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生命科学发展现状

当前,生命科学领域的发展已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很多国家都将生命科学列为重点发展领域之一。瑞典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一直保持国际先进水平,生命科学产业是瑞典主要的出口产业。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瑞典政府发布"2013-2016年研究与创新法案",宣布投资19.6亿克朗支持生命科学发展,重点研究方向包括:传染病和抗生素研究、老年病研究、药物研发、临床治疗技术改进以及临床实验研究等。本文分析了瑞典生命科学领域科研体制和科研经费情况、近年重点研究方向及产业概况,并对瑞典生命科学发展现状进行了概述。     

绘制创新理论研究的知识图谱:关键词共现分析

创新理论研究是政府和学术界密切关注的领域。运用科学计量学方法,通过多维尺度分析与聚类分析、因子分析(主成分分析),分析了当前创新理论的学术研究领域及其研究进展。研究认为,区域创新系统、集群创新系统、企业创新系统、生命科学与技术创新是当前创新研究极为活跃的前沿领域。     

德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现状及其研发创新

生物技术是当前最具潜力和最富活力的科技领域之一。德国联邦政府认为,从传统化石能源时代向生物经济时代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将更广泛地应用于农业、林业、渔业、畜牧业、食品、化工、制药、能源、环保和商贸服务等众多产业领域。知识生物经济将提高国家竞争力。2010年11月,德国联邦政府发布了《生物经济2030：国家研究战略》。包括德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推动本国生物技术研发创新和产业化发展。本文对德国生物技术产业发展最新情况进行了调研,并对其研发创新及其产业化发展的政策机制进行了总结分析。     

人工合成皮肤获准用于临床

1998年4月中旬，北美生物技术领域有了一个革命性的突破。一种采用生物细胞培养技术，可以批量生产供应临床应用的人类皮肤产品在加拿大首次获准进入商业使用。这是世界上首次成功地将经生物技术培养的皮肤产品用于临床。人工合成人体组织甚至器官一直是生命科学研究人员近求的目标。每年花费在此类研究上的人力、财力不可胜数，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新兴的生命科学学科，即器官组织工程。该学科与基因工程将成为20世纪今后一段时间里最新的高科技生命科学领域。目前为止，北美有近百所大学、研究所。生物技术公司在从事这个领域的研究。研究对…     

直面现实推进中国农业经济学研究——第三届中国农业经济理论前沿论坛综述

<正>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现象的社会科学。随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对人类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拓展到几乎人类所有的行为类型。农业经济学表现出相同的发展趋势。由于其研究对象涉及到农业、农村、农民等广泛领域,呈现出与生命科学、地理科学、行为科学等不断交融的独特性。大国农业、大国小农以及乡土社会的特殊农情,使中国成为国际农业经济研究的重要领域,从而有可能为中国农业经济学直面现实进行理论创新提供得天独厚的话语权优势。一、农业经济学科的     

德国面临全球化挑战及其对策

德国研究、技术和创新委员会（简称创新委员会）是德国在制定创新战略方面最重要的咨询机构，其有关创新问题的看法和对策在德国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创新委员会成立于1995年，共发表了3篇指导创新活动的报告，前2篇分别以信息和生物为题，提出了德国在信息和生物领域开展研究、开发和创新的战略思想，在德国政界、经济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98年6月该委员会发表了第3篇报告，题为《全球竞争中的能力》，研究的主题是日益突出的全球化问题。该报告汇集了德国科学界、教育界、经济界和政府部门门位精英人物的集体智慧，全篇以全球竞争中…     

十大新兴技术值得关注

美国《技术评论》杂志评出了值得关注的十大新兴技术，它们涉及的学科领域很广,从生命科学到纳来技术乃至互联网，这些技术很快就会对商业、医学或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编者按]     

抢占技术规则先发优势的竞争与合作

本文介绍了德国的标准化战略目标,德国在人工智能、电动汽车、工业4.0和量子技术等方面加强创新技术领域标准化研究,我国企业面对的国外技术规则标准及其挑战,中欧创新对话机制下的标准合作和中德标准合作等有关情况。     

德国的创新之路

1．德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积累过程 （1）德国创新体系和创新文化的发源 德国创新体系的产生要追溯到1871年。当时的经济学家舒姆彼特就曾将经济活动划分为六大领域：首先就是“发明与发现”，然后是“矿山、农业、加工业和货物分配”，最后是“服务业”。可见，当时的科学研究就被放在首要位置。这种划分后来演变成“三个产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的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研究开发”这个领域。这说明，早在19世纪，德国就已经将研究开发作为一种产业来对待了。     

2007年日本科技发展综述——主要科技领域的研究重点、进展与成果

一、生命科学、生物技术 老龄化社会面临的延年益寿课题、解决威胁人类健康的感染症、花粉症等常见的过敏疾病和精神压力引起的各种疾病,以及应用生物资源、生物技术,增强产业竞争力,获得"生命科学世纪"的竞争主动权,是日本生命科学战略重点化的出发点.日本目前在生命科学领域的研究开发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保障国民健康,二是提高竞争力和持续性发展,三是开展萌芽、融合领域及尖端解析技术开发.同时,积极构筑加速研究成果还原给社会的制度与体制.与美欧相比,日本虽然在基因解析方面起步较晚,但是,通过在蛋白质等尖端领域研究开发,日本正努力在后基因组研究及产业化上迎头赶上.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的大规模投入导致涌现一系列成果.     

Connecting life science entrepreneurs with resources and expertise: the role of iungens brokerage in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demands detailed expertise at each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mercial product. Besides a perceived shortage of venture capital, venturing life science companies face the challenge of limited access to qualified expertise in regulatory affairs and commercialisation. Examining a bio hub initiative at a major pharmaceutical company, a form of in-house incubator wherein life science companies can both take advantage of laboratory facilities and the stock of expertise of the hosting company, it is argued that such initiatives support the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field. Taking on an iungens brokerage role, the hosting company effectively connects previously separated actors, thus lower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incurred when accessing qualified scientific, regulatory, and commercial know-how, which are all of great value to life science companies during the venturing phase. The iungens brokerage role thus represents a highly valuable position in the field of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Unified economic ideas and their hybrid policies: the case of Swedish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work

Institutional theory describes organisations as being open to external influences, including policy-making. Policy-making is in turn based on normative ideas that inform how markets and economies unfold. Policies may include wide-ranging concerns and trade-offs (as in science and industry policy) or may be detailed and specific (as in the case of, e.g. procurement policies in the medical technologies sector), but they tend to play a role in shaping markets. A study of the Swedish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field suggests that the policy shift in life sciences governance to what Berman [2008. ‘Why Did Universities Start Patenting? Institution-building and the Road to the Bayh-Dole Act.’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8: 835–871] names a market logic. In the present case, the market logic is not sufficiently supported by favourable market conditions, leading to a ‘hybrid logic’ enforcing an enterprising ethos but otherwise remains couched within a bureaucratic innovation system not providing critical resources conducive to life science innovation – venture capital funds and commercial human resources. The outcome is arguably case of ‘over-entrepreneurialisation’.     

爱尔兰依靠创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验和做法

爱尔兰由一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国家,通过采用积极的科技创新政策,大力发展信息通信和生命科学等高技术产业,实现了经济转型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爱尔兰以创新为发展源泉,实行开放型经济,利用技术预测为科技创新指明方向,大力扶植本土企业并为高科技创业提供资金保障,积极促进大学与国家科技园的密切合作,注重人才培养和引进。爱尔兰促进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可为我国经济转型提供参考和借鉴。     

区域科技与金融有效结合模式及机制研究

科学技术是推动创新发展的加速器,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而金融发展也需要科技创新的推动。在文献分析基础上,对西咸新区科技与金融结合现状进行评价,指出其在政府政策、中介服务与金融机构3个方面存在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借鉴现有科技与金融结合模式,提出西咸新区应选择政府-市场双核驱动发展模式,进而提出基于参与主体和企业成长生命周期的科技与金融结合机制。     

2013年日本政府科技相关预算分配简析

在当前科技投入稳步增长的局面下,我国有关部门需要关注和参考国外科技预算编制经验和分配重点,做好科技预算分配工作,以实现科技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提高科技经费投入的效率。通过介绍和分析2013年日本政府科技相关预算分配情况,可供国内相关部门参考。在2013年科技相关预算分配过程中,日本政府根据“第四期科技基本计划”和“日本再生战略”,继续将加快灾后重建、推进绿色科技创新和生命科技创新作为重中之重,增加必要的研发投资预算,切实有效地推进科技创新政策,以应对当前面l临的灾后经济复兴、能源安全、老龄化社会以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     

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时空差异性评价

科技创新规模扩张和科技创新效率提升是增强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两条关键途径。基于现有研究鲜有结合科技创新规模和科技创新效率开展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的现状，采用因子分析法，系统筛选国家科技创新规模影响因素，并结合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完善国家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通过构建DEA Malmquist指数模型，评价不同时期国家科技创新效率变化指数，以及中国与全球10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差异性。研究表明，R&D投入强度、R&D研究人员、专利申请量、科技期刊文章数、高科技产品出口额占制成品出口总额的百分比、科技创新效率是影响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1991-2014年中国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呈指数增长态势，有力提升了国家科技实力；全球10个国家科技创新能力水平除日本出现一定波动外，其余九国整体呈小幅递增态势。     

国家科技创新活动时序性及其测度研究

目前大多数学者关于科技创新活动的测度指标都是基于能力和绩效，忽视了创新活动的时序性特征，未将时间因素引入测度体系中。从科技创新基础能力、科技创新活动投入、科技创新活动产出3个维度，基于熊彼特创新周期理论，对中日美法德五国科技创新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采用时差分析法将科技创新活动的测度指标分为先行指标、一致指标和滞后指标，构建了具有时差关系的科技创新活动指标体系，揭示了科技创新活动的时序性规律。     

政府支持与民营科创企业绩效关系研究：企业家科创领导力的调节作用

民营科技创新型企业（以下简称科创企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相关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具体影响方向和作用机制尚未达成一致意见。采取文献综述、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采集437家科创企业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并构建调节模型。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企业家科创领导力对政府支持与科创企业绩效间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科创企业家科创领导力越强，政府支持对科创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越大。     

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政策研究

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是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是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的要求,也是实现高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必然选择。京津冀地区科技创新能力不平衡和异质性,缺少跨行政区科技创新体系,妨碍了科技支撑与引领经济社会合作发展的深度和广度。京津冀地区地域上的邻近性、经济上的依存性、资源上的互补性、三方关系的交叉性和多重性等使得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具有必要性与可行性。京津冀地区应通过树立共同的科技创新价值观,建立和而不同的创新制度,构建科技创新一体化的协调机制、强化顶层设计和主动布局、发挥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的辐射引领作用、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打造“一心两核三带多园区”科技发展格局,以促进科技创新一体化发展。     

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模型构建及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政策供给成为促进创新活动开展的关键动因。匹配度检测与评估是科技创新政策管理的保障措施,是基于证据的科技创新政策调整依据。运用供需匹配理论,引入政策供需主体共同作用对象——科技创新政策,构建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架构。以2014年9月至2017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改委、商务部、财务部、科技部发布的82份科技创新政策文件,以及采用问卷调查法对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管理人员的调研结果为依托,实证研究中国科技创新政策供需错位问题。结果表明：在供需匹配理论模型中引入调节变量——科技创新政策,可以研究科技创新政策供需匹配状况;在供给导向性政策和环境导向性政策方面,科研院所、企业与政策供给主体的匹配度相对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