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结构—劳动力技能结构匹配度与创新

借鉴新结构经济学金融体系和资源禀赋结构相匹配的原则，在运用排序匹配法客观度量200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金融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匹配度的基础上，借助双固定效应对自主创新、技术创新进行回归分析。此外，运用三阶段DEA方法测算创新效率，并借助Tobit模型检验匹配度对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结构与劳动力技能结构匹配度对自主创新及技术创新存在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升级、政府财政科技支出在匹配度与创新之间分别具有遮掩效应和调节作用；匹配度对研发综合技术效率和研发纯技术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他创新效率未发挥出促进作用。     

金融结构、创新模式与技术创新效率

技术创新的研发和转化离不开金融支持。本文从创新价值链和创新模式出发,构建金融结构、技术创新模式与技术创新效率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三阶段DEA-Tobit模型和广义分位数回归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结构对技术创新模式转变、技术创新效率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技术创新研发和转化两个阶段的规模效率较低,导致研发综合效率和转化综合效率存在“双低”现象。从金融结构来看,存在着最佳的金融结构与不同类型技术创新相匹配,使技术创新效率达到最大。从影响机制来看,银行和金融市场存在互补关系,分别匹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从金融结构分工来看,相对于银行来说,金融市场对技术创新效率以及技术创新模式转变的重要性呈现上升趋势。     

金融科技与上市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基于三阶段SBM-DEA模型

本文运用基于非径向和非角度以及包含非期望产出的三阶段SBM-DEA模型三阶段对我国28家上市商业银行2009-2018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并依据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属性进行异质性分析。同时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对金融科技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上市银行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正向促进作用,主要的作用路径是通过促进商业银行产品与服务上的创新。（2）相较于城市商业银行,这种促进作用对国有银行和大型商业银行表现更大,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3）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后,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纯技术效率的提升有正向促进作用,说明金融科技的发展对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多表现在技术进步方面。     

金融发展体系、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转化——来自省域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

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提升及其转化为经济增长的过程都需要完善的金融体系作为支撑。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国内地31个省域的面板数据,构建检验金融发展体系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作用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金融发展如何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及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转化为经济增长的途径进行了探析。结果显示:我国省域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具有明显的时间滞后效应。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和金融发展结构均为影响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重要因素;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金融发展体系的影响,引入金融发展变量与创新产出的交互项后,技术创新产出能力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了显著提高。因此,充分发挥金融发展体系效率在技术创新产出能力提升中的贡献,对促进技术创新产出能力的有效转化非常重要。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创新补贴、企业技术产出与价值实现

基于创新价值链视角，以2010-2017年中国129家民营科技企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动态分析和评价政府创新补贴对民营科技企业技术创新与价值实现两个阶段的激励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第一，从短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技术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而从长期激励效应看，政府补贴对创新价值实现的方差贡献更大；第二，企业创新价值链不同阶段的产出对后续政府补贴配置均有积极正向反馈作用，但政府更关注企业技术创新产出；第三，前期技术创新对后期价值实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价值实现对新一轮创新活动的支持效果不显著。     

金融发展与我国经济增长波动性实证分析

本文试图检验我国金融发展与增长波动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金融发展影响增长波动性的机制。研究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对降低增长波动具有重要影响，尤其是以加强自我激励约束为目标的银行业微观行为转变对提高资金配置效率影响更为显著。而就金融结构而言．银行信贷对平滑产出波动的效果要强于股票市场。政府干预会降低经济稳定性，而对外开放则有助于提高产出稳定性。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考察和分析了金融发展对我国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产出波动性的影响关系．     

金融发展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模式的影响

构建基于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误差修正模型和脉冲响应函数,利用2001—2010年中国27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的3个构成要素——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结构和银行发展效率与高技术产业的2种技术创新模式——产品创新和过程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金融发展与过程创新模式之间存在长期因果关系,但与产品创新模式之间不存在长期因果关系。得出结论:目前中国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多依靠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张而非银行发展效率的提升和金融结构的优化;鉴于产品创新是过程创新的目的和载体,目前存在较强的金融体系功能细化需求,该趋势下的产品创新与金融结构发展及银行效率的进一步拟合将进一步提升高技术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金融支持路径对风电产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比较研究

寻找有效的金融支持路径对我国风电产业突破技术瓶颈具有重要意义。以风电产业为研究对象,建立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分析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间的长期及短期均衡关系,在此基础上应用典型相关分析对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的具体关系进行讨论。研究表明：金融支持与技术创新间存在长期正向均衡关系,当技术创新水平偏离均衡状态时,误差修正项的反向修正机制可使其恢复到长期均衡;政府补贴对代表技术创新产出的专利数有正向推动作用,银行信贷额对研发支出和固定资产投入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股票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不显著。     

金融发展对区域创新效率的溢出效应研究

由于空间异质性的影响,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效率的关系用传统空间同质性假设很难解释。为此,研究采用2005—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首先通过DSBM模型对省际技术创新效率进行合理测度,并基于此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来检验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技术创新效率依次递减且技术创新效率提升潜力很大;整体而言,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效率对于地区自身技术创新效率存在正向影响,然而二者对于邻近地区的影响均不显著。从空间溢出效应分解结果分析,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影响显著为正,间接影响虽然为正,但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而在空间杜宾模型的总效应中,金融规模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仍然显著。对于金融效率而言,其对技术创新效率的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空间杜宾模型总效应均表明,金融效率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的良性互动:理论与实证

金融发展通过风险管理、信息收集处理和传递、激励监督和约束、动员储蓄和信用创造、便利交易和推动专业化等五项功能的完善促进技术创新;技术创新通过扩大市场需求、增加盈利空间、降低交易成本、优化信息传递、改善制度环境等方式推动金融发展,两者呈现出良性互动关系。根据金融发展和技术创新的关系原理和指标体系构建联立方程模型,运用我国1992～201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金融深化与技术创新的两项指标、金融效率与专利授权数、金融结构和研发投入之间具有显著良性互动关系。     

科技创新人才薪酬体系与激励效应关系研究

科技创新人才是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对科技创新人才的有效激励是高新技术企业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以往对于薪酬体系与激励效应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们多是从单一层面进行的。但薪酬体系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的建构。从薪酬战略、薪酬水平、薪酬结构、计薪方式、付薪策略5个维度,构建了科技创新人才与激励效应的关系模型。利用多个省市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创新人才的调研数据,实证研究了薪酬体系结构维度对激励效应的影响作用,并提出了提升科技创新人才薪酬体系激励效应的相关策略。     

技术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数字经济的导向性赋能机制

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是持续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为探究制造业技术需求、数字经济赋能对非市场与市场导向下智能制造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基于技术创新需求拉动理论，引入数字经济赋能构建投入-产出两阶段模型。分析发现，当政府研发补贴较高时，劳动替代需求与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呈倒U型相关，对智能制造研发投入产生挤出效应；以效率提升为主的技术市场需求通过影响企业智能制造技术创新投入，间接推动技术创新产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表明，数字经济赋能正向调节市场导向的智能制造技术创新产出，但对非市场导向的技术创新不具赋能作用。在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发展优势的同时，应依托需求拉动机制开发更多需求侧政策工具，进一步激发智能制造技术创新。     

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影响的双重特征分析

采用2005-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是否存在门槛效应和空间效应。结果发现,区域内部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间存在非线性关系,门槛效应显著,金融集聚对科技创新效率的支持作用存在阶段性差异;通过测定Moran's I指数值发现,金融集聚与科技创新效率在空间上具有协同变动趋势;政府科技支持、人力资本储备和对外开放度均可推动科技创新效率提升。     

政府参与创新有助于提高城市创新效率吗——基于国家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的实证检验

随着区域创新步入创新生态系统的多元层面，政府与经济主体交互共生对促进区域创新具有重要作用。以2008年首个国家创新试点城市深圳为例，借助合成控制法，基于2000—2019年中国226个地级市数据，构造与深圳尽可能相似的“合成深圳”。在此基础上，比较分析“真实深圳”与“合成深圳”的创新效率。研究发现，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对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对创新效率的影响则呈倒U型；政策实施前期，政策效应逐渐释放，创新效率显著提高，随着时间演化，由于政策时效、技术变革和需求转移等原因，政策红利逐渐减少，对创新效率的影响也降低，但尚未完全消失。     

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3—2019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绿色科技创新、财政投入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内在动力和空间效应已经形成;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分别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短期正向效应;绿色科技创新和财政投入的交互项对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负向影响。为此,应当强化综合机制效应,保持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发挥科技创新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核心作用;提升财政投入绩效,有效激发科技创新投资支持产业升级;作好政策统筹协调,发挥各项政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