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

本文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和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估计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的减贫及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参加新农保使参保群体的基尼系数下降3.7个百分点;在浙江省参加新农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远大于在甘肃省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60岁及以上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大于60岁以下群体参保的收入再分配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的估计结果显示:60岁及以上群体参加新农保使个人收入显著上升46.2%～53%;60岁以下群体参保使个人收入上升34%～40%,但该效应并不显著。新农保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并改善了收入分配,但发挥的作用有限。由此,本文提出逐步提高农村居民养老保障水平、实现完善农村养老保障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有效衔接等建议。     

农民参加新农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部分试点县的调查

以江苏省三个国家试点区县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使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家庭年均纯收入高、在参加新农保之前有过养老方面保障的农民,其参保意愿更加强烈;以务工收入为来源、以参加社会保险为首选支出项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选择;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与农民是否参保存在负相关关系.     

农民参加新农保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对江苏省部分试点县的调查北大核心SSCI

以江苏省三个国家试点区县的调研数据为基础,使用Logistic模型,对影响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家庭年均纯收入高、在参加新农保之前有过养老方面保障的农民,其参保意愿更加强烈;以务工收入为来源、以参加社会保险为首选支出项等因素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选择;收入来源为农业收入和其他收入与农民是否参保存在负相关关系。     

房产货币化对城乡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房产作为家庭资产配置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货币化趋势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利用Chetty和Szeidl（2017）的两期跨期资产决策模型和2017年CHFS调查数据研究了城乡居民房产货币化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和农村地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均产生正向影响,不仅会提高家庭参与金融资产投资的比例,而且还会提升风险资产的参与率,即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大于挤出效应,但房产货币化的财富效应会随着房产数量的增加而逐渐减小。相比农村地区而言,房产货币化对城市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参与率的正向影响更大,房产数量增加对城市房产货币化财富效应的影响作用也更高。     

家庭结构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视角

家庭结构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因素之一,"全面二孩"政策将对中国家庭结构产生深刻影响。本文通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使用倾向值匹配(PSM)的方法研究了这一政策引起的家庭结构变化对家庭金融资产以及风险资产配置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似的情况下,多生育一个子女将使得家庭金融资产和风险资产总量下降,风险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下降,并且根据老年人数量的不同,风险资产的投资类别和数额也有差异。     

家庭养育负担、养老保险参保意愿与行为:基于流动人口"三明治阶层"的分析

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乡城人口流动调查数据(RUMiC),实证分析了家庭养育负担对流动人口中面临养老和育儿双重压力的"三明治阶层"养老保险支付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影响,并探究了造成两者悖离的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三明治阶层"的养老保险支付意愿和参保行为存在较大的差异,表现为愿意支付养老保险的比例高于实际参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较高的支付意愿并不必然会转化为实际参保行为的原因值得深究;子女所在成长阶段对流动人口"三明治阶层"的养老保险支付意愿和参保行为都存在显著的影响;子女数量对流动人口的养老保险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当子女处于稳定阶段(30岁以上)时,子女数量对实际参保行为才有显著促进作用;处于综合阶段(17～ 24岁)的子女性别可能是导致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保意愿和行为悖离的原因之一.     

背景风险对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影响——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经典资产组合理论为延伸,探讨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素,着重基于背景风险的视角,分析劳动收入风险、健康状况、商业及房产投资在其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利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家庭理财者的劳动收入风险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反向作用,相反健康状况和健康保障水平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比例起正向作用,而商业及房产投资对风险金融资产表现为"挤出效应"。此外,家庭风险资产配置中存在显著的财富效应和收入效应,信贷约束、主观幸福感等因素并不显著。     

上海市居民家庭资产配置现状及对策分析

通过设计涵盖家庭基本信息、风险偏好、理财现状及未来理财期望等内容的调查问卷,随机对680户不同收入水平的上海居民家庭的资产配置状况进行数据采集与分析,对比不同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测试结果,我们发现上海居民家庭整体上都是风险厌恶的,但低收入家庭的风险偏好往往强于高收入家庭,同时不同收入家庭在资产配置时都存在着行为金融学上的非理性行为。结合家庭未来的期望理财计划和国外发达国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状况,我们认为:居民家庭应当结合自身家庭收入及风险承受能力来选择资产配置的策略,转变观念,优化资产配置;而对于政府,应加快完善市场制度以降低居民预期的不确定性,同时鼓励、监督、引导金融部门开发适合居民需求的金融产品。     

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养老保险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金融市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研究家庭人口年龄结构、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情况和家庭资产配置三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通过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1年数据,分析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对家庭成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情况的影响,以及二者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成员参加养老保险的比例越高,该效应城市高于农村;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老化程度越高,家庭持有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重越低;养老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产生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家庭收入较低时,替代效应较大。     

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研究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适当增强社会互动会促进家庭更多地参与风险金融市场,增加投资风险资产的比例,提高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优化资产的配置效率。但当社会互动达到一定程度后,过度的社会互动则会抑制家庭参与风险市场,减少风险资产的投资比重,降低金融资产的分散化程度以及资产配置的有效性。因此,家庭需要建立适度而高质量的社会互动,这有助于家庭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优化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空气质量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分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空气质量对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空气质量越差,将提高以现金与储蓄为代表的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比例,抑制以股票为代表的风险金融资产的选择和比例,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证实空气质量对于家庭资产配置的影响。进一步分析时,以bootstrap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得出,身体健康在空气质量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上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生活满意度在空气质量与风险金融资产选择中充当部分中介的作用,由此可见空气质量部分通过影响居民身体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来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     

信贷增长如何影响中国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考察了信贷增长对中国家庭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影响。整体而言，信贷增长可以缩小家庭收入不平等，主要作用机制是信贷增长通过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劳动收入和单位时薪以缩小劳动收入不平等。同时，文献中所发现的信贷增长可能恶化收入不平等的机制——扩大家庭间非货币金融资产差距，在我国表现并不明显，原因在于中国家庭的非货币金融资产比例较低，这一点对于高收入家庭也不例外，且大部分家庭难以从金融资产交易中获利。信贷增长带来了各个收入组的房屋价值上涨，但高收入家庭房产价值上涨的幅度高于中低收入家庭，因此房价上涨扩大了不同收入家庭所持有的房产价值差异。考虑到家庭调查数据往往对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和财产覆盖不完整，上述结论可能低估了信贷增长对极少数高收入家庭收入和资产的影响。本文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信贷增长对收入分配问题的影响，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一定启示。     

后代特征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家庭人口结构是影响家庭资产配置行为的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中后代组成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家庭资产投资决策。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发现后代数量的增加会降低家庭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比重,且数量越多影响程度越大。而后代性别的影响存在差异性,男孩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资产参与概率和配置比重,女孩对家庭资产配置行为均不会产生影响,且影响主要体现在城市、东部地区和高收入水平的家庭。进一步验证了后代性别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渠道:有男孩的家庭因结婚买房带来的财务压力,对家庭风险资产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     

个体心理会影响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吗?

家庭财富规模在急剧扩张的同时衍生出家庭资产配比失衡等一系列问题,其中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过低尤为突出。在此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问卷组合而成的两套面板数据为基础,讨论了个体心理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持有广度和深度的作用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研究结论为:(1)作为个体心理的两大构成要素,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分别会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影响。(2)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对风险性金融资产选择产生的影响在城乡和东中西层面存在异质性。(3)人格特征与认知能力的交互作用会对家庭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广度和深度产生显著作用。文章客观地评价了个体心理在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发挥的作用,为改善我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过低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建议。     

“新农保”对农村居民主观福利的影响研究

抑郁症状影响到个人日常生活和身心健康,是衡量主观福利状况的重要反向指标。本文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居民抑郁症状的影响,发现新农保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主观福利状况：按年龄划分,６０岁以下参保人群的抑郁程度比未参保人群低７％;６０岁及以上参保人群的抑郁程度比未参保人群低１６％;新农保对领取养老金的老年人的主观福利影响更大;也显著改善了２０１１年未参保而２０１３年参保的新增群体的主观福利。同时,“新农保”政策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财富水平较低的农村老年人受到的影响更明显;政策影响在不同地区亦具有差异性。     

资产配置“格子铺”

活期存款多,高风险资产多,而定期存款则全无,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金融资产配置,即使是对于高收入家庭来说,也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同时,如果还有数额较大的房贷还款,并且恰巧孩子将要出生,家庭理财的压力将会骤然加大.     

农村人口老龄化、家庭资源限制与养老保险参与

伴随着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风险敞口不断增大,在此背景下探讨农村家庭的养老保险决策,对完善农村养老保险体系和政策有重要意义.本文借助CFPS 2010、2012、2014以及2016年四期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以老年人数量占比作为家庭人口老龄化的主要衡量指标,考察了其对新农保参与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同灶或同住家庭老人占比越高,参与新农保的概率越低.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可能的变量度量误差、样本选择偏差以及养老金净领取的影响之后依然稳健.进一步地,研究发现,流动性约束、代际竞争这一类家庭资源限制是使得老年人占比数量较高家庭参保更低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本文也得出了家庭老年人占比数量进一步制约参保家庭选择较高缴费档次和家庭资源限制的实证检验证据.     

农民参保行为研究——基于新制度主义的解释

通过梳理最近几年来关于农民参保行为的实证研究,发现因研究范围差异和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不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互相矛盾。为对相关研究提供一个解释对话平台,从新制度主义角度提出了一个解释框架——制度场域。研究发现,在中国养老制度场域中,相关强制性法律条文对家庭养老制度进行了规制,社会互助通过共享伦理道德体系强化了家庭养老的观念,同时,通过向上的"捆绑条件"和向下的父母对子女的责任伦理,新农保与家庭养老制度融合在一起。在制度互动的基础上,父母一方或双方年满60岁、主要在户籍所在地工作来获得收入、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数较少、所生活的社区互助频次低、对政府在将来承担更大养老责任持有高期望值、信任政府、地方政府对参保宣传力度大且能获得较多补贴的农民参保可能性最高。     

城乡家庭子女数量与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研究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满巢期城乡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影响,并采用工具变量法克服了子女数量内生性问题,准确识别出满巢期城乡家庭子女数量对家庭资产组合选择行为的因果效应。研究表明:由于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的利他主义动机与遗产性动机,处于满巢期阶段的城乡家庭会因子女数量的增加而调整家庭资产组合选择策略,增加房产的持有,同时减少金融资产的持有,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尤为明显。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满巢期阶段,家庭会调整其持有的资产组合,以调节因子女数量变化所带来的父母养育子女的经济压力。     

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的数据分析居民家庭结构对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结构正向激励居民家庭增加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而单人家庭、夫妻家庭则呈现抑制效应。数字金融和经济的发展对核心家庭与直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存在促进作用,且因为数字鸿沟的存在抑制了单人家庭和夫妻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进一步的渠道检验显示,家庭结构可以通过金融素养与风险态度两种中介变量影响资产配置。本文研究结论表明,应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弥合数字鸿沟,帮助居民提高金融素养、树立理性的风险态度,以提升家庭的金融市场参与度,进而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和财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