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可持续发展立法问题研究

1994年，我国政府通过的《中国21世纪议程》，确立了“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持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的战略目标，并提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体系的要求。目前，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立法与经济、社会、生态协调发展的需要相比，是滞后的，软化的，甚至是空白的。因此，与中国可持续发展立法的相关问题亟待探讨和研究。     

浅析我国的责任会计制度

“责任会计”一词，来源于西方国家的“responsibility accounting”一词的直译。西方责任会计是西方现代管理会计的重要分支，是西方企业将庞大的组织机构分而治之的一种内部控制会计。18世纪下半叶，西方国家相继开始实行了工业革命，但由于管理疗法的落后和管理人才的匮乏，使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了阻碍，于是就萌生了“责任会计”思想；到19世纪末期，随着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传统的经验管理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于是创立了“科学管理”理论，这时“责任会计”的原始形态己开始显现：到20世纪初期，随着企业规模的逐渐扩大以及分权制的实施，现代管理理论应运而生，这就使“责任会计”体系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丰富，虽然“责任会计”体系至今仍未定型，还处在不断发展之中，     

浅论新世纪我国的大经贸战略

一、大经贸战略的来源及其含义的与时俱进 “大经贸战略”是原外经贸部吴仪部长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经贸战略国际研讨会”上明确提出的。她纵观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的全局现状，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基本情况：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生产技术水平不高，经济发展在区域和行业问很不平衡，在国际经济贸易体系中尚处于较低的层次。根据国内经济贸易体制转换过程中改革与发展的关系，针对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加速发展的趋势和随之而来的以区内贸易取代区外贸易的趋势，提出了我国对外经贸必须实行以进出口贸易为基础，商品、资金、技术、劳务合作与交流相互渗透，协调发展，外经贸、生产、科技、金融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大经贸战略”。这些年来，“大经贸战略”的内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丰富和深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关于构建转轨型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反思

一个国家有没有形成具有自己的民族形式并取得话语权的经济学体系?这是从软实力角度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中国经济学界的现状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惊人的相似，其特点是作为舶来品的、并取得话语霸权的英法“世界主义经济学”与德国“国家经济学”即历史学派并存；而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进入各种“体系”或“范式”相互碰撞的经济学“战国时代”和“混沌世界”。     

巨变的时代

如果顽固地抱残守缺,墨守于先前的习惯性思考方式,我们将难以适应今天的改变。11年前,人类社会进入了21世纪。在那世纪交替的前夕,人们曾经对这个新的世纪充满了期盼、希冀、向往、想象和憧憬,有过诸如＂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生物的世纪”“新纪元世纪”等等之说。每一种说法都昭示着中国乃至全球不同的变化趋势。     

“辛亥”最好的遗产

20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就在10月9日这天，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百年锐于千载”。这是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对19世纪的描述。而20世纪初由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那场革命及革命后至今的一百年，更何尝不“锐于千载”？我们该如何打量辛亥革命这“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在中国百年现代化征途中，这场打晌亚洲民主第一枪的伟大革命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一不同于以往王朝更迭的社会巨变之下，蕴藏着怎样的时代逻辑、提供了怎样的历史得失，又凝聚着怎样的思想遗产？     

德国的创新之路

1．德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积累过程 （1）德国创新体系和创新文化的发源 德国创新体系的产生要追溯到1871年。当时的经济学家舒姆彼特就曾将经济活动划分为六大领域：首先就是“发明与发现”，然后是“矿山、农业、加工业和货物分配”，最后是“服务业”。可见，当时的科学研究就被放在首要位置。这种划分后来演变成“三个产业”，但是20世纪90年代新的增长理论重新发现了“研究开发”这个领域。这说明，早在19世纪，德国就已经将研究开发作为一种产业来对待了。     

企业文化经营的战略思考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理论提出，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随着21世纪知识经济的到来，人们又赋予企业文化以“产业”、“资源”与“资本”的概念。如何认识企业文化的内涵，把握企业文化的投入产出规律，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经营运作体系，是摆在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面前的一项创新性工程。     

中国金融 崛起的梦

“以史为镜知古今”，纵观荷兰、英国和美国从17世纪到20世纪初，这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的崛起进程中我们都会发现金融的影子。     

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明确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断深刻阐明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表明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目标和宏伟蓝图的行动指南。     

“中国的世纪”到了吗？

美国《新闻周刊》5月9日推出封面故事：中国的世纪(China‘s Century)。中国著名影星章子怡笑容可掬地出现在封面上，背后衬以中国的标志性建筑万里长城和上海东方明珠塔。封面还用红色标签注明：特别报道。美国《新闻周刊》以“未来是否属于中国?”为总题，用了二十—个版面进行了密集报道。该组报道所要阐释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已不再是—个预言，而是—个事实”，其成果“惊人”。中国的发展给世界带来了好处。然而，“中国世纪”到来究竟是事实还是作者耸人听闻的噱头呢?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政治伦理建设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正在缩小世界各国间的时空距离，出现了所谓“地球村”现象。2001年11月10日，中国“入世”成功，表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融进世界体系之中。无疑，在“地球村”内，我们同别国可以开门相望，不仅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也可以相互支持、相互帮助，这样就可以更多地获得发展的机会和活力，给中华民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仅仅这样看问题又是远远不够的。在思想观念上如何适应这种历史性的变化，已经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困境求解：知识产权危机催生国家第一战略

21世纪，中国面临诸多经济与政治挑战，但有一个挑战容易被忽略或轻规，这就是知识产权问题。随着“入世”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影响力的日趋增强，“中国制造”高歌猛进，但繁荣背后一场发达国家“围剿”中国的知识产权的战争已悄然打响。[编者按]     

现代化的背后

中国或许能在21世纪的“后现代模式”下继续走下去,不过,戴在中国头上的面具偶尔也会滑落,于是,中国的另一面展示在众人面前。与19世纪一样,中国充满了民族主义的自尊,雄心勃勃而又心存怨恨。     

一部研究高速公路产业的系统之作——评张东风等著的《中国高速公路产业论》

高速公路是现代化的标志，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高速公路的建设和运营涉及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作为一件“舶来品”，高速公路20世纪80年代传入中国之后，以其特有的“快速”、“全封闭”、“全立交”属性，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有路大家跑车、有水大家行船”的交通习惯，在全国范围内逐步掀起了一场涵盖货物交通和人民生活方式的剧烈革命。     

百年电力光润江南——隆重纪念无锡有电100周年

无锡是近代经济中心城市，19世纪中期无锡已是全国“四大米市”之一。20世纪初，无锡以荣氏家族为代表的一批工商业巨子，率先起步中国的民族工商业。七十年代后，乡镇企业又在无锡异军突起，改革开放绽放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无锡经济发展迅猛。     

教育事业的没落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经济的成功，那个词必定是“教育”。在19世纪，美国引领全球基础教育，等其他国家对此竞相效仿时，我们20世纪初期的“高等教育改革”又使之提高到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在二战之后许多年里，美国的高等教育都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     

大生企业股票：晚清状元张謇下海办实业的见证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甲午战争失败后满目疮痍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迁的汹涌潮流中，这时的中国社会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最明显的特点就表现在“过渡”上，即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他直指当时的中国为“过渡时代之中国”。他认为“有进步则有过渡，无过渡亦无进步”。为尽快从旧世界过渡到新世界，他呼唤中国出现“适于时代之用”的过渡时代英雄。他说：“吾不欲论旧世界之英雄，亦未敢语新世界之英雄，而惟望有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之英雄。”     

吴敬琏：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

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即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方面都有所发展，并出现了一种“赛跑”状态。这两种去向、两种力量在“赛跑”，估计是胜负难分。     

建设和平繁荣的和谐世界

20世纪初,东渡日本求学的少年周恩来写下一句铮铮豪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在那个中国受尽列强欺压的年代,“崛起”对于中国人来说只能是遥远的梦想。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崛起”越来越成为国际上评论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常用词汇。56年来,中国通过一系列改革开放终于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