主创新效率促进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