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开发区间竞争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

各地经济开发区的优惠让利政策实际上是地方财政对域外投资企业的转移支付，其结果是短期内区域投资总额的地区间正和博弈。它有力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但其中也蕴涵着地方政府行为不规范和经济波动的诱因。从制度建设角度看，地方政府开发区间竞争导致了大量的制度创新，但是经济政策的“双轨”也导致企业生存环境的迥异，不利于建立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作为制度改革的过渡期，这个期限不宜过长。目前，这些创新正在由开发区逐步向外推广，中央政府应及时推动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的过渡，从而加速中国改革开放的制度变迁进程。     

非正式制度在旅游外部性内化中的作用分析

旅游中的外部性集中表现为旅游活动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要将外部性内化的根本途径是加强旅游的相关制度建设和改革。旅游活动中的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非正式制度的地位更具基础性，其变迁也更加困难，可以针对经营企业、游客和东道居民等方面采取措施，加快非正式制度的变迁、促使外部性内化。     

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负效应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收益权，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事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由此会出现调整制度的需求。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无疑会产生正面效应，但也有负面影响。本文采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公众利益的不一致性，据此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正式制度与经济发展

正式制度通过约束政府、维护市场秩序来促进经济发展。非正式制度由于弹性大，惠及面不广，不足以完全支撑经济的持续增长。一方面，我国有些政府部门对“经济人”规制过度；另一方面，正式制度对平等民事主体与官员权力的使用又存在着规制不足。在正式制度的实施方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软政权”的现象。当前，我们要清理一些不合理的规定，放松政府管制，强化正式制度的实施机制，培养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与经济体制变迁——一个新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

一直以来,非正式制度在经济体制变迁中的影响、作用并未得到经济研究者的广泛关注。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探讨了非正式制度的概念及构成,说明了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的传递机制的特点,并从文化传承和创新的角度分析了非正式制度的演进方式及其所反映出的路径依赖性和灵活适应性;最后强调了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经济体制变迁研究中的重要性。     

广州市公共场所“禁烟”分析——基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分析的视角

2006年1月9日,中国向国际社会承诺五年内将实现公共场所的全面禁烟,然而五年过去后,这一承诺却还远未能实现,公共场所"禁烟"成了政府面临的一个难题。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政府规制的相关理论,对公共场所全面"禁烟"之难进行分析,除了正式制度的不完善,非正式制度是制约禁烟的另一大瓶颈。而目前禁烟的非正式制度约束表现为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的不良榜样效应、公众场所的禁烟负外部性、烟民的传统观念、伦理道德和长久以来的吸烟习惯,难以适应新的公共场所禁烟模式。最后,本文提出,政府应该通过正式制度的创新和非正式制度约束的优化,二者共同作用来解决公共场所禁烟难的问题。     

征地制度变迁与交易成本分析

文章通过梳理建国以来征地补偿制度的变迁历程将征地制度总结为政府主导的征地模式。按照不同阶段征地制度下政府与农民在征地活动中的相对地位将征地制度的变迁分为探索阶段、强化阶段和转型弱化阶段,文章发现随着征地制度的改革交易成本的变化趋势是先升高后下降。征地制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正逐渐走向规范化、市场化、透明化,征地问题将不断地得到改善。     

非正式制度变迁及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的影响

我国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这场制度变迁既包括正式制度的变迁也包括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判断收入差距是否过大，需要将实际的收入差距与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的上限进行对比。社会可容忍的收入差距，是指社会可以容忍的实际收入差距的区间，这个区间的上限就是社会可以容忍的最大收入差距水平。非正式制度中对收入正当性的关注、嫉妒心理、平等观念、对经济利益的关注等思想、观念的变化，对社会可容忍收入差距上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江右商帮兴起的制度成因分析

江右商帮是明清十大商帮中形成最早的一支。从新经济史学视角,以制度的类型、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寻租理论等为依据,认为明清时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安排以及制度的变迁是导致江右商帮兴起的根本原因。     

开发区政府行为的制度分析:对泰达管理体制的研究

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制度创新的一个典型案例,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分析以泰达为代表的地方政府行为,指出由于地方政府的利益增强使得制度创新中的多方博弈更为激烈并影响到中国改革的最终进程,地方政府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使得制度要素在引入区域经济研究中不仅仅是研究区域协调问题,也应关注区域内部的自我制度创新。     

地方政府制度变迁的负效应分析

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分税制实施以后,地方政府获得了明确的地方收益权,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事权,并承担相应责任,由此会出现调整制度的需求.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无疑会产生正面效应,但也有负面影响.本文采用政治委托代理关系分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公众利益的不一致性,据此分析了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并提出了对策措施.     

打造中国特色的制度升级版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对改革的本质和任务作了明确阐述：“中国的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实则是制度革新的时代命题，是立足国情、与时俱进的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其根本是提升制度效率。     

论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创新

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推行、管理和信息技术的进步为实施政府绩效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但现实当中政府绩效相关制度的不完善和缺乏，阻碍了我国政府绩效管理的制度化建设。我国应从制度创新的角度，通过完善和补充相关制度，以提高我国政府的绩效管理。     

证券市场监管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

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类。证券监管的制度同样由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构成。政府监管、自律监管和法律监管都是由专门的机构以成文的法律、制度和规则为依据进行的监管,它们构成了证券监管的正式制度。再诸如社会监督机制、诚信机制等非正式制度在尽可能消除监管空白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二者互补,相辅相成,都是制度安排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信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商业信用制度的变迁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但它是在政府主导下进行的，明显不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那种完全自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这一诱致性制度变迁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商业信用制度的“外部收益”性，而政府确立面向市场化的改革后使商业信用制度的诱致性变迁成为可能，非政府主体自发恢复被政府剔除于制度供给之外的商业信用制度，进而影响政府的制度供给，迫使政府最终设立发展商业信用的制度装置，促成商业信用制度实现诱致性变迁。     

民主与法制和财政预算制度改革的关系

政府预算是政府的基本财政收支计划，体现着政府活动的范围与方向，是规范、约束和监督政府行为的最有效方式。因此，无论是在政府职能转变抑或在公共财政制度的构建中，政府预算改革都始终是一个核心问题。现行的部门预算虽已基本具备现代预算的雏形，但与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政府预算制度的要求相比，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能否深入推进政府预算制度的建设与改革，直接关系到政府改革及公共财政改革的最终成败。而现代政府预算制度几百年的发展实践表明：推进政府预算制度建设，必须与民主制度和法治建设配套进行。因此，大力推进政府预算制度改革，必须贯穿民主与法制这两条主线，全面提升政府预算制度的法制化和民主化水平。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本文通过对诺斯关于制度环境的定义,给出了交易环境的概念,并以交易环境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具体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时间进程中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及其选择性变迁

制度变迁构成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时间进程和空间维度的角度考察多重制度的均衡过程,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区别对待,从制度的载体——行为人及其互动的过程,构建了一个制度丛的三阶段变迁模型。现有制度存量影响资源禀赋和能力及其在人群中的分布,非正式制度塑造行为的同时还可能改变偏好和效用函数,从而突出了行为人异质性的特点。制度条件、技术条件和其他行为人的互动协同决定了行为人的行为和策略集合,伴随着这个过程,制度得到加强、削弱、维持或革新。     

政府干预经济对我国建国初期制度变迁的作用

与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工业化进程不同 ,社会主义国家在步入工业化进程前都经历了一个消除私营经济 ,建立单一公有制的制度急剧变迁的特殊阶段 ,而后由强政府的推动才走上了工业化道路。我国建国初期短短几年就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制度变迁 ,本文通过对这一阶段的分析 ,探讨了政府如何干预经济 ,实现制度变迁的历程 ,指出行政压力、国家资本渗透和群众性政治运动是社会主义政府干预经济的三种主要方式 ,并分析了其各自发挥作用的途径。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分析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发生的,本文通过对诺斯关于制度环境的定义,给出了交易环境的概念,并以交易环境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交易环境,具体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