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与我国财政税收政策

金融危机爆发会对经济运行产生重大冲击,政府要想减少危机对经济影响就必须调整财政税收政策以适应特殊经济环境的需要。具体要从金融危机对财政税收的影响程度出发,通过采取财政税收增值税改革、进出口税收政策调整及中小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政策调整来催化经济走向复苏,金融危机时期必须要发挥我国财政税收的杠杆作用,才能更好的调整经济运行状态,实现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研究——从财政的省直管县到重建政府间财政关系

省直管县财政体制改革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财政的省直管县有利于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增强基层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但不能期望仅此改革就能从根本上改变公共服务的基本状况。省直管县改革需要相应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区划的调整。政府转型构成财政省直管县改革的持续动力。重构政府间财政关系,重建分税制财政体制亦需摆上议事日程。     

大庆市经济转型与财政支持相关性分析及对策

大庆市的经济转型与财政支持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财政支持对大庆市石油行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增效性,经济转型对财政资金积累有增效作用.财政支持的相关对策建议有:加大政府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多途径筹措转型资金、完善税收政策.     

浅析国外财政分权实践对中国的经验借鉴

在我国财政分权改革的过程中,一方面需要积累自己的经验,另一方面也要拓宽视野,学习和借鉴国际上通行的有效做法。通过对几个西方发达国家、经济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财政分权实践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总结出对我国财政分权改革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关于改革土地财政问题的思考

土地财政是对我国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的形象表述,其实质是寅吃卯粮。它的形成与财政体制、土地制度、城市发展和政绩考核等因素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收入,虽然有利于城市建设,但推高房地产价格、降低调控政策效果等弊端十分明显。解决土地财政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财政体制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植地方税源,加强制度建设,降低行政成本。     

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与土地财政

本文基于地方财政赤字的视角,研究了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策略的内在作用逻辑。理论分析表明:中国式财政分权所造成的地方财政赤字扩大化,激励了地方政府在利益觉醒后利用预算制度缺口,用"扭曲之手"来攫取预算外财政收益,进而驱动地方政府通过积极的土地财政手段来实现财政增收的政策目标。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进一步验证了财政分权、地方财政赤字对土地财政的正向驱动作用。     

关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研究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财政税收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能否正常运转的问题。只有建立科学完善的财政税收体制,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我国财政收支的平衡。在进行财政税收的具体活动时,我们要充分的做好相关的财政预算,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平衡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财务问题。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型的关键环节,如何调整财政税收体制,实现财税资源的优化配置,是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文章就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改革问题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和分析。     

财政调整、机会主义与政府或有负债

从政府作为一个经济人、有自己的预算约束和效用函数的角度来考察或有负债,会发现政府在财政调整过程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即尽可能将财政支出项目向后延迟,而将财政收入项目向前推移的策略性行为是其产生的根源。特别是,在内部财政能力弱化和外部财政压力刚性的双重约束下,政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用或有负债代替直接负债便成为其理性选择;而预算编制中的收付实现制为政府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大开制度之门,使得政府在不违背预算平衡的基础上造成政府或有负债的过度积累。     

财政税收工作深化改革的有效策略

近年来,随着现代经济的转型发展,我国的经济行业也在不断进行转型升级,经济效益都在不断提高,加上各级利好政策的实施,经济行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在我国强力推进经济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整体环境下,在良好的经济行业发展基础上突出特色、通过调整、把握机会、实现由财政税收工作的深化改革,需要进行一系列的转变以及系统的科学分析,来制定有效策略。     

我国财政体制60年:演进、运行与优化

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块"硬骨头",它的调整涉及方方面面的利益。勾勒其制度变迁轨迹、分析总结其演变规律,有益于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关系。因此,回顾建国60年来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过程,展望其未来一定时期的发展趋向,并结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优化我国现代公共财政体制是当前财政学界一个亟待破解的重要课题。     

财政风险金融化影响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央政府以金融手段化解财政风险的行为,即为财政风险金融化。这种策略在短期内可能会抑制财政风险,但是,它不仅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大纳税人的税负,还会导致财政风险的持续上升,因此,从长期来看,财政风险金融化会向上推动经济风险,并最终抑制经济增长与发展。基于中国数据的协整检验表明,财政风险金融化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具有模型的抑制效应,若不有效限制这种政府行为,后果不堪设想。     

财政分权：转移支付、税收优惠与首位城市增长

中国的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财权调整使得各省区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发生一系列变化。本文基于中国27个省区2000-2012年的数据样本,通过构建空间面板模型研究了财政分权背景下转移支付和税收优惠对于首位城市规模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对于抑制首位城市规模增加,平衡区域发展缺乏效率;对于中央政府财政依赖度越高的省区,其首位城市规模规模越大;省级政府对于外围城市偏向性的转移支付政策无法有效阻止首位城市的扩张。另外,首位城市能够借助相对优惠的税收政策进一步扩大规模范围。在此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财政政策以及城市发展建议。     

中国经济增长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的比较检验

本文通过一个广义货币供应量、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三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考察中国1978—2005年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性特征。在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研究它们之间的动态特性后发现:积极货币政策的经济增长效果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均要强于财政政策,长期内,积极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一直有递减的正效应,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由于挤出效应的影响,长期内对经济增长呈负效应。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住房保障财政供给能力实证研究

住房保障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多种因素影响,以财政分权因素为例,分析发现：我国分税制改革尚未形成激励地方政府自觉增加住房保障财政供给的机制,现行财政分权模式不利于增强地方政府住房保障供给能力。今后需要结合分税制改革,明确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住房保障责任,并将其作为财政投入的依据,结合我国住房保障供给与城镇化进程、城镇贫困和低收入人群的住房保障需求,合理规划和制定住房保障政策,增加财政投入,提高供给水平。     

财政分权、辖区竞争与地方政府投资行为

地方政府投资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本文运用博弈论工具分析我国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研究表明:在我国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往往具有很强的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决策的投资规模总量超过中央政府希望的最优投资规模。尤其是在以经济增长为主要考核指标的政绩考核体系下,这一投资冲动更加突出。不仅如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又进一步推动了地方政府投资规模的扩大,造成资源浪费,也影响了全社会的发展质量。因此,矫正地方政府的投资行为,当务之急是要完善财政体制和改革以经济指标为中心的政绩考核体系。     

“利维坦假说”、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规模膨胀——来自1998-2006年的省级证据

本文在"中国式分权"的背景下,从"利雏坦假说"出发,探索了地方政府支出规模及其主要支出项目与财政分权之间的理论关系,并通过计量模型检验得到了两个主要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推动了地方政府规模扩大,"利维坦假说"在中国并不成立;第二,财政分权对经济建设支出规模的推动力最大,对公共服务规模的作用次之,而对政府自身消费的推动力最小;并尝试性地给出了遏制政府规模扩张的政策建议.     

中国式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支出

中国式分权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经济上的分权与政治上的集中管理体制的紧密结合。中国经济改革始终围绕着如何在垂直的政治治理体制下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关系,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以来,虽然政府间财政收入划分相对清晰,但支出责任并没有被正式划分。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也因此表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特点,并给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带来风险。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效率影响的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放权的同时,也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所以财政分权促进了经济增长一说,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数字错觉。但财政分权的一个直接作用是提高地方政府效率,如果能证实财政分权确实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效率,则财政分权必然促进经济增长。文章在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得到我国1998—2005年各省的地方政府效率后,借用空间面板回归模型发现,我国的财政分权确实有效地提高了地方政府的效率,传统的面板回归模型因没有考虑空间相关性而低估了这一作用。     

超越经济学：财政分权研究的近期动向及公共管理意蕴

随着中国逐渐强调经济与社会的平衡发展以及财政分权实践的不断深化,财政分权领域的研究格局应由以往过多地注重于经济增长转到民生、社会发展方面,总结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动向无疑对中国分权体制的研究与进一步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与借鉴意义。分权作为公共管理工具的价值意蕴是新近文献的特点,这在公共参与、政府责任与政府治理等议题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同时取得的另一个共识是,实现分权管理体制的多重价值需要良好的治理框架与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