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经营制度变革及拓展方向

农村改革40年来的农业经营制度变革,一直是在坚持家庭经营基础性地位的基础上,努力追求农业的规模经济性。尽管已有研究对如何改造传统小农尚未达成共识,但推进农地的规模经营已经成为我国主流的政策导向。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如果将家庭经营卷入分工活动,那么农业规模经济性既可以表达为土地规模经济,也可以表达为服务规模经济。家庭经营卷入分工,关键在于开放和盘活农地经营权。盘活经营权依赖于产权的可分性,产权细分为多元经营主体进入农业提供了可能,从而构成了劳动分工的前提条件;劳动分工会导致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生产组织与交易组织的生成将成为保障分工效率并降低交易费用的重要机制。     

产权: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本文构造了一个内生政府行为和所有权的产权模型：当物品属性外生给定时，在法律层次上界定私人物品有价值属性的归属关系取决于技术和政府的行为；政府既可以将私人物品界定为私人所有，也可界定为归国家和集体所有，这决定于政府类型以及随之而来的行为目标；当所有权界定以后，所有权主体行使所有权的能力和政府的行为选择就决定了一国资产的最基本的产权结构，由此，文章进一步论述了政府行为与产权制度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个关于公司产权的理论假说。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城市化道路选择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的城市化道路选择》(罗必良)一文有创见地提出2010年区内城市化达到工业化成熟期75%的水平,以及组成九大规模群构成都会带的模型。     

"竞争"抑或"继承":农地产权如何影响农民生育性别偏好

"重男轻女"被视为乡土中国的重要传统之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男女不平等的社会问题,但较少关注男女性别偏好所反映出的农民土地情结以及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可能带来的乡土社会生育观念的变化.本研究表明,农民生育"重男"的性别偏好不仅是农村家庭传承中"继承"观的反映,也是农地产权不稳定或不安全时壮大地权博弈力量的需要.基于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检验结果显示,农地调整和农地确权均会强化农民"重男轻女"的生育性别偏好.其中,农地调整会诱导农民对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偏好,生男孩成为"弱者的武器";农地确权并未激励农民在生育男孩数量上的"占优",而仅限于"有".前者表达产权争夺的"竞争性",后者表达产权排他的"继承性".文章强调,"重男轻女"观念隐含着不同的产权含义.     

食品安全与农户生产技术行为选择

本文构建"禀赋特征—认知特征—生产技术行为选择"的分析框架,利用广东省331份农户问卷数据,以农药技术行为选择为例,研究了农户生产技术选择安全性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在禀赋特征中,个体禀赋对农户农药安全技术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土地禀赋会对农户农药安全技术行为起负向影响,能力禀赋和认知特征对农户农药安全技术行为起正向影响。此外,本文从认知特征维度进一步讨论了农户农药技术行为选择中"有意不安全"和"无意不安全"问题,由此发现农业生产中存在明显的"有意不安全"的现象,并指出这是值得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     

家庭经营仍是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基础

以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经营、管住用途”为主线的制度内核，将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基本架构     

产权管制放松博弈与中国农业生产危机——基于结构突变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权管制放松的分析视角，本文构建一个政治风险下农民和国家的动态博弈模型来解释中国两次农业生产危机。此外，本文利用1959—1961年与1970—1977年两次中国农业生产危机的省级面板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构突变面板计量结果表明，国家不会主动削弱自己的谈判能力，除非政策失误或外部竞争压力造成的冲击才可能迫使它在产权管制放松的博弈谈判中让步。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城镇化战略

以中心城镇为主线的城镇化道路,应该成为阶段性的战略选择。本文认为,现阶段不宜继续将发展大中城市作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主体模式,应当实施中心镇为主线的城镇化发展战略,让农民更多地分享城市化的成果,以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