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为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优化政府资源配置,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选取2007-2018年127家军民融合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纳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寻租变量作为政府补贴的外生工具变量,构建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差分GMM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军民融合企业往期研发投入对当期研发投入有影响,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如何对补贴进行结构性优化,以更好发挥政府补贴的精准性及创新激励效应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重大问题,同时,企业创新活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也表现出异质性。文章选取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补贴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果,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创新无显著正向影响;(2)补贴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通过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机制实现;(3)补贴没有提升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内部研发意愿,这解释了补贴无法促进成熟期、衰退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外源性融资增加无法转化为衰退期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原因。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为了精准发挥补贴的创新效应,需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特点对补贴的介入与退出机制进行结构性优化。对成长期企业进行补贴倾斜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作用,一旦企业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政府需要考虑非研发类补贴的退坡,以集中资源聚焦创新扶持。     

不同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差异性研究

技术创新投入对绩效的影响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中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基于2016年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数据，研究发现：①技术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促进效应，即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存在；②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效应存在差异，其中，非国有企业表现显著而国有企业表现不显著；③产生差异的原因是两类企业的管理效率和政府支持力度不同。因此，研究建议：第一，鼓励技术创新，引导企业构建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二，完善政府补贴机制，创建更加透明的补贴评价机制；第三，在研发创新中注重提升管理效率。     

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 ——基于2011-2017年中国高科技上市公司微观数据

选取2011-2017年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混合OLS、固定效应模型及GMM模型分析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活动的促进作用。结果发现：政府补贴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研发具有促进作用，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高新技术企业，政府补贴力度不尽相同；对于不同地区来说，政府补贴对一线城市扶持力度较大，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比较显著，对于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不够，对其企业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激励作用相对较弱；对于不同行业来说，政府会有针对性地加大对某一行业制造业财政补贴力度，如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最后，针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分析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财税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财税政策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起着重要作用。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政策两个维度,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财税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的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阶段的激励效应。财政与税收政策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激励效应程度存在着差异;在创新投入阶段,财政补贴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在产出阶段,税收优惠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财政补贴中的研发补贴、利息补贴以及税收优惠中的直接优惠、间接优惠的激励效应也分别存在着差异。另外分别从加大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力度、完善财税政策配合及实施有差异化的财税激励政策方面提出了提高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水平的对策建议。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政府补贴、额外行为与研发活动变动

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掌握核心技术是关键,但是由于该产业的技术研发活动不但风险高而且具有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这就使得企业可能缺乏研发创新的积极性。而政府补贴作为调节这一矛盾问题的有效政策工具,不但能弥补企业研发资金不足问题,还能够产生额外行为,从而引起企业技术研发活动的改变。本文从企业研发创新投入和获得研发创新成果两个方面探讨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本文发现,虽然政府补贴没有直接带来企业研发支出的增加,但是企业在政府补贴影响下获得更多专利的结果却表明政府研发补贴确实能够为企业指明技术攻关方向,激励企业积极参与研发创新活动。另外,规模越大的企业研发积极性也越高。这为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环保费改税对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多案例分析

通过多案例研究方式，主要从环保费改税后企业税负变化、研发投入、创新成果和专利情况以及污染处理技术四个方面，分析了环保费改税对于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证实了环保费改税对企业开展绿色创新活动有着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作用，提升了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进而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应完善相关政策支持体系，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补贴支持；不断扩大污染物征税范围，推动“双碳”目标实现；企业应加大研发投入，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战略；更新升级生产设备，提高污染处理技术。     

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机制研究

本文在共生视角下研究军民融合企业技术创新生态系统的协同演化机制,分析政府干预下"学研机构—军民融合企业"的主从博弈策略,探讨"政企学研"组成的技术创新生态系统在独立生存合作、协同创新合作和联盟共存合作三个阶段的运作机理.主要考虑两种政府干预情境:一种是针对一般技术创新,政府不进行补贴激励;另一种是针对高精尖技术创新,政府会对其进行补贴激励.针对两种政府干预情境和三个演化阶段,采用主从博弈分别确定学研机构的技术创新程度和技术转移费用以及军民融合企业的边际收益.研究表明:学研机构和军民融合企业采用成本分担机制共同进行技术研发,有助于提高技术创新程度;协同创新合作阶段的成本分担机制可使创新生态系统获得帕累托改进;在大部分情形下不存在使学研机构和军民融合企业都满意的创新成本分担契约;联盟共存合作阶段的利润共享机制可以消除创新生态系统的双重边际效应,获得帕累托最优.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来自中国光伏产业的经验数据

选取2009—2019年60家沪深上市光伏企业面板数据,以2009—2019年我国部委及以上部门颁布的243条光伏产业政策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15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经济绩效的影响及其在不同区域创新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结果表明,产业政策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会抑制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企业经济绩效在光伏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其中在国有企业中表现为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为促进作用;区域创新环境在产业政策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过程中起抑制作用。进一步区分企业所有制后发现,在光伏产业政策影响下,国有企业创新绩效不受区域创新环境影响,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受到区域创新环境的负面影响;区域创新环境能够促进非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提升,但对国有企业经济绩效没有影响。研究结论可为我国政府合理制定光伏产业政策及光伏企业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启示。     

政府补贴、产权性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政府补贴和产权性质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已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采用Wind数据库中的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挂牌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随机效应面板数据模型，科学评估政府补贴、产权性质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现阶段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补贴对企业绩效具有负向激励作用；②由于企业产权性质不同，政府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大于其对国有企业的影响。最后，提出完善政府补贴监管制度，营造合理透明发展环境，优化政府补贴政策，确保补贴方案因地制宜等政策建议，以期为政府制定更有效的补贴政策提供理论借鉴和决策支持。     

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度的影响——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军民融合创新是军民融合战略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深化和结合，对于推动国防科技工业和民用科技工业发展至关重要。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基于创新协同视角，主要考察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的影响。通过构建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分类并量化军民融合创新协同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实证回归方法考察财政政策对军民融合创新协同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目前我国军民融合创新协同度整体上仍属于低度协同，还有很大提升空间；财政支持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协同水平提高。为进一步促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需要政府对该领域实施相应的干预与扶持。     

自利抑或协同：非国有股权参与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外部性理论与制度理论，以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Tobit模型考察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非国有股权参与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股权融合程度越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越高，外资股东参与有利于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但机构投资者未表现出明显作用；分层分类检验结果表明，非国有股权参与更有利于中央国有企业、公益类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外部治理环境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环保补贴可以增强非国有股权的环境研发激励作用，分析师关注有利于抑制私有股权短视化自利行为，二者均正向调节非国有股权参与对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     

促进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政府扶持模式选择——基于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的比对

国际贸易摩擦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要求中国企业在基础研发方面尽快补齐短板，也要求政府在产业扶持中进一步加强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的关注。然而，现有研究尚未清晰地分析经济政策支持与社会政策支持影响企业基础创新能力提升的具体机理，也未明确解释政策扶持范围边界和可能产生的扶持越界。基于158家企业498份问卷数据，应用分层线性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结果表明：社会政策支持深入程度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容易产生政府扶持越界行为；经济政策支持规范化对企业基础研发能力提升的影响呈倒U型，能明显减少政府扶持越界行为；两种模式各有利弊，二者共同使用必须建立在产业发展阶段、企业客观需要和市场有效参与的基础上。     

财税政策对军民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DEA-Tobit模型

军民协同创新是实现资源在国防和民用领域优化配置的重要途径。以财税政策与军民协同创新的关系为落脚点，从理论角度具体分析不同政策工具影响军民协同创新的作用机理，通过DEA分析方法，对军民协同创新效率进行测度，采用Tobit回归考量财税政策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财政补贴、税收直接减免还是税率优惠，都与创新效率呈现显著正向关系，即财税政策能够促进创新，但不同政策工具的促进效果因企业股权性质和军民融合方向有所差异。结合理论与实证研究结论，提出相应政策建议，以期更好地推动军民协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