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责任履行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分层影响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新时代,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创新投入,而承担社会责任已成为企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文章根据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划分,即分别为货币资本层、人力资本层、社会资本层,系统地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所涵盖的三个层级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基于上市公司2010-2017年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承担分层影响着企业创新投入。其中,货币资本层社会责任和人力资本层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效应,而社会资本层社会责任则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了负效应。总体而言,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仍能够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提升。进一步对变量进行相对重要性分析发现,对于中小规模企业,人力资本层社会责任的履行是最为重要的,企业员工因素是企业创新投入提升的核心推动力。另外两个层面的社会责任履行,对于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要弱于人力资本层社会责任。     

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与企业绿色创新

我国环境规制日益加强,绿色创新已成为企业破解环境困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文章选取2012—2021年沪深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研究环境规制、研发投入、企业绿色创新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态势,且研发投入可以正向调节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进一步的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具有双重门槛效应;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有区域异质性、产权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研发投入的调节作用也有异质性。今后应进一步协同推进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强化政府和企业双主体环保责任,提升居民环保意识,依托大数据技术提升环境监管质效,并充分考虑环境规制的异质性,制定差异化环境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     

企业研发投入如何影响创新策略选择——基于政府扶持与市场竞争视角

企业研发投入偏好创新数量还是质量，会直接影响其创新策略的选择。文章基于2015—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不同角度实证检验了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策略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相比于策略性创新，企业研发投入更加偏好于选择注重质量的实质性创新，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更加明显；市场竞争在企业研发投入对创新策略选择影响中的作用强于政府扶持，且在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与非高新技术企业样本中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企业研发投入的创新策略选择偏好，提升企业价值，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与绿色技术创新——基于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市场关注度、企业规模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内在联系，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的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工业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效应，其中市场关注度发挥正向中介效应，企业规模能够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为促进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也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一定的政策启示。     

公众关注度与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经验

在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发展目标下,推动绿色技术创新发展是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的重要举措。利用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公众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公众关注度的提升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实证发现,人才集聚、资本集聚和社会责任是公众关注度影响企业绿色创新的三个潜在因素;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高市场化城市内企业中,公众关注度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此,建议政府为企业绿色创新营造良好的氛围,企业加强自身建设推动绿色创新发展,公众积极参与企业绿色创新实践。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产业约束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问题探讨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战略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深入嵌入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是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但就企业自身而言,产业的相关变革可能约束了企业的一系列相关行为,这种行为在短期来看,应是增加了企业的实际成本的;就长期来看,会有声誉、绿色绩效等利好因素影响。基于产业约束下对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探讨,旨在理顺有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产业外在因素影响情况以及在产业因素影响下的企业如何履行其社会责任,披露相应的社会责任信息等相关问题。     

绿色创新能否助力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组织合法性视角

随着世界各国对节能减碳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绿色创新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能否提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成功率，进而实现高质量走出去值得关注。文章从合法性视角出发，基于中国上市企业跨国并购数据，讨论了绿色创新对企业跨国并购实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创新作为一种合法性获取策略，改变了东道国对于中国企业并购行为的推理，缓解了东道国对并购交易的合法性担忧，提升了跨国并购的成功率。机制分析发现，绿色创新通过提升企业社会责任绩效，进而促进跨国并购交易顺利完成。当企业承受的合法性压力不同时，绿色创新作为合法性获取策略的实施效果也有所不同。具体地，当东道国为发达国家，并购方为重污染行业，并购方未通过质量认证或分析师关注度较低时，绿色创新对跨国并购成功率的正向影响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绿色创新与跨国并购的相关研究，深化了对合法性理论的理解，而且为中国企业应对国际绿色规则和确立绿色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社会责任、知识吸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以沈阳市高新技术企业为调查对象，收集2460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通过构建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知识吸收指数、技术创新指数，分析考察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责任对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知识吸收在社会责任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起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表明，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在知识吸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具有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对当前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对症下药”还是“避重就轻”: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研究

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背景下,研究环境违规企业补救行为对加强环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印象管理理论将企业环境违规后用来修复组织形象的策略分为"对症下药"（积极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和"避重就轻"（实行其他社会责任转移公众注意力）两方面,将"避重就轻"分为外部社会责任与内部社会责任,利用2013-2017年中国A股上市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实证检验环境违规的经济后果以及企业的后续补救方式,并进一步探究其补救行为地区异质性。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违规行为会降低企业价值,说明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时已逐渐将企业的环境表现纳入考量;但违规企业没有通过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告知公众有关公司环境表现和行为的改变,而是通过加强其他社会责任以转移公众注意力,且更偏向于加强外部社会责任,内部社会责任反而降低了。进一步研究表明环境违规企业"对症下药"行为在西中东三个地区之间并无明显差异,但"避重就轻"行为存在地区异质性,即主要发生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文章提供了环境违规企业重获合法性的可能途径,发现面临合法性压力,企业会选择性参与社会责任。这为深化环境管制成效提供了指引,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伪善"。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是促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创新效率为测度对象,选取南京市高新区纳入统计的科技型企业为样本,探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结果表明：总体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正向激励效应;分企业生命周期来看,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对初创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激励效应,而对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创新效率提升的激励效应并不显著;研发投入强度对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据此,基于提升企业创新效率水平、企业所处生命周期、改善研发经费支出结构三个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社会资本、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来自TMT和互联网企业的证据

基于社会资本效用异质性视角,运用132家TMT和互联网企业8年的数据,研究了连结型、桥接型和结合型社会资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过程机理。经验证实,社会资本的存在使研发行为支持关系型创新的观点,连结型社会资本同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最为密切。研发投入在社会资本与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公司属性和融资约束的差异显著影响产出规模,在融资约束宽松或国有TMT和互联网企业中,R&D投入的积极效应更明显。     

科技金融对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27省市2010-2016年高技术产业数据,运用DEA模型和面板模型分析科技金融投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技术产业科技创新效率整体呈东、中、西递减。在技术的开发阶段,企业、政府、社会资本对科技创新影响较为显著。在技术的市场化阶段,企业资金显著促进科技创新,而人力资本起到了阻碍作用。在技术的国际化阶段,资本市场投入和政府投入对科技创新产生抑制作用。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非公有企业促进绿色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经过多年的改革,非公有企业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蓬勃的动力。绿色经济是符合可持续性发展目标的产业经济,绿色经济的发展与非公有企业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基于我国非公有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我国的资源条件、经济环境,研究了非公有企业对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及促进方式——发展绿色产业的产业链、帮助培养绿色科技人才并提供发展机遇与渠道、提升技术创新能力促进环境技术进步、吸引投资者对绿色项目进行投资、助力政府的绿色政策制度。通过对于促进作用的分析找出仍需加强的内容并给出相关建议——区域绿色经济发展协调性需加强、科技人才的管理方式需要创新、非公有企业监管存在漏洞、绿色创新质量及创新氛围尚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