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增加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4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讨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本文研究发现,相较于不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的权益资本成本更高。进一步分析,本文发现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发挥着中介作用,还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股价崩盘风险较高、上证A股指数较低、熊市年度组、信息质量较低组更加明显,这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引起的掏空行为和控制权转移风险引起的。最后,本文发现有效的公司治理能够缓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可能产生的经济后果。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基于异质型机构投资者的调节效应检验

近年来,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尚不完善,重融资、轻回报现象严重。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Probit模型和OLS模型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降低了现金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但提高了股票股利支付意愿与支付率。进一步地,在将机构投资者分为压力抵制型和压力敏感型之后,检验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不同类型机构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影响股利政策中起到不同的治理作用。研究结论为政府监管部门进行相应的资本市场监管、完善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提供一定的借鉴。     

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当超额商誉规模更大时,控股股东通过股权质押进行外部融资的规模更大。其产生影响的原因在于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股价高估程度越大,进而使得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规模更大。该结论表明,超额商誉的支付能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进而导致企业愿意在并购交易中支付更高成本。在进一步的分析中,研究了高额商誉资产与超额商誉的关系,研究表明,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企业超额商誉规模越大,并且拥有高额商誉资产的上市公司股价高估程度更大,进而使得有融资需求的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规模更大;基于审计质量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超额商誉对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低质量审计组更显著;基于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国有企业,超额商誉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行为的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同时,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控股股东在超额商誉规模较大时质押股权是高风险行为,因为超额商誉规模越大,会使得股票价格在未来期间大幅下跌的风险增加。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广告投入

股权质押使控股股东面临控制权转移风险,其有动机进行市值管理。本文以2011-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是否存在调整广告投入的行为。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后,公司广告投入水平显著提高,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会通过策略性地增加广告投入进行信息管理,而非通过削减广告投入进行向上盈余管理,证实广告具有短期股票回报效应;控制权转移风险较大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广告投入的正向影响更明显,说明股权质押情境下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是出于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的动机。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散户规模较大和产品直接与消费者接触的企业,广告更容易吸引投资者注意力,此时控股股东增加广告投入的动机更强,该行为短期内可以提振股价,但没有起到改善经营业绩的作用且加剧了股价波动。本文为资本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联系提供了证据,且对相关部门加强上市公司广告费用监管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价值。     

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绩效

股权质押是股东融资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当股价发生系统性下跌时,有可能触发平仓线甚至导致爆仓危机,股权质押也可能被股东利用成为掏空企业的手段。文章利用2015—2018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数据,采取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探索了股权集中度对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控股股东股权的质押比例与企业绩效呈现倒"U"型关系,即只有股权质押控制在适当水平,才能对企业绩效起正向作用;股权集中度与企业绩效呈非线性关系;股权集中度能够显著正向调节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股权质押、控制权转移风险与税收规避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背景下的税收规避可以实质地改善业绩,有利于抑制控制权转移风险。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进行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更可能税收规避,说明控股股东有动机利用税收规避抑制控制权转移风险。(2)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向效应只存在于非国有企业组、企业地处东部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组以及股价下跌较明显组,这些组的控制权转移风险越大,公司越可能税收规避。(3)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向效应只存在于低掏空组、低融资约束组以及向上真实盈余管理组,从而排除了掏空、融资约束以及向上真实盈余管理对本文结论的的替代解释。(4)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向效应只存在于董事会规模较小组、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组、管理费用率较低组、高资产周转率组以及其他应收款较低组,说明灵活、低代理成本的治理结构能统一控制权私利与公司利益,从而强化了股权质押对税收规避的正面效应。本文研究有助于丰富股权质押以及税收规避文献。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

文章选取2010—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审计费用的关系。研究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质押行为的企业审计费用更高,并且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率与审计费用呈正相关;内部控制作为调节变量,能够缓解股权质押引起的审计费用的增加。进一步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更容易发生股权质押行为,审计费用更高。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方向的影响——股权制衡与企业可视性的调节作用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是中国资本市场中的一种普遍现象，虽然学者们围绕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已经展开了诸多探讨，但鲜有研究关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中国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视角，探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创新方向之间的逻辑关系，并进一步考察企业股权制衡和企业可视性在其间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显示：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会抑制企业突破式创新，但不会对企业渐进式创新产生显著影响；随着股权制衡不断增加，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先增强、后削弱，即股权制衡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起着U型调节作用；企业可视性会削弱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抑制作用。结论有助于更加辩证地认识股权质押的创新后果，对促进企业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机制亦具有启示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网络平台互动

在股权质押情境下考察控股股东是否为了缓解控制权转移风险而增强网络平台互动性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基于2009—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公司在“互动易”和“上证e互动”回复投资者提问的丰富性和及时性显著提高，即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网络平台互动性存在正向影响。当控制权转移风险较高、散户规模较大、可视性较差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网络平台互动性的正向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后，上市公司“答非所问”程度降低；上市公司增强网络平台互动性的行为降低了股价崩盘风险和股价波动风险，也缓解了资产误定价，有助于促进资本市场稳定、提高市场信息效率。因此，在投资者发声日渐便利的时代，上市公司的市值管理思路应由传统的信息供给观向信息需求观转变，控股股东应从公司长远利益出发，重视网络平台互动性的提高，以兼顾自身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方式进行市值管理。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外部治理环境与股利政策选择

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检验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股利政策选择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环境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控制权转移，控股股东会实施积极的股票送转；而现金股利水平导致代理冲突，会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行为；好的外部治理环境具有正向效应，能够抑制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导致的股票高送转增加行为和现金股利降低水平。研究结合宏观环境和资本市场，深入分析了股权质押与股利政策选择之间的关系，为政府治理和金融监管提供有益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