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及其完善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中较大的类罪,刑法总则与分则均有关于聚众犯罪的规定。但立法上没有对聚众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导致聚众犯罪与集团犯罪、一般共同犯罪,首要分子与主犯的关系不够明确。刑法分则关于聚众犯罪的条文,大部分明确了聚众犯罪的责任主体,但也有些条文未指明责任主体,既违背了聚众犯罪责任主体法定原则,也使得条文之间不相协调。文章探讨了聚众犯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立法完善的建议。     

论聚众犯罪的处罚

聚众犯罪是我国刑法明文规定的一种犯罪类型。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有关于聚众犯罪的立法规定,但都没有对聚众犯罪的处罚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本文试通过对聚众犯罪的处罚进行探讨,以利于司法实践中对聚众犯罪进行处罚。     

论乌合型聚众犯罪的发生过程及原因

乌合型聚众犯罪是指在乌合型群体性事件过程中发生的犯罪行为。乌合型聚众犯罪不同于一般的共同犯罪,它呈现偶合性、无组织性、情景性、情绪性等特征,其发生有着深刻的社会环境原因和特殊的心理原因,深入研究乌合型聚众犯罪行为发生过程和原因,发现和掌握其规律,有利于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有效防治。     

试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

近年来,我国查处的领导干部受贿犯罪中。领导干部身边的如配偶、子女和情人等参与犯罪的现象屡有发生。以往的司法实践中,针对此种现象,基于缺少对上述“身边人”进行专门规制的法律条文,司法工作人员往往引用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并结合刑法分则受贿罪的规定以受贿罪的共犯加以惩治。弊端在于,由于受贿罪属于身份犯罪,依照共同犯罪法理,无身份者需加工于有身份者,方才构成身份犯罪。换言之,若有身份者并非身份犯罪的正犯,无身份者断无构成身份犯罪之余地。现实中,有时领导干部的“身边人”利用领导的权威收受贿赂,但领导本人并不知情。此种情形,不能适用共同犯罪之规定,形成了惩     

内地刑法与香港刑法中共同犯罪理论之比较

共同犯罪作为一种相对特殊的犯罪形态．在犯罪构成、犯罪种类以刑事责任方面有其特有的规定，我国内地刑法和香港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具体立法方式和内容均存在较大的差异。     

论共犯中止认定的缺陷与完善

共同犯罪行为对于单独的犯罪行为来说是一种特殊的犯罪形态。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着不同的做法或观点。根据刑法原则和有关共同犯罪理论分析了我国刑法典及刑事司法实践中对于共同犯罪规定和认定的不足。在此基础上引入日本学者的“脱离共犯关系”理论．在符合刑法的立法精神的基础上进行系统的分析，就可以将共犯中止予以新的认定，最后就共同犯罪理论的完善提出了一点自己的看法。     

胁从犯质疑

“胁从犯”是我国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立法的一大特色。我国刑法规定对于被胁迫参加犯罪的人应当按照他的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可见我国刑法是把被胁迫参与犯罪者作为一种独立的共同犯罪人并全部纳入刑事追究的范围,根据其合理性却是值得质疑的。     

关于单位犯罪的认定与处罚

单位犯罪，又称法人犯罪，它相对自然人犯罪而言，是指由单位(或法人)实施的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依法应受到刑法处罚的行为。     

论片面共犯

一、片面共犯的概念及其类型 共同犯罪是一种比较复杂的犯罪形态,与单独犯罪相比,共同犯罪则更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共同犯罪中的问题不仅在刑法理论中占据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司刑事司法实践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片面共犯是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专门用语,而在美国片面共犯则被称为潜在同谋犯（potential accompolice）。     

行为犯的既遂未遂问题

行为犯是我国刑法理论中犯罪既遂的类型之一,是指只要实施了符合刑法分则规定的某种基本构成要件行为就为既遂,而无须发生特定的犯罪结果或有该犯罪结果发生的法定危险的犯罪类型1。一、行为犯是否存在未遂的问题     

海峡两岸刑法中教唆犯的比较研究

共同犯罪是刑法理论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教唆犯则是共同犯罪制度中最复杂的问题,本文以海峡两岸刑法中对教唆犯的不同规定为视角。比较分析了两岸刑法学界对教唆犯的性质、概念、构成要件以及处罚原则的不同观点及立法异同,以促进我国刑事立法的科学化,加强海峡两岸刑法理论研究的合作与交流,有效地打击教唆犯罪。     

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

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经单位集体研究决定或者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自然人犯罪，是指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所实施的为刑法所禁止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我国刑事立法中所规定的绝大多数犯罪是自然人犯罪。一般而言，自然人犯罪与单位犯罪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聚众斗殴、侮辱等犯罪，显然是自然人犯罪。但对自然人和单位都可以构成的犯罪，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这一类犯罪，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这一类犯罪，究竟如何判断是自然人犯罪还是单位犯罪呢？事实上，我国《刑法》对一些单位犯罪规定的定罪处罚标准与自然人犯罪相比，有较大甚至很大的差距。因此，如何正确区分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难点和热点问题。正确区分二者的关键，是准确把握单位犯罪的概念和特征。     

论刑法中的单位犯罪主体问题

现行刑法把单位纳入犯罪主体的范畴。私有性质的公司、企业纳入单位犯罪主体的问题，无论从刑法原理、犯罪构成要件，还是从立法起源及单位犯罪规定的内容上看，都应将私有性质的公司、企业纳入其中。对于机关主体犯罪范围，国家机关应被包括在其中，同时，有关条款对国家机关犯罪的罪种范围做了明确的规定，避免社会和司法实践上的混乱。单位犯罪主体的犯罪处罚，新刑法采取的是以两罚制为原则，以单罚制为补充；同时应认为单罚制与单位犯罪主体存在矛盾。     

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原因及其控制

在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率急剧上升，不仅危害了社会稳定，而且对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未成年人”是法律设定的概念，指法律根据一定的年龄而规定其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或者无行为能力的人。由于各国法律制度不同，对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也不尽一致。根据我国法律规定，18周岁以下的公民是未成年人。在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通常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所规定的犯罪行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当前，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突出，未成年人犯罪被称世界“三大公害”之一。     

试论贷款诈骗罪的竞合犯罪之认定

我国刑法第193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该罪设立之初对打击贷款诈骗犯罪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刑法对该罪规定的疏漏之处日益暴露出来。司法实务中出现的新的贷款诈骗行为越来越多，尤其是贷款诈骗罪的竞合犯罪给司法部门认定这类行为造成了一定困难。     

浅析不纯正不作为犯罪

不作为是相对于作为而言的，指行为人负有实施某种积极行为的特定的法律义务，并且能够实行而不实行的行为。由于我国刑法没有就以不作为形式实施的犯罪特别是不纯正不作为犯罪作出总则性的规定，对于不纯正不作为犯罪，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念。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定罪量刑也往往引起极大的争论。明确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的法律属性．是十分必要的。不纯正不作为犯罪特定义务的构成要件、先行行为和成立条件等方面，还有待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     

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之定性研究

我国《刑法》并没有对身份作专门规定,在刑法理论中,对身份共同犯罪问题也存在着不同意见。刑法理论上一般认为,无身份者可以是身份犯的教唆犯或帮助犯,但是两者能否构成身份犯的共同实行犯?文章认为,无身份者可以与有身份者构成共同犯罪的实行犯,并且应当按照以特殊身份说为基础、以职务利用说为补充的原则对此共同犯罪定性,这种原则符合我国共同犯罪理论,也体现身份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另外,从我国现行对无身份者与有身份者共同犯罪的规定与过去的规定比较来看,现行规定较具有合理性。     

刍议单位犯罪中各种刑罚的适用

在单位犯罪中要做到正确适用各种刑罚,应根据单位犯罪的特点,查清犯罪情节,确定各主体的刑事责任,并将刑法总则中刑罚适用的规定和刑法分则中单位犯罪法定刑的规定结合起来考虑,才能做到量刑适当。     

论我国金融犯罪的刑法分类是否合理

金融犯罪并非一个法定概念，我国刑法中设计金融的犯罪集中表现为刑法分则第四章第四节、第五节规定的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金融诈骗罪。金融犯罪概念本身没有统一的界定，就是以“金融犯罪”概括我国刑法中有关金融的犯罪是否科学也受到质疑。有的论者称它为“危害金融罪”，也有的称为“扰乱金融秩序罪”等说法。本文采用通说，以“金融犯罪”作为有关金融的犯罪的类罪名。     

关于信用卡犯罪立法修正的探讨

针对现行刑法信用卡犯罪立法设置上的缺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对信用卡犯罪作了全面的规定,明确了信用卡犯罪的多种行为形式。并且前置信用卡犯罪的刑法评价时间,从源头上打击信用卡犯罪。要做到准确适用,有必要准确理解、把握新增信用卡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与其他犯罪的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