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探析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经过十年长足发展,为化解我国金融风险,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在完成阶段性、政策性历史使命后的重新定位迫在眉睫.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商业化转型已成为业界关注的焦点,本文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模式、优势、途径做一探讨.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与综合经营研究

我国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至今,以政策性方式分别收购、管理和处置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及国家开发银行自建国以来至1998年底前所产生的不良资产,并对股改行剥离的不良资产实施了商业化收购,目前其政策性不良资产已基本处置完毕。这在这种情况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如何推进,其市场定位及发展前景如何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本文系统分析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改革的必要性、制约因素、内外部有利因素及其经营模式、公司治理现状,认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改革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实行商业化转型与综合经营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改革的必由之路。在此基础上,提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改革转型的有关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盈利模式研究——基于系统分析法的探索

我国的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成立之初即被明确定位为"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和减少损失为目标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随着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商业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构建有自身特色的盈利模式,对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功实现商业化转型以及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发展也具有深远影响。考虑到企业具有系统性特征,本文运用系统分析法,构造了一个包括客户识别、项目设计、资源获取三个子系统的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盈利模式并以此系统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内外环境为整体进行了分析,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参考。     

刍议财务治理在资产管理公司转轨期的作用

2006年是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启动商业化转轨的第一年,对政策性债权处置结束后公司的生存之忧和对未来的发展考虑,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关键,而其中强化财务治理是基础,这已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上下所共识,更是其合理定位自身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     

按市场化原则组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在近 2 0年动荡不安的国际金融环境中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应运而生 ,并以其卓著的实际运行效果赢得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认可。中国政府也基于深刻的体制变革背景 ,于 1999年组建了信达、东方、长城和华融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对债权债务双方进行微观再造 ,重塑健康的社会经济细胞。本文试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基本内核———市场化原则作一探讨。一、规范化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基本特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模式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建立了市场导向型的较为集中的决策中心 ,将经营目标明确定位于在最大程度回收和尽快实现价值…     

对我国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考察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作为对现有已产生的金融不良资产的专门处置机构,在对金融资产的后期挽救和金融机构的危机弥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从资产管理公司当前的运行实践看,由于功能定位和经营性质的特殊性,其公司治理结构尚未理顺,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功能的有效发挥。笔者通过对其运作实践的考察发现,推进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的关键是要明确其战略定位,加强外部监管和内部约束,同时辅之以外部环境的建设和人才的培育。     

股东冲突视角的债转股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本文运用股东冲突的相关理论,考察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债转股企业的公司治理现状,发现存在的障碍是终极控制人或实际控制人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利益剥夺、债转股企业公司治理结构极不完善以及金融资产管理自身的管理能力不足等;原因主要是政策性股权的股东权力定位与风险不匹配、债转股企业所有权结构属于少数所有权控制结构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自身公司治理不完善等,进而提出了股权管理的股权性质变更,引进机构投资者以及完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治理水平的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探讨

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管理公司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在随之不断地推进改革发展。1999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暂定为十年。现十年已过去,各家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了商业化转型的轨道,并且有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型探索中走在行业前列,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这一问题,本文做以下论述。     

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探讨

伴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金融管理公司作为金融改革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也在随之不断地推进改革发展。1999年,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存续期暂定为十年。现十年已过去,各家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了商业化转型的轨道,并且有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转型探索中走在行业前列,因此,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针对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改革与发展这一问题,本文做以下论述。     

产品创新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以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转型发展为研究背景,着重论述了产品创新在其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且就现阶段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开展产品创新提出一些建议。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