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源地居民对南京市重点旅游景区的感知差异研究——以苏、锡、常等七客源地为例

通过对苏锡常等7个客源地居民的抽样调查，获得丰富的基础数据，利用SPSS13．0软件统计分析，探讨了客源地居民对南京市重点旅游景区的知晓度、信息获取渠道、出游意愿以及出游偏好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相关营销建议。     

节假日调整对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影响探析

节假日制度调整之后，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发生了变化，这将对城市居民的出游意愿、出游时间、出游空间和出游方式产生重大影响。以长沙市民的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探讨节假日调整对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影响，提出了合理发展传统节假日旅游，培育旅游市场等建议。     

节假日调整后城市居民旅游偏好调查——以长沙为例

旅游偏好是影响居民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了解居民偏好不仅有利于预测居民的旅游行为,而且有助于规划和营销居民喜爱的旅游产品。以国家节假日新调整为背景,以长沙城市居民为对象,通过随机抽样调查方式研究节假日调整后居民旅游偏好的新动向,发现城市居民受节假日调整影响最大的因素为时间与距离,居民出行受传统文化、探亲与健康的因素影响显著,居民出行范围以中短途旅游为主,长途旅游为辅。因此需要从调整旅游产品结构、策划旅游产品内容和改进产品营销方式等方面来满足城市居民旅游偏好的新变化。     

长三角居民赴韩旅游消费模式初探

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从出游认知、消费构成、消费评价和消费趋势进行分析，探讨了长三角地区居民赴韩旅游消费模式。研究表明，长三角地区居民赴韩旅游出游认知和消费构成亦处于初级阶段，对消费评价和消费倾向大体上持肯定态度和乐观态度。     

小城市女性旅游偏好实证研究

女性旅游市场开发潜力巨大,小城市女性旅游需求呈上升趋势。运用因子分析方法,以河南省孟州市为例,对小城市女性的旅游偏好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小城市女性在旅游方式上偏好与亲朋一起出游,多乘坐大巴、火车等日常交通工具,旅游时偏好购买纪念品,旅游动机以愉悦身心为主,其次是品味自然与感悟生活,信仰与追求的动机最弱。     

新休假制度下城镇居民旅游行为变化研究

本文从旅游要素及居民行为方面讨论了在新休假制度下城镇居民旅游行为特征的改变情况,并通过出游频率、出游时段选择、出游方式和出游目的地方面和之前的休假制度进行对比,研究了新休假制度对城镇居民旅游行为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     

旅游喜好者的旅游行为特征研究

生活形态是当前市场营销研究的一个高度关注点.旅游是一种生活方式,表明着一种生活态度.高频次出游的旅游喜好者,是旅游目的地市场营销的重点对象,研究意义重大.以城市居民旅游行为特征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长沙市建成区的抽样调查获得基础数据,抽出旅游喜好者样本,用对比分析法对旅游喜好者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其旅游行为表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以舒缓压力为主、网络信息突出、亲情友情彰显、省外旅游多、短时段色彩浓、消费水平较低、偏好山水景观、出游时段分散、追求快捷方便的交通方式.用交叉分析法分析得出:年出游次数与消费水平、信息渠道具有显著的关联,与出游目的、景点偏好、出游方式的关联度不大.     

厦门城市夜间旅游意愿与行为研究

选取厦门城区几个典型性调查地点对年龄在16周岁以上的本地居民、游客的夜间休闲、旅游意愿与行为进行调查。通过数据整理与分析得出：本地居民夜间休闲活动较活跃;游客夜游活动的意愿较高;出游方式以自发性为主;活动方式主要以传统的餐饮、购物、娱乐为主;活动花费中档偏低,活动时间长短适中,深夜化特征不明显。本地居民喜欢餐饮购物、时尚休闲活动、沙滩夜游等,游客对夜游综合性公园、欣赏民间艺术表演、海上游轮夜游等更感兴趣;年龄、文化、收入程度的差异对夜间旅游与休闲活动的偏好也产生很大影响。     

论现代旅游发的三个阶段

根据闲暇时间的发展变化,现代旅游的发可分为周末旅游，节日旅游和假日旅游三个阶段，周末旅游具有出游距离近，消费水平低等特点，人有聚发性强，客流量大，季节性强等特点，假日旅游具有出旅游时间长，出游距离远，消费水平高等特点，目前我国旅游发展正处节日阶段，其发展趋势是随着带薪休假制度的颁布实施而进入假日旅游阶段。     

贵州小城镇居民出游行为初探

采用旅游市场调查的数据，对贵州省小城镇居民人口学特征、行为决策特征等进行重点分析，从而得出贵州小城镇居民出游行为的一般规律，为相关旅游企业提供市场开发依据。     

基于共生理论的民族旅游社区多主体共生研究——以青海省祁连县为例

民族旅游已成为当今人们出行的重要选择，而民族旅游社区各主体由于利益诉求的差异性而引发的矛盾与纠纷却成为制约地区旅游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政府、企业、居民及游客相互之间共生关系及作用方式的复杂性值得我们深入探析。基于此，本文以共生理论为指导、实地调查问卷数据为依据，通过对相关共生指标的综合测算来探析旅游多主体间的共生关系及模式。结果表明:当地社区政府、居民、企业、游客相互之间存在正向共生关系并且相互影响作用不同；不同主体之间的共生关联性较为密切，政府和游客之间的关联性最高，政府和居民之间的关联性最低；当地旅游社区各主体间形成了正向互惠共生模式，具体来看是由当地居民主导、旅游企业推动、地方政府协助、游客参与的“REGT”互惠共生模式。本研究拓展了共生理论的应用领域，对于其他旅游社区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意义。     

博物馆游客行为研究--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

以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为例，对游客行为特征进行了研究。发现目前该馆游客来源以广州市居民和省内游客为主；与朋友和家人同行是最主要的游览组织方式；本地及外地游客普遍具有明确的游览目的，但外地游客对南越王墓博物馆的认知度较低，大多是从事公务、商务、购物等活动之余前来游览；游客的满意度相当高，但重游意愿和重游率较低．研究指出该馆尚不具备独立吸引外地游客前来游览的能力，主要借助于广州综合性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和功能，实现其旅游功能．这对于广州以博物馆为代表的文化型景点旅游开发有借鉴意义，同时对于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性博物馆旅游开发也具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     

我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变参数模型研究

一般对居民旅游消费行为的数量分析,主要运用回归方法,得出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固定不变的,不能反映变量之间随时间变化的动态数量关系。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建立了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变参数模型,并检验了两变量之间的变协整关系,以动态机制解读了近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状况,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994-2007年中国农村居民边际旅游消费倾向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呈现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农村居民收入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着均衡比例变化的变协整关系。     

居民态度、旅游影响和旅游地Logistic曲线——关于旅游地游客增长的研究

近年来,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研究逐渐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热点问题。将旅游地居民态度和旅游影响研究应用于旅游地Logistic增长曲线的研究,提出旅游地增长曲线是一个受环境容量和当地居民态度共同影响的曲线,并对传统的旅游地生命周期模型进行了分析,提出构建符合旅游地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增长曲线。     

森林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外部环境成本补偿机制研究

森林旅游资源所具有的良好的景观观赏性和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睐,但旅游所带来的外部环境成本却日益加大,造成了森林旅游资源的破坏,损害了居民利益。因而对我国森林旅游资源开发中外部环境成本进行补偿迫在眉睫。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分析了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途径和补偿金的征收与管理等问题,构建外部环境成本补偿机制,从而实现森林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障居民的合法利益。     

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区域差异及变化

消费驱动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动力,旅游消费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中的常规性项目。以全国39个主要城市为代表,通过分析2000-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区域差异及其变化,发现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规模不断上升,同时,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区域差异显著,空间格局变化明显;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闲暇时间、消费偏好、相关政策因素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等主导因素均会对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格局产生重要影响。     

我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变动与区域差异

采用历年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评价指标系统地对中国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的变动以及区域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与居民收入水平基本协调发展,消费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但城镇居民国内旅游消费存在区域空间上的差异,虽然相对差异逐渐缩小,但是绝对差异却呈扩大趋势;通过对区域旅游消费差异的地区构成进行分解,发现东部地区城市间的差异及东中西三大地区内部之间的差异是造成区域旅游消费不均衡的主要原因。     

我国世界遗产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感知研究--以平遥古城为例

我国许多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其旅游影响已凸显出来。对遗产地居民旅游态度的调查可以了解旅游影响的状况如何。以世界文化遗产地平遥古城为例．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其态度并比较了不同类型的居民以及不同人口学、社会学特征的居民对旅游影响感知和态度的差异。     

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其旅游消费的影响研究

以1995-2011年的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人均旅游消费支出数据为样本,探讨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首先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和农村居民旅消费的关系,然后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建立对数回归模型。研究发现：财产与转移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支出存在正向影响;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影响最大;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和家庭经营性收入是双向影响关系,和工资性收入、财产与转移性收入之间是单向影响关系。     

广州居民对亚运会影响的社会表征研究

以往研究举办地居民对大型事件影响的认知时。主要关注居民对大型事件影响的感知及其态度，极少论述居民认知事件影响的过程本身．其中，涉及社会交换理论的研究大多是通过定量研究方法探讨居民对大型事件影响的感知和态度．选取2010广州亚运会这一大型事件，运用社会表征理论框架。将研究重点转向居民对大型事件影响的认知过程，从注重结果转为凸显过程．通过广州亚运会举办前后对近30位广州居民的深度访谈，从直接经验、社会互动以及媒体影响3个角度分析了广州居民认知2010亚运会影响的过程．研究发现：1）居民对亚运会影响的认知渠道很广，相互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个体的社会表征（个体态度）形成了整体的社会表征（集体态度）12）随着信息的快速传播以及人们知识文化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居民对亚运会影响的感知全面，对亚运会的影响并非限于利与弊的二维判断，而是表现出“好恶交织”的情感;3）对于亚运会的举办．大多数居民持积极的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