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集团公司治理模式的构建及实现之策

随着企业集团化的深入,解决因企业集团的复杂性而带来的公司治理问题,已经成为管理学界和企业界普遍关注的焦点.针对我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模式目标,构建了其内容框架,并对实现我国企业集团公司治理模式提出了对策.     

众筹融资与科技型企业成长契合性研究

众筹平台通过机制设计实现了信息、资金等要素供给和需求的契合，为化解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提供了一种新选择。对该契合机理进行分析，并运用离散选择模型，检验机制设计对项目成败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合理设置融资目标、有效控制信息质量能显著提高众筹成功机率。最后，为保证众筹融资能够持续为科技型企业服务，从平台、监管和政府3个层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RETHINKING THE RELATIONSHIP IN TERMS OF CORPORATE COHERENCE

Abstract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were for a long time distinct fields of analysis. Reasons for this incompatibility are linked to the restricted vis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upported by shareholder value which essentially refers to information rather than knowledge. In this paper, we argue that other vision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exist which are also closer to knowledge dynamics and knowledge governance problems. We elaborate thus on the possibl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the governance of knowledge. We sustain that each key actor (the manager and the investor) embodies a piece of diversified and localized knowledge related to his/her specific domain and field of experience, and these different modules of knowledge have to be recombined by an appropriate mode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at stimulates corporate development. In this perspective, the reconciliation really appears essential since managers, by defining and selecting innovative processes, and investors, by determining the money that is invested to sustain these processes, both take part in the creation and governance of new knowledge by the firm. We show that this reconciliation can be based on the notion of corporate coherence of the cognitive firm that allows replacing the conventional conflicting vis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a new vision based on cooperation between managers and investors that collectively contribute to corporate development and coherence.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食品安全治理政策——基于扎根理论的探索

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是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前因。以沪深股市58家食品饮料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扎根理论探索构建食品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模型,显示企业文化是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在前置驱动因素,质量改进和经济绩效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内部情境因素,企业荣誉是调节“文化-责任”关系的外部情境因素。     

如何实现组织学习与内部创业平衡——组织注意力视角

中小企业如何在新旧业务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基于组织注意力视角,探讨了内部创业（渐进式内部创业和突破式内部创业）与组织学习（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间的互惠关系,构建了组织学习和内部创业的整合框架,通过企业注意力监控机制转移注意力,可以反复、交替地实施渐进式内部创业与突破式内部创业,由此提出渐进式内部创业和突破式内部创业的交替平衡模式、利用性学习和探索性学习的间断平衡模式。     

共同机构所有权与企业创新：协同治理与信息共享视角

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强化行业联系，推动信息、技术和经验跨边界整合共享，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促进生产要素向企业集聚。以2007—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例，考察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其联结程度和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创新，且经过倾向得分匹配法、Heckman二阶段回归等内生性检验和敏感性测试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发挥协同治理效应和信息共享效应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并且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市场化进程较低、行业竞争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结论可进一步提升对共同机构所有权这一新兴市场现象的认知，同时为决策部门制定政策方案提供参考。     

媒体压力、融资约束与工业企业碳排放——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

以2011-2017年沪深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探讨绿色发明专利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媒体压力显著抑制企业碳排放,且缓解融资约束可以促进企业碳减排。回归结果还表明,绿色发明专利会削弱媒体压力的碳减排效应,增强融资约束对碳减排的抑制作用,而媒体压力与融资约束对企业碳排放的影响并不存在相互促进或抑制作用。最后,对结论进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并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结构、股利分配与企业创新绩效三元关系实证研究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公司经营状况、股利政策及创新绩效。采用回归分析法对公司治理、股利支付及企业创新绩效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董事会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及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越高,企业越倾向高股利支付;高股利支付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并无正相关关系,股利支付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最后,从完善公司治理和股利政策方面提出了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的政策建议。     

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公司内部控制与机构投资者持股的调节作用

作为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校友关系会对管理者决策产生影响。选取2012—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影响,通过考察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对上述影响的调节作用,进而揭示其中相关作用机制。结果显示：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会促进公司创新投入;公司内部控制和机构投资者持股均正向调节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董事长—总经理校友关系对公司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公司中更显著,而地区市场化程度差异对上述促进作用的影响并未表现出显著不同。研究结论能够为公司更有效地植入校友文化、完善选人用人与高管再教育机制等提供管理启示。     

前因变量、慈善行为与组织绩效研究

随着人们的社会发展观和价值观的逐渐成熟,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呼声越来越高。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有效方式,企业慈善捐赠行为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不仅捐赠领域越来越广泛、捐赠资源日趋多样,而且更注重捐赠的效果。与迅速增长的慈善实践相比,相关慈善理论略显薄弱,大多研究仅描述了慈善行为本身,鲜有关于慈善产生动因、行为特征、组织绩效的详细解读,因而使理论工作者难以廓清慈善行为的全貌。本文通过理论演绎,阐释了前因变量、慈善行为和组织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相关研究假设,构建了＂前因变量—慈善行为—组织绩效＂这一概念模型,该模型论述了影响慈善捐赠行为的关键因素,揭示了慈善捐赠行为对企业组织绩效的作用机制,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实证数据进一步检验和修正理论分析框架,以为我国企业参与慈善活动提供借鉴。     

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

传统公司治理理论强调对于企业控制权的控制,而淡化了企业作为企业家精神租金创造的意义。本文通过对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在逻辑分析,提出公司治理实质上包含着朝向企业家精神的保健机制与激励机制,其共同作用影响企业家精神的发挥从而决定了公司治理的绩效。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上市家族、国有企业的数据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就家族企业而言,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保健机制则表现为不作为或失灵;就国有企业而言,激励机制对企业家精神无显著影响,保健机制则对企业家精神具有较为显著的“倒U型”作用。     

基于“IO-TL”模型的公司多元化逻辑

本文从现有多元化争论现象出发,分析了公司多元化诱因,阐述了多元化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司多元化产生的“IO-TL”模型,随后从动态视角深入分析了多元化“IO-TL”模型,并推理出公司多元化逻辑:公司多元化行为由公司所面临的行业秩序和自身的技术水平状况共同决定,短期内,公司最优多元化程度是存在的、稳定的;从长期来看,公司最优多元化程度随公司所面临的行业秩序和自身的技术水平发展而不断变化     

治理理论综述——以法律、组织和市场为视角

公司治理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资金的提供者按时收回投资并获得合理的回报,其研究视角不仅在于现代的公司组织,还包括了市场和法律体系。本文从法律、组织和市场的角度,对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回顾。     

基于ISM框架的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为最大化用户价值与社会福祉,运用创新技术以生产与提供产品/服务,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企业行动,其重要性受到理论界与实务界的广泛关注。在回顾企业科技向善内涵及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对27位学者、企业家的访谈与演讲实录等质性材料进行分析,提炼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同时,基于解释结构模型,对企业科技向善影响因素的内在关联及多层递阶结构进行探索,明确企业管理者的认知与态度、价值观是重要前置因素,发现消费者需求与创新机遇识别是必要条件,企业愿景与使命、组织管理及治理结构等内部支撑是基础,政府规制及社会规范等外部利益相关群体与要素是重要动力,市场环境以及社会发展与转型是重要依托。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研究脉络与热点图谱量化分析

为全面客观分析不同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Web of Science数据库2000-2019年463篇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创新研究文献，运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文献时空分布、双期刊叠加、文献共引及聚类、关键词时区等知识图谱，厘清研究分布情况、脉络轨迹及发展前沿。结果表明，文献数量逐年提高且尚未达到峰值，美国、中国为高产国家，该领域研究存在不同学科期刊间的知识流动。研究视角划分为创新决策动态视角、特定股权背景视角、委托代理视角，形成了以所有权结构、董事会职能及高管治理对企业创新影响为基础的研究主题框架，研究热点和前沿随公司治理主体关注重点变化和创新类别细化发生动态演进。最后，针对研究薄弱环节，提出未来研究方向。     

跨国公司视角下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对公司绩效影响研究

本文从关联交易对公司绩效影响的角度出发,以2016—2018三年时间为研究区间,以我国深沪两市中的全部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择范围,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具体探究关联交易对公司绩效的影响。首先通过模型对样本总体进行回归分析,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与企业绩效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之后又加入虚拟变量并将样本分离为跨国公司基准组与非跨国公司对照组,就关联交易的正向影响强度进行对比,研究发现关联交易对跨国公司绩效的正向影响强度比非跨国公司大；在此基础上为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进行提出合理有效的建议。     

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声誉与竞争力研究——基于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基于农业(涉农)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分析农业企业社会责任、企业声誉和竞争力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战略性企业社会责任对竞争力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不显著。此外,企业声誉没有在农业企业社会责任向企业竞争力转化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因此,要实现企业社会责任向可持续竞争优势转化,农业企业应建立战略性和利他性企业社会责任并重的管理机制。     

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互动：理论与案例

公司治理制度遵从民主决策和监督原则,公司治理文化的精髓是责任和诚信;会计信息披露是代理人与外部利益相关者沟通的制度安排,客观公正是会计信息披露的价值取向,公司治理文化与会计信息披露之间存在互动关系。公司治理文化模式取决于企业权力配置格局和治理主体的诚信。案例研究表明,公司治理文化对会计信息披露发挥了主导作用;会计信息披露不仅反映公司治理的结果,体现公司治理文化特征,而且还反作用于公司治理。     

Shareholder Value Maximisation,Stock Market and New Technology: Should the US Corporate Model be the Universal Standard? 1

In 1992 a blue‐ribbon group of US economists led by Michael Porter concluded that the US stock market‐based corporate model was misallocating resources and jeopardising US competitiveness. The faster growth of US economy since then and the supposed US lead in the spread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as brought new legitimacy to the stock market and the corporate model, which is being hailed as the universal standard. Two main conclusions of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are: (a) there is no warrant for revising the blue‐ribbon group’s conclusion; and (b) even US corporations let alone developing country ones would be better off not having stock market valuation as a corporate goal.     

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规制

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公司制的核心,公司治理结构在公司内部是通过公司组织机构分权制衡的职权设计来实现的，主要受《公司法》的规范，我国公司立法在公司治理结构的法律规制上存在制度缺陷，因此，完善既有的立法例，创设以董事会为中心的公司治理结构，扩充监事会的权力，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强化董事义务，将有助于推动我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