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出现和发展,有利于突破传统乡村社会血缘和地域的限制,形成更广范围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促进了传统乡村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与转变。这不仅使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也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为促进乡村现代社会资本的发展,引导乡村治理走向善治,政府要积极引导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发展、引导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桥梁、推动政府、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农民步入共进双赢的良性循环和建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村组织之间联动机制。     

我国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路径研究

为适应乡村振兴战略的更高建设目标,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建设显得更加紧迫。通过系统方法考察我国乡村生态问题,深挖根源,发现散发性污染问题背后是人才缺失问题,而乡村生态治理众多资源的缺失背后是地域发展不平衡问题。针对问题,以专项性和综合性相结合的方式提出解决乡村生态治理现代化一系列应对措施。一是要构建从法律法规到规章条例完整的生态治理全面法治化之路,注重与乡村文化建设的融合;二是乡村生态治理主体要多元化,充分发挥基层党政组织、村民农户、外来产业经营者和社会群众的积极性;三是乡村生态治理动力激励化,构建激励机制,促进治理效能持续发挥;四是乡村生态治理方式数字化,因地制宜完善数字化检测转化系统,乡村生态治理数字化融入乡村数字化发展、生态市场化运作和社区系统化治理,以更好应对地域发展不平衡难题。     

中国海洋生态损害的制度根源及治理对策分析

海洋生态损害行为的产生与制度环境密不可分,本文围绕市场机制失灵—政府机制失灵—社会机制失灵的三元分析框架,探究中国海洋生态损害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损害治理方案。海洋生态损害市场机制失灵强调海洋产权私有化困境及市场作用扭曲所带来的影响,政府机制失灵分析从制度激励视角出发,揭示中国过去以GDP为核心的晋升考核机制以及由此形成的各地区竞争格局给海洋环境带来的危害,社会机制失灵分析从社会治理的视角出发,强调海洋生态保护中社会力量的缺失与个体高昂的行动成本以及社会资本培育的不足紧密相关。鉴于此,本文提出构建排污权交易、绿色GDP考核和社会力量相结合"三位一体"的海洋生态损害治理架构。     

生态文明攻坚期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探析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已经进入了需要供给更多优质的生态产品,用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态环境需要的攻坚期。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下,乡村生态环境治理成了生态文明攻坚期尤为关键的一环。针对我国乡村生态治理的整体困境,本文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出发,从理论建构和实践执行两个方面对乡生态环境治理提出了可循之策,以期对我国乡村生态治理可资可鉴。     

地方高职院参与乡村人居环境改善实践路径

本研究主要从合作治理视角下地方高职院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入手,针对乡村人居环境改善调研基础之上,梳理乡村人居环境改善的困境和问题,充分结合地方高职院校的治理能力和结构、专业和技术、产教融合、生态文明建设、人力资源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突出优势,在“合作治理”理论框架下,就合作主体、合作模式、治理手段和工具选择等进行实践路径研究,并提出合作和解决方案。     

乡村治理视野下的山地旅游区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鉴于生态补偿主体、客体、补偿标准和原则等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乡村治理理论为山地旅游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路,一方面可采用乡村治理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居民、社会的积极性,尤其要提升山地居民的参与度;另一方面乡村治理过程中要平衡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驻村第一书记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与形成机理

驻村第一书记基于外生性制度赋权嵌入原有的乡村治理格局,致力于推动组织建设、精准扶贫和乡村发展。然而,部分驻村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会囿于行动壁垒以致陷入嵌入失灵的困境,因此亟待对行动壁垒的构成要素和形成机理进行识别并寻求突破嵌入失灵的路径。文章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方法论对第一书记在嵌入治理过程中面临的行动壁垒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书记行动壁垒包括嵌入动机、个人素质、社会资本、制度安排、村治环境和互动策略等要素,由此所建构的"动机—情境—策略"框架不仅可以解释行动壁垒的形成机理,也为破解嵌入失灵困境提供决策参考。     

社会资本视阈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受到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环境污染等多方面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严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环境治理进展缓慢。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考虑,由于社会资本存量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需要增加正面社会资本存量,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治理理论视角下的跨镇区合作——以“中国制造业名城”广东东莞为例

在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在世界全球化和区域化的背景下,为了应对西方国家出现的财政赤字、经济滞涨、政府对民众的需要缺乏回应力等一系列问题,协调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治理理论应运而生。“中国制造业名城”——广东东莞市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进程中,市直辖的某些镇区之间存在各自为政、镇区间产业发展不协调、跨镇区公共物品供给不足和公共事务治理失灵等困境。依据治理理论,东莞要突破这些困境,各镇区需要采取跨镇区合作的理念,完善各镇区之间多主体合作的组织网络,建立跨镇区间产业协调发展的政策互动的整合机制。     

生态治理推动乡村振兴系统化路径研究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实现乡村生态振兴需要进行生态治理，而生态治理面对的对象是一个复杂系统，这就决定了治理主体结构的系统性、治理方法的系统。因此，乡村生态治理必须系统化推进，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发挥政府协同功能、治理和修复相统一等方面统筹治理，方可实现生态振兴的目标。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业面源污染多主体合作治理模式研究

我国农村面源污染问题突出,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事关乡村振兴战略中"生态宜居"目标的实现。农业面源污染分散性、不确定性及时空分布的异质性使得国家集中监管环境的模式在面源污染治理中显露不足。基于新合作主义思想,引入市场约束机制和社会监督机制,发挥政府、农业中间组织、农资经销商和农户四方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化解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治理信息模糊、道德风险监管难、责任追究存在障碍的难题,有助于提升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实效。     

乡村治理须重塑三种环境

正新时代的乡村治理,需要重塑三种环境,没有良好的乡村政治、文化、生态环境,就没有良好的乡村治理。一是重塑乡村政治环境。净化乡村政治生态,重塑乡村政治环境,关键是要将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向农村基层延伸和全覆盖,既强力反腐败,又强力反侵权,依法打击歪风邪气,着力张扬社会正气。切实加     

新疆W县村民参与塑料污染源头减量化治理意愿研究

[目的]塑料污染治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均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源头减量化治理则是解决塑料污染的有力举措,村民参与能保证治理的有效性。[方法]文章为探究新疆村民参与塑料污染源头减量化治理的意愿,基于对W县506户村民的调查,通过对计划行为理论进行补充拓展并架构起新的理论分析框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村民参与塑料污染源头减量化治理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1）村民的态度、主观规范、政策宣传、知觉行为控制和道德规范在不同水平下对村民的参与意愿具有促进作用;（2）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和道德规范会通过影响村民的态度间接对其参与的意愿产生正向影响;（3）回收便利程度对村民的参与意愿不具有任何作用。[结论]为不断推进农村地区塑料污染源头减量化治理的进程,需要每一位村民的积极参与和监督。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强宣传教育、加大表彰力度、构建各级政府和村民之间良好的对话机制等建议。     

荒漠化治理研究综述

荒漠化治理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之一.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总结与梳理,从荒漠化治理技术、模式、政策、法律、效益等方面系统地梳理荒漠化治理研究现状,根据相关内容,展望未来发展趋势,以期为提高荒漠化治理成效、巩固生态治理效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论支撑.     

乡村善治可持续的路径探索与理论启示:来自“枫桥经验”的思考

乡村何以善治是新时代乡村治理研究的核心问题。研究这一问题需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答案。“枫桥经验”是中国乡村善治的典范和旗帜。回顾“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发现了“枫桥经验”历久弥新的密码,找到了一条乡村善治可持续的重要路径。要始终坚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始终坚持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群众参与;始终坚持自治、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始终坚持创新发展制度体制机制。乡村善治还需要学界更关切中国情境、中国特色,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彰显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理论构念和理论体系。研究贡献在于,以治理现代化为视角,回答了乡村善治如何可持续的问题。     

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机制、障碍与因应策略

社会力量作为乡村振兴中的关键主体，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政府对乡村治理的有效补充。社会力量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生态效益、促进文化传承与融合、加快乡村治理现代化和丰富农民增收途径等作用于乡村产业、乡村生态、乡村文化、乡村治理和乡村人才等多个方面，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对社会力量助推乡村振兴进行了实践探索，并且取得了较为成功的经验，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的深入发展。但在实践过程中也存在政策法规迟滞、主体意识不强、乡村融入困难、监督激励缺位等突出问题，需要在完善政策法规体系、强化主体意识、探索融合路径和建立健全监督激励机制等方面进一步创新举措，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     

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与实现逻辑

社会治理现代化构成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形塑着政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客观对象。以往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研究多指向城镇治理,基于治理理论,勘定乡村治理现代化内涵边界,进而指出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面临价值困境、制度困境与行动困境,应遵循乡村治理主体全面协同、乡村治理机构系统化与乡村治理方式科学化的逻辑实现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目标。     

转型时期的乡村治理机制问题

以城市化与工业化为基本标志的现代化带来了农村社会的危机,处于关键转型期的中国农村,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因利益诉求不同而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不断。而现存的亟待转型的乡村治理结构是乡村社会最大的深层矛盾。如何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确保农民利益、化解社会矛盾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是当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议题。乡村治理问题的解决需要内部化和社会化,一方面,要从乡村社会内部寻找机制创新的动力,以社区需求作为治理目标,创新治理主体和手段;另一方面,外部的制度供给也是乡村治理创新实现的重要保障。因此,需要不断推动相关的法制建设和体制改革。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