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基于“陆港通”开通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文章以中国启动"陆港通"交易试点为背景,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发现,引入"陆港通"机制显著抑制了企业避税,其作用机理主要是通过缓解上市公司融资约束,增强外部监督,削弱企业避税的动机和能力,进而发挥资本市场开放的治理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上述治理作用在税收征管力度较弱及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与企业内部治理存在协同效应,但未能产生对外部税收征管的替代效应。本研究为坚定扩大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战略、深化金融供给侧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撑,也为实现税收公平和正义、促进实体经济稳健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是否有利于企业ESG表现

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对多元化绿色金融体系构建、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沪深港通作为我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创新举措,其对上市公司ESG表现的影响效果,值得深入探讨。本文以2011-2022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初始样本,系统探析了沪港通、深港通开通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果与内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沪深港通对不同特质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沪深港通开通促进了企业ESG评级的提高,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沪港通和深港通均得到验证。考究其中的作用机制,沪深港通开通主要通过缓解内部融资约束和提高外部投资者关注来提高企业ESG表现。考虑企业特质性,入选沪深港通的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污染企业的ESG表现更好。本文研究结论对新时代资本市场高质量开放、绿色发展和“双碳”目标推进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海外并购能否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提升？

绿色创新是绿色发展和创新发展协同并进的动力,对于促进实现可持续发展和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文章基于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SM-DID）方法考察了海外并购是否促进了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提升。研究发现,海外并购对企业绿色创新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非国有企业以及股权集中度较高的企业可以通过海外并购促进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海外并购通过提高企业研发效率、降低冗余资源,进而提升企业绿色创新水平。扩展分析发现,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在低碳城市试点地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意味着制度安排可以促进海外并购发挥绿色创新效应;环境内部关注度较高以及研发投入强度较大的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能够获得绿色创新水平提升,意味着企业的自我驱动在海外并购的绿色创新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认为,应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引导企业关注绿色技术发展动向,积极寻求促进绿色技术获取导向的海外并购机会;同时探索差异化的海外并购发展规划和环境政策规制,引导企业自身关注环境社会责任、加大绿色研发投入强度、提高绿色技术研发效率等...     

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

通过使用中介效应检验法,系统考察了中国服务业开放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发现中国服务业开放有助于促进区域创新。中国服务业开放的研发资本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的研发劳动投入效应、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进出口贸易的推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而服务业开放对人均GDP的拉动效应在服务业开放对中国区域创新的影响中不存在中介效应。东部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通过服务贸易进口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不能显著促进区域创新。     

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的“倒U型”关系：兼议技术吸收能力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14～2020年OECD-DSTRI数据库、OECD-STRI数据库、A股上市公司数据和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开放与企业创新质量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由适度阶段上升到过度阶段，其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由促进效应转变为抑制效应，且这一关系具有一定的时间延续性；Chow检验结果表明，该“倒U型”关系的拐点值为0.4986,其促进效应主要作用于90.52%的企业，这意味着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现阶段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处于“适度区间”,表现为对企业创新质量的积极影响；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效果因企业所有制、企业生命周期、行业要素密集度和地区市场化程度的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能够强化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对企业高质量创新的促进作用，知识产权保护还能进一步缓解数字服务贸易过度开放产生的不利影响。为此，中国在推进数字服务贸易领域有序开放的同时应积极防范数字服务贸易开放带来的风险与挑战，重视强化企业技术吸收能力和持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为企业创新高...     

资本市场定价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

理论分析发现，资本市场定价偏离其内在价值会影响企业劳动投资效率，但在影响方向上存在促进还是抑制的不确定性。基此，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实证结果支持了效率促进假说，资本市场错误估值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将提高4.51%；机制检验表明，股价信息性和股权融资成本是两条促进作用渠道，前者表明管理者可以从股价中学习新的信息进而提高劳动投资决策效率，后者表明股价通过影响企业融资成本而提高劳动投资效率；资本市场错误估值既会抑制劳动过度投资，又会抑制劳动投资不足，对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异质性影响表现为在股价高估、融资约束高和低壳溢价促进效应更显著。     

高管海外经历能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

绿色创新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何从企业内部激励绿色创新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高管海外经历可以通过提升管理者的风险偏好、自信程度,以及加强环境注意力等作用机制,促进企业的绿色创新。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促进绿色创新的效果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机构投资者持股作为外部监督机制,加强了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积极影响；企业冗余资源则会抑制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丰富了高管特征影响企业行为的系列研究,为促进人力资本开发、实现经济绿色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创新——来自“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

为了考察资本市场开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2010—2017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沪深港通的经验证据构建多期双重差分（DID）模型。研究发现：沪深港通的实施显著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但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相比于民营企业，这种提升作用只显著存在于国有企业中；通过检验沪深港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具体影响路径，发现沪深港通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增加股价信息含量两种路径促进企业创新。     

市场压力、财政补贴与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双元创新投资

探讨上市高新技术企业如何利用财政补贴资源实施双元创新投资,并进一步分析市场压力对财政补贴激励双元创新投资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财政补贴对企业创新投资具有激励效应,相对开发式创新投资,财政补贴对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具有更强的激励效应;(2)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压力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3)当企业面临产品市场竞争与资本市场业绩预期双重压力时,财政补贴对企业开发式创新投资的激励效应更明显。研究结论对于引导企业合理分配财政补贴资源、减少创新投资的短视行为、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具有一定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ESG表现与企业跨区域投资

跨区域投资不仅是企业实现规模扩张的重要方式,也是政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抓手。文章选取2009—2022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讨企业ESG表现与跨区域投资的关系。研究发现：良好的ESG表现会促进企业跨区域投资;机制检验发现,企业ESG表现主要通过资源获取效应和市场拓展效应促进跨区域投资,当企业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受到的融资约束越强、所在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越低时,ESG表现对企业跨区域投资的促进作用越明显;拓展性研究表明,在投资区位选择上,良好的ESG表现会促使企业资本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动,在投资模式上,相较于并购投资模式,良好的ESG表现会促使企业更倾向选择新建投资模式进行跨区域投资。研究结果对优化企业跨区域投资策略,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绿色创新——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对2013—2018年181家企业环境规制、融资约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加强环境规制能够显著提高企业绿色创新能力，融资约束对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融资约束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关系中起到显著的负向调节效应，削弱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正向影响。异质性分析表明：融资约束对国有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于非国有企业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调节效应不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分别从政府、金融机构、企业自身角度提出相关的对策。     

环境不确定性、高管任期与企业绿色创新

企业是绿色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理解环境不确定下高管异质性如何影响企业绿色创新对于我国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2010-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高管任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以及环境不确定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呈倒U型关系,即当高管任期较短时,高管任期会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当高管任期较长时,高管任期会抑制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企业环境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企业环境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政策不确定性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政策不确定性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这种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均存在,且在国有企业更为明显.绿色补助对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绿色补助会加强高管任期和企业绿色创新的倒U型关系,但这种调节作用仅在国有企业中存在.本文研究结论对于高管人事聘任和企业绿色创新具有指导意义.     

数字化与创新之悖论：数字化是否促进了企业创新——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的解释

在数字经济加快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背景下,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是否存在悖论,数字化是否必然促进企业创新?文章基于开放式创新理论,通过构建数字化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阐述了数字化通过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利用2008-2019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与企业创新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即当数字化低于拐点时,数字化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而当数字化高于拐点时,数字化会抑制企业创新;异质性影响机制上,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在高新技术行业和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行业以及吸收能力强企业、小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数字化追赶型企业和后进型企业,数字化对企业创新的倒U型影响效应只存在于领先型企业中。数字化硬件投资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数字化软件投资却有助于促进企业创新。文章拓展了数字化与企业创新的相关研究,可以为当前企业更好借力数字化提升创新能力提供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数据

文章基于组织二元性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探究了双元性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以及冗余资源的权变影响，并以2009-2015年我国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显示：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影响具有"拐点效应"，呈正"U"型，利用式创新促进了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双元性创新的互补性降低了企业竞争地位，而平衡性则对企业竞争地位的提升产生了积极影响；财务冗余强化了双元性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促进作用，并能缓解利用式创新的负效应；人力资源冗余弱化了探索式创新对企业竞争地位的积极效应，但对利用式创新与企业竞争地位的关系却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统计结果在基于勒纳指数年度行业排名的面板排序模型和一阶差分模型中依然保持稳健。进一步分析发现，探索式创新与双元性创新互补性的积极作用具有"时滞效应"，利用式创新及双元性创新平衡性之积极影响存在差异化的效应周期。     

异质性贸易成本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机理与事实

文章基于Antoniades（2015）模型,将企业创新行为纳入企业产品质量模型,分析贸易成本变化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微观机理,发现贸易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同时存在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生产率门槛效应会放大在位企业的生产率优势,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创新抑制效应会削弱企业的创新水平,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采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检验相关结论发现：总体上,贸易成本上升显著的降低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其中,贸易成本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的出口产品质量降低作用更大,而对资本密集型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的降低幅度较小。中介效应的检验发现：贸易成本的生产率门槛效应和创新抑制效应同时存在,并且创新抑制效应更大,因此总体上,贸易成本会降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上市公司社会资本、研发投入与创新产出——来自TMT和互联网企业的证据

基于社会资本效用异质性视角,运用132家TMT和互联网企业8年的数据,研究了连结型、桥接型和结合型社会资本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及其过程机理。经验证实,社会资本的存在使研发行为支持关系型创新的观点,连结型社会资本同创新产出的正相关关系最为密切。研发投入在社会资本与创新产出之间发挥了不完全的中介作用。公司属性和融资约束的差异显著影响产出规模,在融资约束宽松或国有TMT和互联网企业中,R&D投入的积极效应更明显。     

耐心资本、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企业间竞争加剧及政策的推动都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实施技术创新,但创新投入需要依托于企业的自有财务资源。然而在关于企业资本状况、创新投入对绩效影响的具体激励关系的研究上,现有结论尚未达成一致。文章以中小板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异质性视角在企业管理研究领域引入耐心资本概念,实证分析其如何通过合理的创新投入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结果发现关系型债务对于绩效的正向作用大于稳定型股权。内部研发更容易在关系型债务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而外部技术并购在稳定型股权影响企业绩效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该结论丰富了资本结构异质性与企业绩效的研究,为中小企业进行具体技术创新决策提供参考。     

资本市场开放与企业避税

以“沪港通”开通为研究背景，基于 2008-2018 年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讨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发现，“沪港通”开通有助于降低企业激进的避税程度，该结论在采用 PSM、更换样本区间以及改变变量测量方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发现，“沪港通”开通对企业避税的降低作用在代理成本较高、公司治理水平较低以及融资约束程度较大的样本组中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表明资本市场开放对上市企业避税决策具有重要作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经济后果的研究，也从企业避税这一角度提供了“沪港通”机制发挥公司治理效应的证据，为后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政策继续深入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经验借鉴。     

数字化与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基于增量与提质的双重效应识别

数字化赋予了国民经济与微观企业转型升级的动能。文章在对上市公司进行文本挖掘的基础上,综合MD&A部分数字化词频占比和无形资产数据等多个数据集以提高企业数字化指标的刻画质量,实证考察了其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具有"增量提质"的双重效应,并且该结论在创新性地采用清朝城墙数据作为历史工具变量和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显著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效应在政府环保补助较高和内部管控成本较低的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为明显;而当地环境治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则为该过程的实现提供了支撑。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作用于企业绿色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缓解了(环境)信息约束问题,促使企业自主参与环境治理,并有效提升企业商业信用。文章研究不仅为理解数字技术发展对企业绿色创新表现的影响机理提供了微观实证依据,也为未来实现数字化与"双碳"目标的"共赢"提供了重要启示。     

企业ESG 与资本市场表现

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态势下,ESG 理念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日益凸显。文章基于2015—2021 年我国A 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ESG 表现对企业股票流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ESG 表现显著提升了企业股票流动性,该效应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企业中更显著。机制分析表明,企业ESG 有利于提升投资者情绪和信息透明度,进而促进股票流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良好ESG 表现所带来的股票流动性显著提升了企业价值和企业创新。发掘企业ESG在金融市场的作用效果,为活跃资本市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