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理危害铁路运输安全案件的思考

对于刑事违法行为来说，法益识别是界定犯罪的前提。破坏铁路牵引供电设备的行为，侵害的法益是公共交通运输安全，认定为破坏交通设施罪较妥。我国刑法对于交通运输安全的法益保护上存在立法真空，应当参照从具体危险犯到抽象危险犯的立法趋势，予以适当修正。     

基于均衡法的流域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实证研究——以“京津唐-承”区域为例

文章针对森林资源生态价值评价和流域区际生态补偿机制研究存在的不足,提出了建立流域区际森林生态补偿机制的两个重要假设——生态均衡假设和财富均衡假设,以及评估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及其相关方受益值的新方法——均衡法,并采用均衡法对承德市森林资源生态价值及相关方受益大小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承德市森林生态价值为163.47亿元,根据发展阶段系数调整后为123.45亿元,其中,"京津唐"3市受益91.1亿元,占73.8%,承德市受益32.35亿元,占26.2%。最后,就补偿资金的来源和分配提出建议。     

森林资源的刑法保护刍议

我国现行刑法确立了非法采伐、毁坏珍贵树木罪等罪名,这对保护我国森林资源产生了规范作用。但是由于目前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仍处于高发阶段,且形式多样,现行刑法已不足以遏制此类犯罪的发展势头,因此理顺法律条文间的关系、将一些严重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纳入到刑法中来,并进一步完善此类犯罪的刑罚体系及其相关制度将成为刑事立法的重点。     

松材线虫病防控与生态文明建设

林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而森林资源是林业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的物质基础。浙江作为一个森林资源小省和自然灾害多发的省份，发展和保护森林资源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松材线虫病在我省频发，对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破坏进一步加剧。加强松材线虫病防控是保护森林资源的有效途径，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     

基于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为例

我国已进入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本文是在对我省"森林资源资产价值核算(试点)研究"的基础上,依据森林资源依托型旅游目的地—帽儿山国家森林公园旅游发展背景下的现实困境和利益诉求,构建了基于森林资源资产价值评估的旅游生态补偿机制方案和保障体系。对促进旅游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森林资源法律保护研究——评《保护森林资源刑法规范研究》

正书名:保护森林资源刑法规范研究作者:孙明著ISBN:9787010049380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5年04月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资源在整个生态体系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我国自古以来就非常重视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据记载,我国在西周时期就已经设立专门掌管山林的官职。历史长河跨越近3000年,新中国成立以后,1979年2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试行)》开启了依法保护森林资源的新篇章,     

大兴安岭国有林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问题的探讨

大兴安岭林区开发建设40多年来，在为国家提供大量商品林的同时，也破坏了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在新的形势下，必须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要保护和管理好森林资源，建立科学有效的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和组织管理机构，同时依托资源优势发展绿色经济和森林旅游业，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生态林业市场的竞争力，促进大兴安岭林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产权明晰、交易自由与森林资源有效保护之关系初探——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修改

现行的森林资源权属制度以及运行模式导致了两种后果:第一,所有者与经营管理者分离,经营管理者缺乏所有权人意识,只顾眼前利益,造成森林资源的破坏;第二,现有森林权属受到诸多限制,加大了森林资源权属行使和流转的成本。运用产权理论与交易理论分析得出结论:要想使森林资源得到有效地保护,应当在修改法律的过程中首先考虑明晰森林资源的权属并减少对权利的限制,其次要考虑减少森林权属交易的成本。这种产权模式既能够满足经营管理者对经济利益的诉求,又能够有效地保护森林资源。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下的生态保护与林农经济

剖析当前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对森林资源配置及可持续利用、森林资源管理、森林资源安全等林业生态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提出正确处理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倡导推行近自然的林业经营理念,有效进行生态保护,增加林农经济,使短期致富与长期发展相统一。并就如何更好地兼顾生态受保护、林农得实惠,从经营理念、科学管理、资金扶持、政策体制、服务体系、保护机制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广东省森林资源动态变化分析与评价

为合理地评价和经营森林资源,科学地进行广东省森林资源生态效益的监测,根据广东省林业厅发布的广东省森林资源情况公报数据,从森林资源面积、蓄积量、组成结构等方面总结分析了过去八年来森林资源动态变化的原因。研究表明,自2005以来广东省林业用地面积呈逐年下降趋势。由于广东省政府及林业部门的高度重视,实施一系列林业生态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工程,广东省有林地面积、生态公益林面积、以及活立木总蓄积不断增加,为广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生态安全保障。     

木材非法采伐刑事审判案件分析及立法约束——以江苏省为例

从木材非法采伐行为定罪的法律依据出发,通过检索江苏省2013-2018年具有代表性的地级市审判数据,并在进一步分析审级情况、犯罪主体、定罪量刑等要素的基础上,发现木材非法采伐刑事案件在立法规范、法律适用、司法实践和犯罪认知等方面存在相应的问题。研究表明,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可以加大立法约束,细分共同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或在现行立法框架下进行严厉制裁,禁止罚金刑的过度适用,充分肯定林木的生态价值,对破坏森林资源的犯罪行为实行严格责任。     

试谈对法律责任适用中竞合问题的处理

《森林法》是我国林业建设的基本法 ,它既是一部护林法 ,又是一部兴林法 ,保护森林资源是森林法的宗旨。但现实中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时有发生 ,我国《森林法》专章规定了对违反森林法规定的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违反森林法律规范是产生法律责任的前提 ,法律制裁则是法律责任的必然后果。根据违反森林法律规范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不同 ,森林法中的法律责任主要分为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责任种类差别决定执行处罚的机关不同 ,而不同机关对违法行为处罚所适用的程序法和实体法也不同 ,因此各种责任在适用中会出现竞合情况。正确处理好各种责任之间的衔接 ,首先要区分违反森林法律规范的性质 ,即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犯罪 ,这是处理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适用衔接的前提和基础。     

关于林业法的学科名称、定位与发展

在法学研究、法律教育和法律普及领域,应明确区分"林业法"和"林业政策"这两个概念。为了顺应林业从木材生产到生态建设的历史性转变,宜将《森林法》修改为《林业法》,并将林业法纳入环境法的部门法体系,构建科学的林业法理论体系,以适应我国林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实际需要。     

涉林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选择与适用

从非刑罚处罚措施对刑罚措施的替代适用、辅助适用以及与刑罚措施的同时适用等方面,阐述了非刑罚处罚措施在涉林刑事案件中的适用现状;分析了非刑罚处罚措施在涉林刑事案件中适用的法律依据、主体选择、标准选择以及监督机关选择等难题及其原因。通过案例分析和规范分析发现:在涉林刑事犯罪案件的具体司法实践中,以非刑罚处罚措施补充或替代刑罚处罚虽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较好的社会效果,但在适用依据、选择标准、实现方式等方面尚不明确。因此,建议通过健全涉林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依据,制定涉林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标准,确定涉林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主体,明确涉林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监督主体,以便推进在涉林刑事案件司法审判中非刑罚处罚的实践创新逐渐形成稳定的制度,完善涉林刑事案件非刑罚处罚措施的适用规则。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的法律冲突问题

现行的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存在严重的法律冲突。国家林业局、财政部的规范性文件与《宪法》、《民法通则》、《物权法》、《立法法》、《森林法》、《森林法实施条例》等一系列上位法相冲突。本文对这些法律冲突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法律冲突的本质是漠视农民的财产权。     

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刑事责任的实证分析

以11个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判决为蓝本,运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其刑事责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司法机关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案件的判决基本体现了罪刑相一致的原则,部分体现了恢复性司法的理念。针对判决中刑罚整体而言较重、在罚金和赔偿损失发生冲突时价值选择不明朗、植树造林判例太少、对破坏森林资源犯罪判处剥夺政治权利没有必要等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司法对策。     

关于深化林改与启动配套措施的思考

林改来自民意,顺应民心,这是政策的基石和工作推动力;农民有既得利益,更有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感,这就是确权到户后森林资源能够得以保护的社会心理依据。确权到户如果只让林农分得一份管护责任而没有利益,改革将无生命力。赋改革以生命力,成为政策制定的又一关键课题,也是配套改革的目的。     

论我国森林资源的法律保护

森林资源是一种极为重要的自然资源,对于维持整个生态平衡、防止水土流失、预防自然灾害发生、改善气候等方面均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我国现行森林资源保护立法出发,分析森林资源保护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森林法》以及相关法律的构想,以求通过完善立法,建立完备的森林资源法律保护体系,实现对森林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与公民环境权保护

我国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是国家重视和保护公民环境权的有力措施。《森林法》规定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奠定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法律基础。为进一步保护公民环境权,国家应加强环境法治,保障森林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有效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