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迁移流动对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作用

经济的发展与人口再分布是相互关联的:一方面,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成为影响人口迁移最重要的因素;另一方面,人口迁移流动引起的人口再分布影响着迁入区和迁出区的经济发展.为此本文主要对人口迁移流动与区域经济均衡发展之间的相互作用进行论述.     

区域经济分析的一个劳动经济学视角——以山东省为例

区域经济水平差异普遍存在,导致区域差异的因素也很多。本文首先对山东地域按地区及县域从经济水平角度进行聚类分析,分析了区域经济水平的空间分布。然后利用相关的人口普查数据及统计数据考察劳动年龄人口、城镇化水平、人口迁移、教育水平等因素对地区及县域经济水平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差异的人口因素影响。     

人口迁移与地区经济压力差异性探析

经济因素,一直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因素,而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又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方面。文章首先从人口跨地带迁移的现状入手,指出其迁移的动因主要是经济因素,即中国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存在地带间显著差异。其次,借助人口经济压力指标,与其他相关指标一起分析人口迁移与经济发展的内在关联,进一步证实了人们的迁移行为有很大的地域经济选择性。     

浅析我国管理会计应用和发展的环境

一、经济环境 在影响管理会计的各种环境因素中,经济因素是主要因素,它不仅直接对管理会计的应用和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而且还将通过法律、文化、教育、科技等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间接地对管理会计产生影响。     

中国省域人口迁移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增长视角的实证分析

陈述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口迁移规律,从理论上分析了人口迁移的动态变迁过程,并结合一般均衡理论、新古典增长模型说明了人口迁移过程中的经济发展水平变动特征。构建含带人口迁移因素的内生增长模型,对人口迁移的内生增长作用机制作出了解析,并以此为基础实证分析了我国省域近10年来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内生影响特征与变动趋势。二元人口迁移存在明确的动态均衡过程,受其影响,会导致城乡两部门出现产出的一般均衡状态,而这一状态符合新古典增长模型所设定的假设条件与稳态结论。从实际情况看,我国省域间的城乡二元人口净迁移具有明确的经济增长效应,同时不同省份、四大区域总体上表现出增长效应递减特征。     

影响中国星级饭店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分析

中国星级饭店的宏观区位分布影响因素有一般经济因素、旅游经济因素、可进入性因素及环境因素等,对这些因素选取具体指标量化后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定量测出影响中国星级饭店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通过分析,发现影响中国星级饭店空间分布的区位因子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水平、旅游资源价值与旅游业发展水平、区位条件与可达性以及区域基础设施水平与投资环境等。     

基于随机前沿的区域产学研协同创新绩效分析：创新网络结构视角*

本文基于创新网络结构视角,利用2008—2017年中国30个省份(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因数据缺失略去)的统计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探讨了创新网络结构因素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并分析了创新环境基础设施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网络开放性和网络密度均与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关系,网络规模和网络结构洞的影响效应不明显。创新环境因素对创新绩效具有重要影响,信息基础设施、产业结构特征等因素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影响,政府支持力度与研发投入强度相关假设没有得到验证。     

内蒙古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发展的影响

导致人口迁移的原因有很多,如地理环境、就业、地区经济水平的高低等等,然而这些因素反过来又影响着人口的迁移,本文主要对内蒙古自治区产业结构变动以及从城镇化角度去分析研究自治区人口迁移对其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并从人口分布是否协调的角度研究了内蒙地区的经济与人口分布的协调性情况.     

陕西省城乡关联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动态关系分析

以陕西省为例,在对近20年城乡关联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及方差分解模型,对其城乡关联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显示：①1990年以来,陕西省城乡关联度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经历了同步发展到拮抗的演变过程;②陕西省道路、邮电通信、环保和教育卫生设施建设水平变化与城乡关联度变化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而城乡关联度变化仅是能源给水设施建设水平变化的单向格兰杰因果关系;③陕西省城乡关联度变化一直受到自身及道路、邮电通信、环保和教育卫生设施建设水平的影响,且后者的方差贡献逐渐增大,其中道路设施建设水平的方差贡献率在第5期（即1994年）超过了其自身的贡献率。     

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分析

推动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需要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基于动态面板模型考察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的影响与区域公共品供给的均等化水平差异有关,在中、西部地区均表现为正的效应,且中部大于西部,而在东部地区产生抑制作用,Tiebout模型在中国的检验存在区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城市医疗卫生和文化服务公共品供给对城乡人口迁移均存在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公共品供给变量的影响为负;教育公共品供给变量影响不明显.     

京津冀高技术产业活动效率测度

协同创新环境因素是影响区域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重要因素。采用京津冀高技术产业1995-2015年的追踪数据,运用三阶段DEA-Windows模型,对京津冀高技术产业R&D活动效率进行比较分析。突出协同创新的环境因素,既剥离了外部环境和随机因素对创新效率的干扰,又考虑了京津冀创新效率的动态演进特征。结果表明：外部环境因素与随机噪声对京津冀高技术产业R&D活动投入产出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利用SFA回归法对环境因素和随机噪声进行剔除性分析是合理的。其中,技术获取结构、区域经济关联度、区域贸易依存度、科技型基础设施投资强度、区域比较劳动生产率对R&D经费和新产品开发经费投入冗余均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R&D人员全时当量的影响则是多元的。剔除环境和随机干扰后,北京和天津的R&D活动投入产出效率有所降低,而河北的效率值有所提高。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技术进步与新会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

一、新会市科技与经济发展关系分析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受很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经济系统中的环境因素和系统内部因素。环境因素主要有:社会经济制度,自然资源、人口、科学、教育、文化、国际环境等,这是引起经济系统变化的外因。系统内部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技术、资源配置、规模经济及组织管理因     

农村男性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河北CC县调查的发现

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10年河北农村男性婚姻调查数据,对农村男性大龄未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受教育程度、个体的技能、经济状况等个体因素、家庭经济条件、兄弟数和兄弟排行等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均对农村男性大龄未婚产生影响。为解决男性大龄未婚问题、改善大龄未婚男性的生活状况提供了理论依据。     

经济人口重心的动态转移与区域经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重心的主要变动方向由北向南,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主要体现为南北矛盾.90年代中期以后,南北差距逐渐缩小,而东西差距有所扩大,区域经济差距的矛盾由南北转向东西,人口重心主要在南北方向上不均衡.由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是导致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人口重心滞后于经济重心的变化,人口迁移的流向是影响人口重心迁移的重要因素.有计划地促进沿海和内陆地区间较均衡的经济发展,将有利于实现人口迁移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特征、机制及影响研究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人口迁移呈持续增长态势。利用"2013年全球国际人口迁移趋势"和"2013年经合组织国家国际人口迁移展望"数据,分析1990-2013年国际人口迁移的规模、流向、结构等的变动趋势及区域特征,揭示国际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机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差距、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变动、国际移民政策调整和人口规模等,以及国际人口迁移对迁入国和迁出国经济发展、劳动就业、财政收支、人口增长等方面产生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析

利用陕西省区域统计资料,借助于聚类分析方法得出20世纪90年代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规律,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多元回归模型,得出农民收入水平和工业发展水平是影响90年代陕西省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最重要因素,同时居民储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从业人数等要素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差异也有一定的影响。     

论制约我国民族经济发展的因素及对策

在经济的发展历史长河中,由于受到了历史原因以及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致使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滞后,尤其是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这种差距被拉的越来越大.本文从经济发展的民族文化、基础设施、经济环境因素、教育体制以及社会发展等五个因素进行分析,并针对相关的因素提出相关措施,为推进民族经济发展提供一点参考.     

山西太行特困区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绩效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

构建了生态、经济和社会绩效三大子系统在内的生态旅游扶贫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山西太行特困区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绩效进行评价和空间格局分析,并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山西太行特困区生态旅游发展对各县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绩效空间差异明显。其中,繁峙县、五台县和灵丘县经济绩效最明显;阳高县、浑源县和天镇县社会绩效较好,五台县、大同县和广灵县较差;繁峙县生态绩效最好,其余各县相差无几。交通、第一产业增加值、教育投入和财政支出等是生态旅游精准扶贫绩效主要影响因素。生态旅游扶贫绩效空间格局差异的主要机制是基础设施与教育是基础动力,投资与产业结构是直接动力,政府支持是外在动力。     

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影响——基于VAR模型的动态分析

笔者利用1949年～2008年北京市相关时间序列数据,基于协整理论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北京市各类城市基础设施指标与其总产出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从长期来看,各类基础设施确实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然而在长期中总产出水平仅对公路、医疗类及教育类基础设施的发展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从短期来看,只有医疗类基础设施和文化类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此外,社会基础设施对北京市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经济基础设施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医疗类基础设施,它在短期和长期都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西部地区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演进分析

笔者首先对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人口迁移的规律和特征做出分析和判断,在此基础上运用内生人口迁移经济增长模型,实际测算了近十几年来西部各省区省际人口迁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强度。结果显示,各省区的人均产出与人口净迁移率之间存在较高的正相关性,但人口迁移对经济影响的强度有所差别,从整体来看,西南地区净迁移人口的作用更大一些。此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省际人口迁移伴随有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趋同),相反,正是因为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扩大,才会形成以四川、新疆、陕西等为流入中心的省际迁移人口聚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