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

随着时代的变化 ,联合国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定义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冷战时期 ,联合国所关注的安全问题主要是主权国家如何抵御外来军事干涉和入侵、防止核战争以及维护民族独立、领土完整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 ,在联合国范围内 ,一种内容更广泛、更综合的“新安全概念”也逐渐成长起来。冷战结束后 ,联合国积极倡导包括“共同安全”、“人类安全”和“全球安全”在内的新安全观 ,完成了从传统安全概念到非传统安全概念的转变。联合国的安全观并不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安全观 ,它是对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安全考虑平衡的结果 ,具有更多的理想主义、制度主义和全球主义色彩。一方面 ,我们应该看到 ,联合国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反映了冷战后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和各国安全利益关注点的变化 ,因而具有积极意义和指导意义 ,值得各国在制定本国政策时加以借鉴和参考 ;另一方面 ,我们也应该关注这种“新安全观”给联合国组织本身及其成员国带来的新问题、新挑战     

新安全观与东亚地区合作机制

中国崛起需要新的战略思维,其核心概念就是“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它们分别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概念的延伸和发展。国家利益和安全的经济要素构成了共同利益的基础,使国际关系越来越体现为共同利益的结合。东亚是中国实行“新安全观”和“共同利益”的首要地区。发展本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来带动本地区各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     

从危态对抗到优态共存——广义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

本文在梳理安全概念的基础上 ,通过对安全与人的生存状态的相关性揭示 ,提出了“广义安全观” ,并以全球伦理的维度 ,对广义安全的研究模型、伦理向度及其安全理论范式做了新的探索 ,试图为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中国的安全困境及其选择

近年,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安全挑战,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新安全观",以解决中国的内外两种安全。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国家安全体制和安全能力,用"亚洲安全观"构建新的地区安全机制。"新安全观"必为中国解决安全困境指明出路。     

“小人鱼”的安全问题

近 2 0年来 ,在国际政治研究领域长期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传统安全观 ,或者说是强调以军事安全为中心的国家安全的现实主义安全观念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挑战。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揭示传统现实主义安全观的偏颇与片面之处 ,并以小人鱼的不利处境、妇女面临的安全问题为切入点 ,阐释女权主义的安全、和平概念 ,分析人类安全和妇女人类安全提出的意义 ,最后总结由此引发的有关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关系、国际政治定义等问题的思考。     

“非典”挑战中国“人”的安全观

进入 2 1世纪 ,人们的安全观念正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经历着重大而迅速的变化。国家安全正超越“国家”的主体与范畴 ,扩展到“人”的安全领域。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地区爆发的“非典” ,使传统的安全观继“9·11”事件后又一次受到严重的挑战 ,“人”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普遍重视和强化。“非典”的短期效应是威胁人的健康、生命安全 ,挑战国家公共卫生防御及监管体系 ;其长期效应同“9·11”事件一样 ,将影响中国的安全观念 ,并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政治、文化等众多领域活动的形式和参与程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全球化、人类安全与后SARS时代——两岸非传统安全的新议题

全球化的到来同时也促成了风险的全球化。一场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颠覆了全球乐观主义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凸显主流的社群开始关切以往被忽略的有关人类安全的问题。本文即从SARS所引发的对人类安全的关注着手 ,思辨台湾海峡两岸之间在“后SARS时代”的新安全关系 ,并陈述对未来两岸关系的看法。本文认为 ,以人类安全作为全球化拓展的基础 ,可以建立两岸对于人类安全的共识 ,并建构一种以人为主体的“理想的言说情境” ,共同捍卫人类的普世价值 ,找寻两岸关系可能的解决之道     

“安全困境”与国家安全观念的创新

国家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安全的主观认识，取决于国内外客观形势与战略决策者主观认识，并随着时间和环境的转换而有所变化。     

人的安全与东亚:回顾与展望

尽管“人的安全”这个概念仅仅存在于安全政策的边缘 ,但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方面 ,它重视人类的多重性 ;另一方面 ,则更加直接地关注在暴力冲突情况下对个人或者单个团体的保护。干预和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 2 0 0 1年的报告和人类安全委员会 2 0 0 3年的报告分别反映了这两个不同的侧重。在东亚 ,就“人的安全”概念的争论已经相当深入。亚洲最初的反应是谨慎、怀疑的。亚洲国家一贯坚持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秩序 ,强调国家主权 ,反对干涉一国国内事务。但自从 1997年的金融危机以来 ,亚洲各国、地区组织、学术机构和民间社团对“人的安全”的态度逐渐转向积极 ,大部分注意力都集中在对“人的安全”的广义理解和对安全的非传统威胁方面。进而 ,这一趋势引发了对“人的安全”最具争议性的问题的讨论 ,即对个人的保护、干涉和外交的新形式。但是 ,“9·11”事件之后的美国政策和反恐战略阻碍了“人的安全”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尽管如此 ,一些关于“人的安全”的思想还是创造性地影响了一些国家的安全政策、对外行为和地区秩序的规范基础。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对秦皇岛市口岸安全工作的思考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充分论述了国家安全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性,口岸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手,围绕秦皇岛市口岸发展和安全现状展开论述,分析了口岸安全对秦皇岛市发展的重要意义,提出了提升秦皇岛市口岸安全水平的应对措施,为秦皇岛城市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论“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建构——关于21世纪安全战略的哲学思考

本文通过分析“安全异化”现象 ,提出“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同等重要的命题。“可持续安全战略”概念涵盖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安全领域。其内涵是指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持续确保和平与安全的一种状态 ;注重国家生存的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 ;主张其措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和协作性 ;尊重国际社会的多样性 ,提倡国家间实行非暴力多边主义 ;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 ;指出安全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     

非传统安全与中国的新安全观

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提出了严峻挑战,应对和解决非传统安全问题需要新的安全思想和安全理念。在全球化浪潮和非传统安全的推动下,新安全观应运而生。中国的新安全观是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在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实践中,中国新安全观的内容应不断深化和丰富,而综合安全是当前的安全问题的基本特征,共同安全是维护安全的最终目标,合作安全是维护安全的有效途径。     

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重心与对外关系战略基点的转变

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必然要求战略指导的重心适时相应地做出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指导重心由维护生存利益向维护发展利益转变。要有效地维护国家发展利益,需要我们从国家利益日益拓展的新现实出发,从当前国际战略格局的新现实出发,精心筹划。与此相适应,把对外战略的基点由以往基于应付“共同威胁”转向基于寻求“共同发展”,这是符合时代潮流的选择。近年来中国所主张与实践的“新安全观”正是这种对外战略新思维、新基点的生动体现。此外,作者还讨论了建构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问题。     

论冷战以来西南边疆安全环境的演变--以临沧为例

边疆问题关系着国家领土是否能够在主权上完整统一。对于边疆问题的传统安全观及安全利益保护方式已经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挑战，原有的以经济、政治、军事发展的传统安全观已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涉及范围更加多维化的非传统安全观，来自于非传统安全观的新观点已经在影响着国际安全领域及边疆问题自身的实际变化，即安全环境的演变。这是一种安全利益的变量，是影响国家安全及经济发展的直接要素。本文从西南边疆的云南临沧入题，以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两个角度出发，并结合全球化发展的背景，比较了冷战前后我国西南边疆安全环境演变的动态过程。     

从安全视角看环境与气候变化问题

"中国七省市高校学生安全观调查"客观地反映了当代高校学生对环境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家安全关系的认识。调查显示,一方面,青年学生比较重视环境保护,并愿意为之身体力行;另一方面,对于环境问题与国家安全的关系,特别是气候变化还缺乏深入的了解。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的文化安全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文化安全观发生战略性转变 ,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提升。正确看待文化全球化、文化帝国主义和文化霸权成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必须面对的课题。树立正确的安全意识 ,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并使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展是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重要使命     

民航安全之我见

安全是民航永恒的主题，航空安全事关国家人民的生命财产、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全国经济事业的大局。空管安全是民航安全工业的重中之重。如何才能做好空管安全工作呢？传统的安全管理，是以规章制度、责任制来规范人的行为，纯粹以奖罚手段来规范人的活动，对人的管理主要从“管”的角度出发：但制度具有非完美性、非灵活性和强制性等缺点。那如何处理呢？“我要安全”。只有“我要安全”，安全才能真正得到保证。“要我安全，我要安全”。从被动到主动，两字之别，可对待它的态度和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人们对待事物的态度往往决定着一切。以端正的态度去做才能在效果上达到“我保安全”的目的     

合作安全模式与传统安全模式

近年来,国际上出现了一种与传统安全观截然不同的新型安全观念——合作安全。本文针对合作安全谈谈自己的看法。一、合作安全模式与传统安全模式的主要区别合作安全一词最早由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和澳大利亚外长埃文斯于90年代初提出。对于合作安全的概念,比较普遍的看法倾向于:合作安全是国家间通过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广泛合作,实现国际安全或地区安全,进而实现各自国家安全目标的一种手段或模式。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下中国经济安全探讨北大核心

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特别提出要坚持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党领导下的经济安全保障工作是一项重要的理论命题,更是一项重要的实践课题,具有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本文从整体性和实践性出发,在厘定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经济安全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我国经济安全涉及的金融、产业、资源、宏观等重大经济领域形成的安全风险分析,揭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安全道路的特色之所在,对党在领导经济安全进程中的重要规律性认识,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性质、哲学视角作出相应阐释,不断推动经济安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为经济安全治理积极提供中国理论与方案。     

非传统安全:中国的认知与应对(1978～2008年)

"安全场域"对一个国家的安全认知与战略有着重要影响。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逐步实现了时代观与安全观的重大历史转型,也面临着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安全威胁的挑战。非传统安全凸显了"人的安全"、"社会安全"和"全球安全"的意义,也促成安全范式的全面转型。中国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应对中完成了从不自觉到自觉、从非战略高度到战略高度、从零散到系统、从被动到主动的发展过程。中国需要加快非传统安全应对能力建设,有效应对未来重大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