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产权性质、资本结构与企业创新*

本文以2008—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了资本结构和产权性质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和效果。研究发现，企业存在最优的非经营性杠杆率区间，且资本结构对企业创新的作用会因产权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即最优区间内，企业增加非经营性杠杆率可以在不影响创新投入和创新风险的情况下提高创新产出，而非国有企业更适合增加杠杆率，并会对创新产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优化企业资本结构、提高国有企业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切实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等政策建议。     

创新型科技企业杠杆率的研发强度效应研究

企业研发有助于驱动科技型企业建立创新机制,实现企业持续稳健发展。从杠杆率角度,运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结合我国科技型上市公司2010 -2015年创新投入数据,探讨杠杆率如何影响企业研发强度效应,进而影响企业价值。研究发现,杠杆率削弱了研发强度效应,对于高杠杆率企业,增长机会对研发强度效应的积极影响转变为消极影响;研发强度提高,则企业价值呈递减趋势。     

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基于异质性企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7~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企业技术创新投入及技术创新产出两个维度,就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所得税优惠与流转税优惠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有显著的激励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的激励效应则不明显。基于企业所有权性质与技术密集程度异质性的分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企业技术创新投入方面,所得税优惠对所有组别均有显著的激励效应,流转税优惠对除去属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组以外其他组别的激励效应均是显著的;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方面,只有流转税优惠在国有企业组和属于非高新技术行业企业组的激励效应是显著的。因此,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产出为政策导向,优化现行税制结构,强化税收政策的针对性,同时应加强国有企业绩效考核,使税收政策向民营企业倾斜以及调整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标准,是提高税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激励效应的关键所在。     

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创新行为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2006-2008年的51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DEA-Tobit模型,分别检验了研发投入和专利产出对企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R&D经费投入对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研发人员投入对技术效率的当期效应和长期效应均为正相关,但只在累积效应模型中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发明专利对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并具有明显的滞后性;实用新型专利对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同时存在明显的滞后性;外观设计专利对样本企业的技术效率具有负效应,但不显著。结果启示,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研发战略来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这是企业提高技术效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产业政策、信贷配置与创新效率

近年来,国家产业政策对微观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正日益成为学界的关注热点,但是关于产业政策与市场力量协调性的研究却并不多见.文章以"十二五"期间(2011?2015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为考察对象,研究了产业政策和信贷配置分别作为一种外部因素而对企业创新产出效率所产生的影响,以检验政府政策、信贷配置和创新产出三者之间的关联性,对深度理解产业政策效应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实证结果表明:产业政策借助于政策引导和财政手段刺激了受产业政策支持企业专利产出的增加;外部信贷融资获得性低时,产业政策诱导有利于促进专利产出增加;而外部信贷融资获得性高时,则会削弱产业政策的诱导刺激效应(或呈倒"U"形关系).进一步研究表明,信贷配置在产业政策与专利产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是由财政扶助与信贷配置之间的替代效应所导致,这一结论为协调政府及市场力量的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

以2010-2015年沪深584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产权异质性角度考察企业金融化、高管股权激励与研发投资关系。研究发现:①非货币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研发投资呈负相关,反映企业金融化对研发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且高管股权激励能弱化企业金融化与研发投资的负向关系。挤出效应和弱化效应在投资性金融资产上体现非常明显,而在交易类金融资产上体现不明显;②与非国有企业相比,非货币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弱化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投资性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较为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不太显著,但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或非国有企业均较为明显。不论产权异质性,交易类金融资产的挤出效应和高管股权激励的抑制作用均不显著。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基于创新价值链的我国制造业创新效率外溢效应研究

在创新价值链理论的基础上对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进行细分，把我国制造业创新活动分为科技产出、物化产出以及价值产出3个环节，并运用DEA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的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同时构建经济基础空间权重矩阵，运用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我国制造业3个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及价值链外溢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结论：我国制造业无论是分行业还是分区域普遍存在科技产出环节及价值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高，而物化产出环节创新效率较低的情形；就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而言，我国制造业科技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以及价值产出效率都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外溢效应；我国制造业各环节创新效率的价值链外溢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科技产出效率与物化产出效率、物化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都表现出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而科技产出效率与价值产出效率之间没有形成明显的价值链外溢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断点回归分析

基于2000-2017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中29个省市面板数据,首先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了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运用断点回归方法分析了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总体上以专利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高于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并且以新产品销售收入为产出指标的创新效率处于较低水平,由此表明我国高科研投入与低实际产出的矛盾依然存在;②税收优惠政策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税收优惠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与科技转化阶段的影响效应不同;③税收优惠政策与企业规模、政府资助合理匹配可放大政策效果。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补贴介入下军工企业研发助力的“迷失”

研发投入与财政补贴是影响企业成长的内在因素和外在条件。选取我国军工上市企业2011-2017年面板数据,运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及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与企业成长的内在联系。结果发现,研发投入强度对我国军工企业成长具有显著滞后性推动作用;在财政补贴调节效应下,研发投入对企业成长的激励作用有所“迷失”。研究结论为我国军工上市企业研发活动影响企业成长提供了新证据,为研究军工企业研发活动投入经济后果及如何适应军民融合进程拓展了新视角。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所有制类型视角

利用2010-2017年中国装备制造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面板数据，分析不同技术来源对各所有制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考察各所有制企业对外源性技术来源的吸收效率。结果发现，不同技术来源对中国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因所有制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异。其中，国外技术引进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国有企业没有显著影响;国内技术购买对民营企业有显著抑制作用，对其它类型企业没有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有显著正向作用，对民营企业没有显著影响;自主研发显著促进国有企业技术创新，而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没有显著促进作用。考察吸收效率发现，不同所有制企业对各种来源技术吸收效率整体较低且存在一定差异。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还是抑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反事实估计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作为中国特定的产业政策,对企业研发活动和创新策略具有重要影响。在区分企业技术研发阶段和技术转化阶段创新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08—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14 156个微观样本数据,采用三阶段DEA模型对样本企业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反事实估计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对技术研发阶段、技术转化阶段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政策对上市公司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但对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具有显著抑制效应;政策对不同企业主体的影响具有差异性,其中,对国有企业、实施股权激励以及未获得风险投资的企业影响更显著;政策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长期负债两条路径影响企业技术研发阶段的创新效率,同时政策也引致企业研发投入挤占营业成本、广告支出等经营费用,进而抑制企业技术转化阶段的创新效率。     

政策“目标—工具”视角下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

军民融合企业发展对制度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政府支持和引导对企业创新行为具有重要作用。政策目标是政策工具实施效果的评判基准，并且导致政策工具发挥不同作用。利用国泰安数据库213家军民融合板块上市公司2008—2016年非平衡面板数据，对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型创新补贴政策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产业扶持型补贴对于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技术创新型补贴政策对国有及非国有军工企业研发活动均具有显著激励作用，且对非国有企业研发活动的激励作用更明显。     

不同风险特征下国企混改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视角

国企混改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可以从资源效应与制度效应两个方面加以阐释：一方面，国企通过获得互补性资源提升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国企通过融合非国有股东制度活力激发创新动机。基于2013—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数据验证混改程度对国企创新效率的影响关系，并证实不同内部经营风险与外部竞争风险下，国有股比例对创新绩效具有差异化影响。结果发现：国有股权比例较低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非国有资本的差异化制度优势，国有股权比例较高的股权结构，有利于发挥国有股东的资源优势。国企经营风险过高或市场竞争风险过低，能够强化国有股权与创新绩效的U型关系。分组研究结果显示，国有非制造企业股权与创新绩效呈U型关系，而国有制造企业中二者关系不显著。结论可为分类推进国企混改，提升国企创新绩效提供参考。     

混合所有制改革对研发投入强度的影响：政府透明度的调节作用

混合所有制改革企业在股权多元化带来资源优势的同时也会诱发异质性资本冲突，以2014-2019年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为样本，基于研发投入视角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发现：①国企混改带来的股权多元化有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投入强度；②股权多元化有利于延长企业债务期限，进而强化债务融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支持作用；③政府透明度有利于强化股权多元化对债务期限结构的正向影响，从而有利于增加企业研发投入。股权多元化的资源效应有助于改善企业融资期限与研发投入期限匹配度，且政府透明度越高，投融资期限匹配效果越好。该结论表明，混合所有制改革与政府透明度在影响企业研发投入方面存在互补效应，通过股权多元化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对企业创新有促进作用。因此，就因地施策而言，当前应重点推进政府透明度较低地区国企混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