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制度变迁——一个理论考察及其对深化农村经济改革的意义

文章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文化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其基本思想是:文化对制度安排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有重大影响,是决定制度安排效率和制度变迁绩效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逻辑,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文化理论、从文化演变开始协调推进文化演变与正式制度变迁这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文化关系理论对我国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改革

20世纪9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成为一种理论时尚。其原因之一是中国正经历一个制度变迁的时代，有大量鲜活的研究对象和广阔的应用空间。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实践的明显成效，进一步强化了其主流地位。然而，我们对其理论缺陷的关注还不够，有关针对这些缺陷对我国的改革决策可能造成的影响的研究还很缺乏。中国国情特殊，简单地嫁接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只会使我们陷入误区。     

中国制度变迁理论研究述评

制度变迁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的背景是,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转型,尽管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核心还是体制的转轨过程(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而体制转轨属制度变迁范畴。具体地说,一方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迫切需要一种解释力强,而又切合中国制度特点的现代经济学的指导;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学正面临着范式危机,此时,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便“乘虚而入”。中国对制度变迁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两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制度变迁理论以改革方式的理论     

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新制度经济学比较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是制度分析方法,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本质上是制度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在其价值观、分析框架和基本方法等"硬核"方面同以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从研究对象和历史分析方法等具体分析方法方面看,新制度经济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相通之处。这就要求我们在继承与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硬核"的基础上,借鉴与吸收新制度经济学的某些分析方法与研究成果并进行科学综合,构建马克思主义制度经济学的科学范式。     

制度变迁与国家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相关理论考察

本文主要是对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的一个回顾、整理、概括。本文的基本思想是: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具有二重性,既是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绩效的保证,又往往是制度低效的根源。在这一逻辑下,本文主要探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制度变迁的两种形式以及国家在这两种形式中的不同作用,最后,提出制度变迁与国家关系理论对中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综述

新制度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综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中国经济学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框架阐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将拥有典型意义的中国改革背景理论化,从而产生了较强的解释力和学术生命力。为了更好地活跃和深化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为改革开...     

制度变迁理论研究新进展

新制度经济学利用标准的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行为假设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制度变迁原因和路径的解释远不能满足复杂现实的要求，特别是完全理性假设和静态分析方法不断受到人们质疑。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包括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诺思逐渐代之以有限理性假设，强调时间作用和历史重要性以及制度变迁的动态过程，从而使制度变迁理论更趋“演化”的特点。近年来，自二战后开始复兴的演化理性主义借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在制度变迁研究领域形成了极为活跃而又迅速发展的学术思潮，多角度多层次地对制度变迁这一经济现象进行深刻的剖析，增强了制度变迁理论的现实解释力和预见性。     

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传统经济学借鉴

迄今为止人类至少产生了三种经济学:一是奉斯密为鼻祖的市场自由主义经济学,为资本所有者求利益;二是以马克思为创始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无产者谋幸福;三是孕育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传统经济学,为"天下"取善财。其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共产党通过百年实践,综合吸收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种经济学理论精华的结果。为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更具有理论一般性和实践指导性,不但要继续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学发展成果,更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全面继承中国传统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并进行理论创新。中国传统经济学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学智慧进行现代范式总结的学科性称呼,以天人合一观为哲学基础,秉持"德本财末"的基本价值观,提倡"主明下安"的中道管理模式,兼容宏观调控与市场自由的贯通理念,其"天下"观天然地与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相契合,作为理论建设的一种思想来源,特别有利于开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为无产者服务"向"为全体人民服务"转化的新境界。     

企业性质的综合分析框架

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仅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企业的性质及变迁的原因，存在着严重的逻辑和历史错误。新制度经济学将人假定为具有“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合同人”，脱离了人类的实践活动。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人应为现实的“实践人”。以此人类行为假定为基础，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应为生产力的发展，节约生产成本、节约交易成本以及文化、技术的变化是企业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另外，文化、技术是企业制度产生、变迁的内生变量。     

诺思制度变迁理论“开放式”思维范式探析

以经济学家诺思为代表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强调了制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还试图解释制度的演变过程以及制度同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关系。本文回顾了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并将其与之前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解释社会发展的理论做了比较。从而着重论述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是一个开放性的框架。     

四十年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学分析*——兼论中国模式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过去40年，我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努力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中国模式的特有内涵决定了我们无法在传统政治经济学逻辑或西方主流制度变迁理论中找到答案，唯有坚持直面现实的分析方法，通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来检验和发展现有理论，推进中国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本文提出了我国制度变迁方式三阶段转换假说，即一个中央集权型计划经济国家可能成功地向市场经济渐进过渡的现实路径是，由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最终过渡到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从而完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这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为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中国模式是中国经济学的创新源泉。     

Market socialism,Chinese style: bringing development back into economic theory

China became an important engine of growth for the world during the recent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mainly becau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willingness and ability to stimulate aggregate demand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China has been able to achieve that partly because of the legacy of central planning before the reform. The local governments implement infrastructure and other projects effectively and quickly, and the state-owned banks lend free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s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however,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China's sustained growth since reform began in 1978. They are more for development than for aggregate demand management. The recent event only heightens the merits of its growth-promoting system. A question arises regarding the merits of the Chinese system of market socialism in general. Regarding economic theories, the outstanding performanc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has three implications: (1) Keynesianism is still alive; (2) Gerschenkron's theories of economic backwardness remain valid – that is, the larger the gap, the greater the need to socialize investment risks, and the more forceful the government's intervention needs to be; and hence (3) the more imbalanced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will be. These imbalances present daunting challenges.     

我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及其改革路径*

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的构建是未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方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一直坚持进行市场导向性改革,高度契合竞争中立宗旨与理念。本文系统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市场导向性改革脉络,总结目前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面临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我国竞争中立制度框架的体制基础和具体构成。最后,本文提出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两方面来塑造中国国有企业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并根据九大制度安排构建了竞争中立制度改革的路径。现有研究多从法学和贸易视角质性分析竞争中立定义、原则内容和中国应对措施,尚未提出我国竞争中立改革的制度框架和实践路径,本文所建立的国有企业竞争中立制度框架与改革路径对建立中国特色的国有企业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中国货币需求的稳定性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由金融创新而导致的新型替代资产较少,金融资产结构较为单一,金融创新对经济的冲击效应往往不很显著。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当改革达到较高的程度后,制度因素虽然仍会起作用,但其效应有可能减弱,一般趋势性因素的冲击效应有可能增强。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随着外资银行的进入,金融业竞争的加剧,以及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推进,我国金融创新的步伐和水平明显提高,金融创新作为一种趋势性因素将成为货币需求不稳定性研究的重要内容。     

论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战略

自1953年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国经济就开始出现“大起大落”。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商品短缺是我国经济的常态。从大的背景看,它与经济发展在指导思想上所选择的两种战略密切相关,是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的典型反映。它也是1978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动因,要使经济高速增长就必须提高生产率,这在逻辑上必然走上市场取向的改革。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创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经济学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改革开放之前,与高度集权计划体制相适应,流行的是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放权让利改革的推进与市场机制的引入,东欧经济学研究范式在我国产生广泛的影响;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随着市场取向改革不断深化而在我国逐步流行。“中国道路”创造了“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本质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无论是传统政治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难以回答我们在这场前无古人的伟大社会实践中遇到的难点与重点问题,因此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就成为历史的必然。我们应该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为此,我们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当代化与中国化;第二,以全方位开放的学术态度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第三,倡导直面现实的研究方法;第四,推进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第五,充分认识到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长期性与艰巨性。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内涵与实现路径

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是由“国防科技研发—武器装备生产—制度环境”三大核心要素相互耦合而成的共生系统。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的“特色”之处,“先进性”体现在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开放程度高、运行高效、布局合理、结构优化等方面,并且具有军民融合、创新驱动、绿色环保、动态调整的特点。构建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要从现有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与目标体系的差距入手,综合运用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针对市场准入、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军工企业改革、鼓励创新与军民融合等方面进行综合设计。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成效显著,但是关于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要想正确理解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应该首先清楚国有经济的改革历程,认识到其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目前存在的关于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争议性问题进行辩证分析,深刻认识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对于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样才能对如何深化中国国有经济实现战略调整提供对策建议。     

反弹、分化与周期转换中的中国宏观经济*——2017年中期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2017年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呈现出反弹与分化两大基本特征。以宏观量价之间趋势性分化为代表,中国经济在反弹进程中表现出更广范围和更多层面上的分化特征。当前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问题是短期国内宏观经济传导不畅和长期生产率下滑。这集中体现了中国经济在经济周期性下滑过程中积聚的各种风险的释放与国内政策趋紧、传统动能削弱和新周期孕育之间所产生的各种结构性矛盾。本轮世界新周期难以撑起中国的周期转换,但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却使得我们有更多时间解决内部结构性问题。要真正启动新周期,需要通过新一轮改革开放解决中国宏观经济传导问题,以新动能的构建为核心孕育新周期的动力源。对此,笔者提出了新改革的核心关注点和新模式。     

金融发展、比较优势与出口结构

深化金融改革与优化出口结构是当前中国经济中的两个热点问题。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改善资本密集型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比较优势,促进一国的出口结构升级。文章利用1991年至2006年度数据实证检验这一作用机制在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是否成立,结果表明:我国金融体系(包括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对出口结构优化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受自身制度性缺陷影响,这一功能和效应仍存在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