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市场分割与农民工的工资决定

对农民工工资的最小二乘估计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以后,教育每增加1年,农民工的工资将提高6.1%,参加培训者比不参加培训者的工资要高出15.7%;行业垄断不仅造就了少数人的富裕也造成了多数人的贫困;市场化使人力资本和市场分割的工资效应均明显增强,这意味着消除劳动力市场分割和加强教育培训将是同等重要的政策手段。此外,在处理教育的内生性问题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年限、兄弟姐妹数、调查地域的类型都不是理想的工具变量。     

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溢价效应——基于教育-工作匹配视角

基于2013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项目数据(CHIP),本文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及工具变量法评估了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的溢价效应及其产生的原因。工资溢价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即使控制住生活成本,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水平之间仍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分不同城市规模的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及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对农民工工资有显著影响,而中小城市规模与农民工工资无关。究其原因,根据对不同规模城市农民工教育-匹配程度测算,城市规模越大越有助于农民工教育-工作相匹配;考虑农民工教育-工作匹配后的收入效应,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由农民工从事的行业及职业决定,特大城市农民工的工资溢价效应主要由农民工自身能力决定,即验证了教育-匹配程度是城市规模影响农民工工资溢价的重要作用机制。该结论有助于科学制定城市发展政策,并为农民工职业发展提供有效途径。     

农民工跨城市流动就业的工资溢价效应——对农民工频繁流动的一个解释

农民工进城后的就业具有高流动性特征,频繁地更换就业城市。本文利用全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解析了农民工在城市间流动就业的发生逻辑及其经济回报。研究发现,农民工在同一城市就业无法获得持续的工资增长,而通过在城市间的流动能够获得工资溢价,从而形成了跨城市流动就业的"推力"和"拉力";"岗位搜寻"与"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是农民工通过城市流动获得工资溢价的两个作用机制,一方面,农民工在城市间的流动就业扩大了岗位搜寻范围,进而提高了进入高回报岗位的概率,另一方面,流动性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放弃社会保险,并以此换取工资补偿。进一步分析发现,高学历与低学历农民工均能通过流动获得工资溢价,但前者的"岗位搜寻"机制更强,后者的"社会保险权益贴现"机制更强。     

问题:社会公共服务缺失、法律服务滞后、离"市民待遇"尚远

一、三成用人单位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 我省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签订率略高于全国,但还有三成用人单位未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这主要是一些雇方利用其强势地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以逃避义务躲缴各项社会保障基金.不少已签的劳动合同也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合同不规范,其内容往往侧重用人单位的权益和农民工的义务;二是雇方利用农民工对合同的认知程度低(文化低难了解或不敢多问)乘机抽去工资福利、劳动保险等内容,使得合同徒具形式.调查的签过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中,对合同内容不清楚和不大清楚的占38.2%.     

延边：保障农民工权益改善就业环境

一、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足额发放给本人,做到工资发放月清月结或按劳动合同约定执行;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合理确定和逐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积极推行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建立并推行劳动用工登记管理制度,全面了解掌握企业招用农民工和签订劳动合同及履行情况;将农民工列为法律援助的重点对象,对农民工申请法律援助要简化程序,快速办理。二、强化农民工的就业服务。稳步推进统筹城乡就业试点工作,大…     

从事室内装修业需要哪些素质

农民工外出打工，要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法权益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但一些用工单位利用农民工不懂法律的空子，故意与农民工签订劳务合同．损害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旦签订的是劳务合同，就不能享受应得的劳动保障和福利待遇，所以农民工要注意正确区分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以免受骗上当。     

建议:构建全方位的农民工权利维护体系、改善农民工就业和生活环境

一、规范劳动合同并提高签订率 《劳动法》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确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资双方签订劳动合同,是规范企业用工的有效手段,农民工也可藉此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可是不少私营个体业主和服务行业,要么不与农民工签订合同,要么签订的合同权利义务不对称,农民工不敢投诉不敢维权,生怕因此被解雇,这就给了雇方以损工(农民工)肥己之机.调查农民工里,三成多加班没报酬工伤没补偿、近八成的没有带薪休假、近七成女性农民工产假无薪.所以,政府部门在为农民工办实事时,不仅要抓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也要督查合同内容的规范公正与否.     

基于面板数据的中国城市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动态关系研究

研究目的：通过分析城市土地市场发育与土地集约利用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为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利用集约水平的提高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实现途径。研究方法：协整理论、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研究结果：中国城市土地的市场化程度与土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较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而在短期内却是失衡的,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各异。在东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随时间推移而递减,短期内降为0;在中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效应为正且长期存在;在西部,城市土地市场化程度对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效应短期内为负,而随时间推移变为正值且逐渐增大。研究结论：促进城市土地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是促进转型期中国城市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的主要手段,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应根据土地市场发育程度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政策着力点。     

禀赋差异、议价能力与农民工工资——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2年和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上劳企双方议价能力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议价能力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以及禀赋异质性特征下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与用工企业雇主相比,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明显较弱,在双方议价能力的共同作用下,农民工实际获得的工资比市场"公平"工资低24. 96%。对于处于工资分布底端的农民工,议价能力的弱势尤为突出。禀赋特征对农民工的议价能力有一定影响,随着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心理资本水平的提升,农民工议价能力有所提高,而其实际工资水平的下偏程度也随之降低;此外,迁移状态也是影响农民工议价能力的重要因素,相比于本地农民工,外出农民工的工资议价能力更强,他们的工资所受到的挤压程度更低。     

影响农民工务工收入的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杭州市部分农民工的调查

本文利用浙江省杭州市8个区的调研数据,对农民工的收入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进城务工农民工收入差异现象严重,性别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结婚使男性工资提高而使女性工资降低,地域导致的收入差异体现为杭州籍农民工工资明显高于外省来杭农民工;文化程度对工资水平有正向影响,且边际效益有递增趋势;2010年工资水平较2009年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企业性质本身不会影响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水平。     

农民工签合同的困惑

合同是保障工资兑现的第一道关口。不签合同的危害,大多数农民工是清楚的。农民工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常常遭受因没有合同而被用工单位或老板侵害权利的事情。有关部门虽明文规定在使用农民工时要依法签订用工合同,可事实并没有这么简单,农民工在与用人单位签合同时往往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人力资本、收入差距与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

本文采用CHIP2007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及自我雇佣收入的影响因素,重点关注自我雇佣收入与工资获得者收入的差距对农民工自我雇佣行为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家庭结构和人口特征都影响农民工的就业选择和收入水平。从事自我雇佣者的收入要高于工资获得者,但从事自我雇佣的人力资本回报率要低于工资获得者。自我雇佣与工资获得者的预测收入差距对农民工的自我雇佣行为决策有重要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对数形式每提高1个单位,农民工的自我雇佣概率提高87个百分点,表明在工资部门中受到的歧视将使农民工被迫选择自我雇佣就业形式。     

工会参与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基于倾向值方法的检验

农民工加入工会对其工资率影响如何,始终没有得到系统的诠释,中国工会甚至因其特殊性而在工资效应上受到一些质疑。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旨在深入探讨工会参与提升农民工工资水平的可能性。以OLS估计为基础,通过使用正态核匹配方法控制工会参与的选择偏差,并借助偏差矫正的匹配估计量检验相关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发现,工会参与能够显著提升农民工工资率。进一步与城镇职工加以比较和对工会的工资影响机制进行分析后发现,农民工通过加入工会所获得的工资改善可能更为明显,而工资率的提升部分地得益于工会的合同保护效应和培训促进效应等。政府应当在农民工自愿加入工会的基础上采取更积极的促进政策,以改变农民工工会参与水平相对较低的现状。     

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的农产品市场体系

一、农产品市场体系:发育程度与运作特征 在从统购统销到营销市场化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说取消政府对农产品的垄断、放开农产品经营是一个快变量,那么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则是一个慢变量。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完善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农民工劳动合同纠纷解决的法律机制建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拖欠工资行为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行为,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现象极为严重,这与市场经济法制化进程显得格格不入.在现有经济条件下,加强劳动合同立法工作,加强政府职能部门的监管力度,以及建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现实需求.     

农民工消费水平制约因素与提升路径

作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之外的社会第三元,农民工消费极具潜力,农民工消费群体培育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农民工消费面临收入水平低,身份、就业及民生保障乏力,消费环境约束性强,消费文化二元分割等因素影响。继而提出了构建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提升农民工消费能力;加强市民身份、就业及民生三大保障,提振农民工消费信心;优化农民工消费的技术、政策及市场环境,提高农民工消费质量;加强农民工消费教育,引导农民工科学消费、合理消费等提升农民工消费的路径。     

农业要素市场发育程度的区际比较

文章利用全国九省区农户问卷数据对农业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进行测度与比较。通过对农业土地、劳动力、资金三大要素市场发育机理的阐释,构建市场化测度指标,并采用层次分析法和模糊数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总体而言,农业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相对较高,农地要素市场居其次,而信贷市场则发育迟缓。各省区间的要素市场化存在区际不平衡。同一省区内各要素的市场发育水平亦不平衡,匹配程度相对较低。文章认为,强化农业信贷市场发育,对推进农业要素市场市场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最低工资对农民工非正规就业和工资的影响

经济学界对最低工资对非正规部门就业和工资的影响一直存在争议。依据2012—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本文通过建立就业选择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农民工就业选择的影响,通过建立就业选择偏差修正的工资方程分析了最低工资对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农民工工资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最低工资对低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消极影响,但对高技能农民工的非正规就业产生了显著的积极影响,劳动力市场中存在高技能农民工对低技能农民工就业的替代效应;与非正规就业相比,最低工资导致农民工更加倾向于选择正规就业;最低工资对非正规就业的低技能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最低工资的灯塔效应。因此,政府部门适度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将有助于农民工就业状况的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升。     

构建和谐劳动关系背景下农民工超时工作问题探析

保障农民工休息休假权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作者基于对全国13个省份农民工的调查,构建ologit回归模型发现:性别、受教育程度、月收入、本工作工龄、工作需否培训、有无工伤保险、劳动合同类型、行业类型、职业类型、单位类型是影响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显著因素;再利用边际效应对显著因素的实际作用大小进行计算发现:教育程度、劳动合同类型和单位类型是影响农民工超时工作的最重要的因素。文中最后提出需要从法律规制、提升农民工人力资本及构建劳动力市场一体化角度保障农民工的休息休假权。     

流动就业类型与农民工工资收入——来自长三角制造业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农民工的流动就业和工资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基于长三角地区五市(县)473名农民工的调查数据,对不同流动就业类型农民工的月工资水平及其工资决定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随着农民工就业流动性增强,其月工资水平也不断上升;同时,就业流动程度不同的农民工,其工资决定机制也不同,但在流动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因素的敏感度最强。流动就业成为农民工摆脱"合法化"的低工资制度安排的基本选择。因此,应从最低工资制度和人力资本投资两方面入手,改变现有农民工工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