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乡（镇）治理模式创新的路径选择

由于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主导型体制的影响，乡（镇）政府治理难以适应和谐社会发展的需求。需要适时创新乡（镇）治理模式，规范乡（镇）政府的事权划分，加强社会力量参与乡（镇）改革，监督、制约乡（镇）权力，共同创造乡村政府和社会组织多元互助的乡村治理模式。     

中国证券市场监管模式创新研究

证券市场上存在的寻租行为以及证券管制的成本问题，引发了对证券管制效率损失的思考；我国证券市场当前实行的是以政府监管为主导，集中监管和市场自律相结合的监管制度。在监管体制结构方面存在着职能错位、市场自律、监管立法和执法上的障碍三大问题。文章提出二元监管体制的创新模式，在国家证券监管机构统一、集中的监管下，充分发挥自律组织的作用，形成依法治国条件下证券市场政府监管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的二元化监管模式，使自律组织的市场监管者角色在法律上得以肯定，自律组织在进行监管的时候才能具有权威性和独立性。     

建设服务型政府:跨越官僚制再造组织文化

本文论述了公共部门组织文化、官僚制与官僚制精神,并对再造我国政府组织文化提出三点建议.     

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界定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运行的模式选择

对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的模式界定,存在着“政府主导型”与“企业主导型”两种不同的见解。本文认为日本式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模式应界定为“市场为主、二元机制型”即以市场经济制度为基础的政府宏观调控机制与企业微观经营机制、政府计划调节机制与市场自动调节机制有机结合型的体制模式,这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赶超先进国家的重要的制度因素。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中国,应借鉴日本模式的经验,选择“市场为本、二元机制型”的运行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吸取日本模式的教训,走出独特的中国式的发展道路。     

文化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和路径选择

影响文化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主要因素包括文化的固有属性和内在发展规律、文化的经济和社会双重价值关系、文化事业投入机制和体系、意识形态和民族利益的干预、文化市场和文化法律关系等等。文化的自由创造和审美属性决定文化体制改革所要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为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提供自由。文化体制改革以人的需要和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为基本价值取向，通过制度创新，解放文化生产力，激发文化创造力，为社会主义文化的持续发展和长期繁荣提供制度保障。其目标模式是：建立政府的法制化监管与积极的社会监管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形成积极的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财政激励机制，采取有效的文化产业公共政策，确立非公益性文化发展市场主体和建立市场竞争机制，等等。     

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利益协调模式设计

试验区建设中的利益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同的主体其利益导向存在差别,并有可能存在利益冲突,从而影响试验区的协调发展。建立良好的区域利益协调机制是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建设能够顺利推进的重要保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试验区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有赖于市场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双向调节和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结合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实际,提出攀西战略资源创新开发试验区的利益协调模式,应采取科层制模式为主导,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居民、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市场机制、利益分配协商机制、利益分享与补偿机制、利益争端调解机制等相互配合的模式。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是理性行为者方法,这与当时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理性的重视有关。1962年艾利森和霍尔珀林的《决策的本质》一书问世,带来了决策理论中的变革。1972年他们二人又在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替代方法——官僚政治模式。他们认为,理性行为者模式把政府组织的和政治的复杂性简化成为一个单一的行为者,而忽略了官僚体制的存在。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统一的、理性的计算单位,而是由那些具有不同利益、持不同政策观点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政府决策是集团的博弈,而不是个人的活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和理性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官僚政治模式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对它的批评与修正以及美国总统权力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等,其结论是,与决策理论中的其他方法相比,官僚政治模式是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     

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变迁方向分析——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的视角

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囿于自身发展的困境，越来越显现出笨拙性、僵化性和不适应性。多中心治理理论为公共政策执行模式的变迁指明了方向，即一种多元主体的合作互动模式。一方面要重视非政府公共组织对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模式变迁的积极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又要在政府组织内部建立民主的合作型体制，既要在政府内部加强权力的监督与分工，也要在基层政府外引进社会力量的制约，归根到底是要进行民主选举。     

高等院校的市场化趋向分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机构的官僚性的行为方式和目标指向在高等教育的提供者——高等院校中大行其道，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全球范围内政府再造运动的盛行，这种政府控制学校的行为受到了抑制。高等院校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开始由政府的附属机构向一种产业转化，高等院校越来越与市场挂钩。     

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理模式的问题与对策

通过对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治理模式存在的困境分析结果表明,引进政府、社会组织、非政府投资主体、卫生服务机构运营管理者、医护人员和社区居民参与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多中心治理是提高其服务效能和保证其公益性目标的有效措施。在此基础上探索适用于社区卫生机构管理者的激励-约束机制,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构建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维框架的有效治理模式提出政策建议。     

土地制度改革：打破一级市场垄断

政府垄断一级市场的政策理念只是一种理论模式，很难真正公平地彻底实施．并且土地公共产权的国家激励机制很容易异化为地方政府的权力寻租机制。因此，有专家建议必须取消地方政府对建设用地市场准人的垄断，取消对建设用地生产过程的垄断，取消对土地市场运营所有竞争环节的垄断或事实上的垄断。     

国有大型企业集团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模式研究

产业园区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产业发展主要载体，国有大型企业集团均通过产业园区的开发带动相关产业板块的成长。产业园区开发建设模式成为热门研究领域，产业园的开发建设模式主要受到政府和市场两方面力量的影响，随着体制机制创新，园区开发模式更加灵活、多样。本文通过对国内外产业园开发建设模式的系统研究，以期为产业园开发建设模式选的择提供有宜的经验和借鉴。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矫正腐败机会的宏观视角

本文对矫正腐败机制提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健全体制结构;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平衡资源配置结构;打造有效有限政府,优化权力配置结构;矫治制度错配与制度特权,匡正制度规则结构等建议.     

浅论行政人员个人责任——公共行政行动理论视角

在传统官僚体系中，存在着一系列的责任缺失现象，美国学者哈蒙在其公共行政行动理论中提出的“个人责任”，可成为对传统责任体系的补充。行政人员个人责任的履行与其自主性的发挥都是服务型政府对提供公共服务的行政人员的基本要求。行政人员个人责任有赖于正确的道德感知与判断，并以参与决策为动因。当行政人员实质地参与决策时，他们会感受到自己的主体地位和所承担的个人责任。     

走向企业一体化——小商品批发市场的体制模式选择

本文基于小商品产品特性及其组织制度含义的分析，提出了小商品市场体制模式选择的总体思路，并进一步阐明了对批发市场实施企业一体化经营的主要内容。     

政府危机管理机制及未来治理模式初探

为了维护政府的威信和社会稳定,应对社会不断出现的危机和突发事件,我国政府必须尽早建立和完善一整套危机管理体制.这套体制应该包括以下几个重要部分:首先建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权威机构;其次建立专项资金划拔和安排体制;再次建立灵敏的预警机制和信息公开体系;还要建立全面参与的社会支持系统、法治化的决策和执行模式等.另外,在建立政府危机管理机制的同时,也要注重政府未来治理模式的建设.     

探析融合型养老服务模式

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是目前我国三种主要的养老服务模式,融合型养老服务则融合了三者优势。本文对融合型养老服务方式、特点、运营体系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为完善融合型养老服务,提出健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资金流通机制、人才考核激励机制、互联网智能发展体制和医养融合发展机制等建议。     

多层级的企业社会责任公共政策引导模式构建及对策——基于中国CSR发展指数的统计分析

企业社会责任领域中的公共政策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过程中的实践效果如何，是下一阶段政策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为了更好的分析公共政策的施行在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行为中的作用，以2009-2016年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指数为基础，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自律性组织三个层面，总结各级政府和自律性组织在政策推进过程中的引导模式，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关系浅析

一、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结构,即企业组织方式、控制机制和利益分配的所有法律、机制、制度和文化的安排。是关于公司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的一种控制与激励机制,其根本点在于明确或划分权力、责任和利益,形成权力制衡、控制与激励并存的机制。公司治理是现代公司制的基本产权结构下对公司进行控制和管理的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     

转型期地方政府重叠利益行为模式研究——以房地产调控为例

转型期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模式较为复杂,可以用重叠利益行动结构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多样化的行为表现,源自于其行为的利益归属区间的不同.在房地产调控领域,由于地方政府主要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和本地区具体情况,按照重叠利益结构原理,对调控措施进行了巧妙的选择,结果保证了地方政府利益最大化,但未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在公众无实质性制衡权力的情况下,改变地方政府行为模式的主要推手是中央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