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路径分析——基于农村土地改革的视角

十八大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例,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农民在我国总人口中占有较大比重,因此使农民成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主体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而在我国现行土地制度下,农民只能分享到很少的土地收益。因此,本文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分析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系,进而今后河北省农村实际,提出河北省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建议和对策。     

浅析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扩展及相关制度环境保障

文章针对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按照经济尺度、立足社会现实、动态地界定我国中等收入群体 ,提出至2 0 0 5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标准为家庭年收入 3万～ 9万元 (按 3口之家计 ) :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角度 ,分析了扩展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必要性 :认为市场经济体制、收入分配制度、相关法律制度是实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制度环境保障。     

收入分配调节效应的中外比较研究——兼论共同富裕政策选择

收入分配是影响共同富裕状态与水平的基础性因素。国外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集中于两方面：“托底”与“限高”。在调节效应上呈现出双重悖反性：“托底”上的功能积极性与“限高”上的结构局限性,并以悬置分配正义的结构性争议为代价。国内收入分配在政策取向上面临后发追赶型现代化“效率”要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公平”要求的双重压力。从调节效应上看,收入分化已经成为影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突出问题。这与收入分配领域中的多轨并行、制度缺位、过程正义不完善密切相关。以收入分配为政策干预抓手,推进共同富裕的建议有：扩大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份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在全体人民中的比重;坚持收入分配规范的法治化取向;维护社会保障体制的分配正义功能。     

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标准及测度研究——基于生活质量法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我国收入分配政策执行的重要目标。实现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为主“、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不仅是单维的收入增长问题，也涉及中等收入群体生活水平的提升与生活质量的改善。本研究在对已有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及测度相关文献综合归纳的基础上，以生活质量法对中等收入群体进行界定与测算，并使用接受者操作特性曲线对比生活质量法与收入标准法，分析各自特点及具体适用场景，并讨论本研究的政策意涵。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2—2018年的数据分析表明，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和比例近年来逐步上升，2018年已有31.0%的家庭、约3.6亿人达到中等生活质量水平。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

通过相关测算,我国城乡各收入阶层规模呈现以下特点:从总量上看,目前我国橄榄型收入结构尚未形成;从变量上看,我国不同收入群体比重变化阶段性特征凸显,且进程加快;从比较分析看,我国城乡居民绝大部分还处于由低收入逐步向中等收入过渡阶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政策建议:一是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为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提供强大动力;二是加大分配制度攻坚力度,完善主体性宏观分配格局,优化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功能,促进中等收入者规模扩大。     

解析中国消费不足的原因及应对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长期依靠投资和出口,经济结构不合理的问题日益凸显,制约了中国经济持续平稳发展。消费不足的主要原因是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初次分配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且收入分配的差距较大,平均消费倾向低,另外,中国的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的问题也制约了居民消费倾向。为此,必须在收入分配方面大力改革,提高中等收入人群比例,缩小分配差距,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居民的消费倾向,使居民"能于消费、敢于消费、乐于消费",最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库茨涅兹假说的再认识

库兹涅茨假说指出,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经济增长相伴随;当经济发展到人均收入4000～11000美元的阶段时,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差距缩小相伴随。我国2011年的人均收入为4382美元,标志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是,自1982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高企,收入分配呈现出明显的不平等趋势,使我国有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因此,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持续发展,必须缩小贫富差距,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     

以包容性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我国国民收入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我国经济仍面临粗放型增长方式尚未转变,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城市化进程受阻等问题。这些问题如得不到有效解决,我国很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必须以包客性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型城市化。     

收入流动与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依照Milanovic和Yitzhaki提出的中等收入标准(人均每天收入12-50美元),2012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只占8.4％,到2018年已经达到28.9％.从收入流动的视角看,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主要来自于低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低收入家庭能否向上流动进入中等收入阶层受到个体家庭微观特征的影响.文章运用有序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教育水平、家庭中就业人口的比例、体制内就业及城镇户籍等因素都对低收入家庭向上流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路径主要包括促进低收入群体人力资本积累、提高低收入群体就业质量、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劳动力重塑

低成本的劳动力供给构成了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方式的基础,也是我国跨越贫困陷阱的重要支撑因素,但只有通过劳动力的重塑,提升以作为生产主体的劳动力要素的质量,扩大劳动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推进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从提高供给水平和增强国内需求的两个方向努力,才能使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规避可能发生的中等收入陷阱风险。     

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共同富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

利用2010—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及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在分别构建省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和涵盖富裕、共享维度的共同富裕指标基础上,分析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对共同富裕的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解决增长和分配问题显著推进了共同富裕,在考虑内生性与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的作用效果在胡焕庸线以东地区、中等共同富裕水平地区更为显著;且上述影响效应主要通过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与扩大公共服务投入的机制来实现。进一步拓展研究表明,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对临近地区共同富裕水平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还会促进低收入家庭向中等收入家庭流动,进而有利于“扩中提低”的实现。上述结论对新发展阶段我国以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富裕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浅析现阶段我国的收入差距

近年来我国的收入差距呈现扩大化的趋势,主要表现在城乡居民之间和城乡居民内部、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及同一所有制内部和不同行业间等收入差距和不同阶层财富差距扩大。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相应要从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完善税收、推进社会第三次分配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合理调整国有部门分配关系和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等方面调节收入差距。     

论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之路

收入分配制度与方式是市场经济政策和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30年我国收入分配政策从单一的按劳分配到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演变过程,使中国成功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迈进;文中也提出了只有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才能真正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社会的和谐稳定.     

消费需求不足的收入分析

扩大内需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消费需求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投资需求不足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消费需求受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状况的影响。但由于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大”、“斜”、“乱使得收入差距急剧扩大，并导致了整个社会消费倾向过低，影响了消费需求的规模扩张和结构升级。因此，扩大内需，还必须从根本上改变收入差距过大的状况。     

我国转型期居民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成因分析

近年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速度较快,但城乡差异和阶层差异严重,财产性收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不容小觑。本文利用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清华大学消费金融调研2008年的微观数据,以及2005、2008、2010年的省份数据,考察内部构成和家庭特征对财产性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发现租金收入和金融资产投资收益成为推动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利息和保险收益的增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财产性收入差距。城乡和地区差异、教育培训水平和风险偏好程度等都是影响财产性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举措应更多地向低收入群体倾斜:通过大力发展落后地区经济和教育事业、引导低收入群体适度参与资本市场,完善保障房制度,严格控制财产性收入的过快增长和结构失衡,使其成为居民提高生活水平、分享经济增长成果的手段。     

论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演变、现状与调整对策

1978年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收入分配从向居民倾斜逐步演变成向政府倾斜。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比重偏高而居民收入比重偏低。就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而言,政府收入中的中央财政收入比重低、生产税比重较高而收入税比重较低、政府社会保险福利支出比重也较低,企业收入差距大、企业间利润分配不均,劳动者报酬和居民财产收入比重均较低且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因此,应该适当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     

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路径探索

中等收入者比重是影响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的一个关键因素。因此，谈及中等收入者比重，不能不关注中等收入人群。以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界定为基础，阐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现实意义，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流动两种路径相结合的建议及对策。     

浅析社会收入分配

现在我国的收入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在教育、医疗、房子等方面的负担也越来越大。本文通过分析我国当前社会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贫富不均,低收入群体比重大,非规范收入、非法收入多等若干问题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从调节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取缔非法收入,反对平均主义和适时缩小收入差距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调节措施。     

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路径

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区域在一定时期内收入水平处于中等区间范围内的所有人员的集合。它具有唯一性、时空性、集合性和变动性四大特征。中等收入群体与中等收入者是一对既有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概念。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的概念界定和测量模型,中等收入群体收入比重变动规律。个人所得税改革的思路是低等收入群体免交个人所得税,中等收入群体实行低税率,高等收入群体实行高税率;劳动收入实行低税率,投资收入、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等非劳动收入实行高税率,彩票中奖税率实行特高税率。     

中等收入阶层形成的三大社会条件

扩大内需的关键是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在国民中的比重,但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扩大需要三个社会条件：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国民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只有三个条件具备了,才有可能使大多数人的收入趋于一致,中等收入阶层才能在人口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