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

政府补贴有助于企业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对企业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选取 2013-2020 年中国496 家制造业上市企业数据,探究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三者之间的作用机制。运用 ACF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重点分析融资约束的双重门槛作用以及股权集中度的调节作用。结论表明：以融资约束为门限变量,政府补贴对研发投入的影响效应在不同门限区间中呈现显著变化;企业研发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股权集中度在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实证分析不仅对政府补贴、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同时对政府运用财政补贴政策具有启示作用。     

产业集聚、企业特征与制造业技术进步——基于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研究

制造业产业的地区集中能够产生集聚经济(agglomeration economy)效应,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该文在现有集聚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了包含企业异质性的集聚经济模型,分析了企业特征不同时产业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估算了江苏省制造业行业的区位指数和全要素生产率,运用实证方法分析了产业集聚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江苏省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但集聚经济效应受行业中企业数量、企业所有权等企业特征以及行业规模扩张速度等因素的影响。     

公共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创新"与"追赶"效应研究——基于DEA的珠江三角洲城市面板数据分析

文章利用DEA方法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两个相互独立又完全互补的部分:"创新"和"追赶"效应.对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创新"和"追赶"效应对全要素生产率贡献有一个典型的分水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1996-2002年主要来源于"创新"驱动,2002-2007年则主要来源于"追赶"贡献.公共支出显著地提高了"追赶"效应,但不利于"创新"效应的提升.随着"追赶"空间逐渐消失,"创新"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必然选择,公共支出结构必须进行调整.     

制造业集聚和城市规模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协同效应研究

文章利用2004-2015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探讨了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明显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其具有显著的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特点。（2）从单因素考虑，制造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城市规模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3）从协同效应来看，城市规模能够提升制造业集聚的边际效应，但是制造业集聚阻碍了城市规模效应的发挥，两者协同效应的发挥需要互相匹配；以制造业集聚效应为标准，中国城市人口规模存在较大范围的提升空间。（4）从城市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内在路径差异来看，制造业集聚、城市规模对不同路径具有作用相反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为深入理解制造业集聚与城市规模协同性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理解财政分权体制下我国环境治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和环境协调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用我国285个地级市2008-2015年的数据建立财政分权、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中介效应模型,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和空间滞后解释变量模型处理内生性。研究表明：财政分权引起地方竞争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导致环境治理不足而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财政分权不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政府干预、基础设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来自黄河流域的经验证据

基于超效率SBM方向性距离函数以及ML生产率指数,测算黄河流域64个城市2004—2018年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实证考察政府干预、基础设施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政府干预显著促进黄河流域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基础设施对政府干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且具有显著门限效应,良好的基础设施是政府提升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有利条件。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

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对我国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利用2000—2008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以及Logit回归和PSM-DID基于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研究政府补贴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甄选效应下，规模大、生产率水平低的企业更易获得政府补贴；激励效应下，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抑制作用，而激励退出效应下政府补贴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起促进作用。分样本检验发现不同企业所有制及补贴强度的影响表现出较大差异性，通过对影响渠道的进一步分析发现，融资约束和管理性交易成本是政府补贴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渠道。     

“丝绸之路经济带”框架下的财政支出、空间溢出和全要素生产率——基于8省区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探索公共财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作用为目的,通过建立财政支出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模型,采用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相结合的方法,得出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且两者间存在很强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城市化率、交通运输能力和对外开放度也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最后,从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和民心相通这4个方面,并结合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政府职能转变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出政策建议。     

结构转换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机制与检验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结构转换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当前结构转换尚处于“倒U”曲线左侧，即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各地区间结构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东部、西部及东北地区结构转换均能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中部地区却表现为抑制作用，周边地区结构转换将会对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明显正向效应。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中国新旧产能有序转换及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新区促进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

国家级新区是深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要平台,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独特作用。本文利用在异质性处理效应条件下稳健的双重差分模型,基于我国2003—2019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家级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动态特征。结果显示,与未设立国家级新区时的情形相比,国家级新区提升了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累计增幅,并且提升力度随时间的推移呈现增强趋势,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持续的正向影响。国家级新区在设立初期对周边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但在长期尚未产生稳定、持续的溢出效应。机制分析表明,国家级新区对所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来自“吸引外商投资”机制和“培育市场主体”机制,而“发展科技服务业”机制的效果尚不显著。建议国家级新区重点推进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改革,多措并举支持科技服务业发展,增强辐射带动作用,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区域发展战略。     

政府财政压力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分析——基于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土地资源配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问题。从土地资源错配的视角,利用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测算了各地区劳动增强型生产函数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了比较分析。利用面板数据动态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短期异质性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各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存在较大差异,总体呈现东部向西部递减的特征;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短期的正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出让收入的“财富效应”和缓解政府财政压力来实现;长期的负向影响,主要通过土地资源错配因对研发投入、二产占比和其他消费的“挤出效应”而产生。研究表明,短期内,土地资源错配能够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但从长期来看,土地资源错配不利于地区双创生态发展,抑制行业生产效率,挤出居民消费,进而影响区域发展质量。     

中国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与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提升金融资源配置的空间效率是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方面。本文阐明了距离、密度、分割三要素通过竞争效应、本地化效应以及多元化效应影响金融资源配置的理论机制。基于成本视角引入金融发展中的空间因素,拓展新经济地理学经典“中心-外围”模型,揭示出优化空间效率是推动金融与工业协同发展的关键路径。以1998-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为样本,实证考察我国银行业空间结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与机制。研究发现,工业企业邻近范围内商业银行数量与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倒U型”关系,这一现象主要是由国有银行主导的。机制分析表明,我国市场化进程下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显著提升了企业负债规模,降低了企业融资成本,但与企业投资效率呈“倒U型”关系。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制度门槛效应,在人均收入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超越第二门槛值之后,企业邻近范围内商业银行数量增长会显著促进企业生产率水平增长。中小、民营以及较少获得政府补助的企业,其生产率更容易受银行业金融空间结构变动的负面影响,而提升地区市场化水平能够优化金融资源的空间配置。本文为破解我国金融发展结构性矛盾、优化金...     

结构调整偏向性、比较优势变迁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文章通过构建CES生产函数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结构调整偏向对比较优势变迁及其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82~2014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结构调整持续朝偏向于技术方向发展,存在结构调整技术资本偏向。同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结构调整偏向和比较优势存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综合效应更多反映纯结构调整偏向效应,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分化趋势,这说明结构调整方向与比较优势变迁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结构调整偏向性、比较优势变迁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通过构建CES生产函数从理论角度分析了我国结构调整偏向对比较优势变迁及其共同作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利用我国1982~2014年的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我国结构调整持续朝偏向于技术方向发展,存在结构调整技术资本偏向。同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分解结果显示,结构调整偏向和比较优势存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交互效应,综合效应更多反映纯结构调整偏向效应,而且不同地区呈现分化趋势,这说明结构调整方向与比较优势变迁相匹配才能有效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FDI、国内资本与经济增长——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1987-200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分析进行实证研究发现:FDI作为“投资”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并不显著,但它通过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挤入”国内自身的投资,从而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作用;国有部门在全社会固定投资中占居主导地位,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是显著的,但对全要素生产率并无明显作用;私人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促进作用,对全要素生产率也无显著影响。因而,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催化剂”的性质。     

碳减排对省际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探索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实现“双碳”目标升级为国家战略,碳减排行动也成为地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基于 2002 至 2020 年省际面板数据,选取混合距离 E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排放、效率、非化石能源、气候绩效等多维度定量评价碳减排发展水平,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碳减排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理和效应。研究表明：总体来看,碳减排发展显著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区域来看,在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碳减排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机制检验显示,碳减排能够通过提升能源效率、发展绿色金融间接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结论为地区差异化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证据

文章基于2008—2020年长三角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41个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从税收总量和税制结构双重视角，构建面板Tobit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横向税收竞争、官员更替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多重影响。研究表明：从税收总量来看，横向税收竞争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税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和企业所得税竞争均显著促进了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调节效应检验显示，官员更替能够显著增强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而门槛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规模扩大弱化了横向税收竞争对长三角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服务业FDI技术溢出与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理论分析和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文章首先分析服务业FDI技术溢出的机制,接着利用非参数的DEA-Malmquist指数对我国2003-2011年14个服务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进行了测算,最后设定面板回归模型就服务业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服务业技术进步在推动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各行业的异质性决定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有所不同;除房地产业外,服务业FDI确实存在着技术溢出效应,其显著地促进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是非线性特征不明显;服务行业内部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     

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京津冀例证

要素在区域空间的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要保障。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2010—2019年京津冀区域内城市和周边参照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考察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要素流动与配置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具有显著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效应，与对照组相比，京津冀区域内城市的要素流强度和全要素生产率经历了更高水平的增长，基于多种方法和策略的再检验佐证了增长效应的稳健性；比较不同类型城市的政策效应发现，区域协同发展政策对中心城市、功能转移城市和轴带发展城市的要素流动促进效应更强，城市规模较小、科技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会掣肘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推进；区域协同发展政策通过资源高效配置、规模报酬递增与前沿技术进步三条路径，推动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应加大区域协同发展政策的实施力度，探索建立城市群全域要素流动的机制，促进生产要素空间配置优化，推进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形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数字经济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提升效应还是抑制效果？

数字经济是新时代引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然而现阶段数字经济普惠性发展尚未实现，掣肘着其对国内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文章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熵权TOPSIS法测算了2012-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探讨了中国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明显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来看，数字经济推动了技术效率提升，但现阶段国内关键核心技术环节薄弱以及数字产业化带来的人才和资金的虹吸效应导致数字经济对技术进步产生了阻碍作用。此外，当前数字经济对不同产业的渗透度存在明显的不均衡性，筑高了创新资源的流动壁垒，影响产业间协调创新及合理化布局，进而抑制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在创新环境的支持下，人才集聚及金融规模强化了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