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从收人拉动广东省农村居民医疗保健消费

农村医疗保健消费不足是目前农村居民消费一个突出的问题,农村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农村医疗卫生费用的增长,它是抑制农民医疗保健支出的根本原因,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要控制医疗费用过度上涨外,更根本的是要提高广东省农村居民收入。由于不同类型收入的增加所带来的消费增加有所不同,要有效提升医疗保健支出,必须有针对性地提高与医疗保健支出相关性较大的收入部分的份额。本文通过对广东省农村居民家庭纯收入与生活消费支出进行典型相关分析,挖掘出与医疗保健支出相关性较强的收入方面,通过提高该部分收入达到进一步促进农民提升医疗保健消费的目的。     

1978年以来西部地区与东部、中部地区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变化的一个比较分析

本文对1978-2003年我国各省份城市及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消费差异,各省份城市与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消费差距作了比较系统的实证研究,发现这25年间(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人均储蓄指标)、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速东部地区大于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离散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增速大于中、西部地区,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东部地区省际之间的离散程度大于中、西部地区;(3)1978-2003年,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消费)绝对差距一直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则一直是全国城乡收入比和消费比(即相对差距)最大的地区.本文还从耐用消费品的实物拥有量上验证了上述结论.最后文章指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出现收入上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可以说是市场经济下公平竞争、效率法则、优胜劣汰的一种必然结果,而且对于我国可能还会在较长时间内客观存在;政府的作用空间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国民收入再分配体系,不使这些差距过大,不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基于分位数回归模型的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影响因素分解研究

采用国际上先进的分位数回归方法,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数据库(CHNS)中农村居民的相关数据,对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经验、区域5个因素对农村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各个因素对农民收入的作用大小和作用方向;并结合研究结论对如何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区域、教育均是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女性的收入水平要明显低于男性,而且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性别间的收入差距在逐渐拉大;年龄因素仅对"25岁～45岁"中青年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显著;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不同受教育群体中,受教育程度越高,获得更高收入的可能性就越大。     

促进我省农村消费市场稳步发展的思考

我省农村消费需求的现状是空间大、发展不平衡且滞后。要通过提高农民收入，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环境，调整农村市场的供给结构，克服收入增长缓慢、非商品性支出分流较快、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等障碍，以启动我省的农村消费市场，拉动全省经济。     

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基于CGSS2006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的微观数据,在综合考虑生命周期-持久收入假说和预防性储蓄理论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得出以下结论:持久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与农户储蓄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收入差距的增大会导致农村储蓄率的提高;农村居民储蓄率的生命周期特征并不明...     

扩大内需应向农村挖市场

目前,占全国70％的农村人口,实现的消费品零售额却只占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潜在的农村市场是巨大的,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利因素在不断增加,开拓农村市场大有可为。从收入水平看,农村居民落后城镇居民4-5年,而从大件消费品的消费支出看,农村居民落后城镇居民11年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目前有8亿多农民,其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收入水     

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及城镇化对总消费的影响研究

城乡收入分配对总消费的影响，受制于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建立考虑人口因素的城乡收入分配影响总消费模型，分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以及城镇化率与总消费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比重的扩大和城镇化率的提高都有助于扩大我国居民总消费，但城镇化率超过一定水平时不利于城乡收入分配调节。因此，基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大且农村收入比重下降的情况，我国扩大内需的战略选择应是：先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比重，提高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从而提高总体消费水平；再在此基础上提高城镇化率，进一步增加总消费。     

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灰色关联实证研究

为挖掘农村消费潜力,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论文以1994年—2013年黑龙江省农村居民各项消费支出数据为基础,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对黑龙江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八大组成部分与生活总消费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研究。结果发现:食品、衣着灰色关联度排名名列前茅;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和医疗保健支出的灰色关联度出现极大提升;人们越来越注重消费的多元化和生活品质的提升。因此要进一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品质、优化消费结构,建议要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培育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农村居民教育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基于1989年～2009年微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农村居民教育对于个人收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对其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影响,但对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居民的收入影响较小。此外,还提出了农村教育中存在高学历人才非农化的困境,测算出长期内教育对农村居民收入提升的空间。最后提出化解农村教育瓶颈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农民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浅谈株洲市农村居民养老存在的问题

一、农村居民养老观念落后 由于株洲市农村地区相对城市仍然比较落后，“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的传统养老观念在农村居民中根深蒂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农村居民认为自己有子女不需要参加所谓的养老保险，造成了现在株洲农村地区对养老保险的参与不足，这也是农村居民养老观念落后的重要表现。究其原因，可能与农村地区传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方式有密切的联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同时，     

关于开拓北京市农村市场的对策研究

北京市农村居民购买力日益增强，但仍低于城市居民，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改善农村的消费环境、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助于北京农村市场的进一步开拓。     

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与农村居民消费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发生较大变化,然而收入来源结构变化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并未引起足够关注。本文按照"收入来源结构→边际消费倾向→收入分配政策调整"这一新的研究思路,通过建立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与各种性质收入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以及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农村居民各种性质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并进而计算出各种性质收入在1998-2010年期间的平均边际消费倾向,结果发现: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相对较大,但其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较小。另一方面,作为农村居民补充收入来源的财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正好相反。即这两类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较小,而短期边际消费倾向却相对较大。基于实证估计结果,本文认为在短期内可以通过收入结构调整增加农村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出,从而较快提升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但在长期中,提高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最为根本的途径是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特别是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     

我国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消费需求实证分析

交通通讯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对2002年～2008年我国农村居民交通通讯的边际消费倾向、需求收入弹性、基本需求等消费现状进行实证分析,提出了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增加交通通讯设施投入、大力发展交通通讯业、转变农村居民消费观念、发展交通通讯消费信贷等一系列促进农村居民交通通讯消费需求的建议.     

农村就业转移是扩大消费需求的根本动力

农村就业转移是扩大居民消费的根本动力.农村就业转移能够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扩大其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或现实购买力,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预期,提高其边际消费倾向,也有助于改善农村消费结构,提高农村消费水平,还会有力地推动第二、三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更好的适合农村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提升农村的消费需求.鉴此,我国在实施扩大国内消费政策时,应把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转移作为一个着力点.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居民信息消费的实证研究

信息消费正成为社会新的消费热点和经济增长点。运用误差修正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1992--2008年来我国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问题进行实证研究表明，农村居民信息消费与人均纯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加直接促进了农村信息消费的增长．而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农村信息消费水平的提高。因此，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农村居民的信息消费支出，对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背景下促进我国农村消费结构的优化、升级以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增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中西部地区的面板数据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关系是研究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利用中部8省和西部12省(市)的1998~2012年工资性收入、人力资本投资的面板数据,分别构建计量模型,研究发现中部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增加有利于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但中西部的省际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对工资性收入的增加的效应比中部地区更大。     

公共服务与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

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3年的数据可以考察公共服务对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检验不同年龄和不同地区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的差异性。研究结果显示：（1）公共服务中的社会保障服务对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其他公共服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2）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农村老年居民的幸福感,对农村非老年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3）社会保障服务显著影响东部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对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不显著;（4）人均收入和相对收入是农村非老年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影响因素,其对居民幸福感影响大小呈现“西＞中＞东”的趋势。鉴于此,构建提升国民幸福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社会保障服务方式、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和民生领域的政策支持都是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方式。     

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农民增收效应研究——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乡镇数据的证据

文章以2006—2014年中国西部11省区市汇总的乡镇层面面板数据为例,来考察农村交通基础设施的存量（有效路网密度）和流量（投资）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共同影响,并从作为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构成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纯收入两种角度来探析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村居民收入的主要机制。结果显示,交通基础设施存量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及其两大主要构成均具有一定的显著促进作用,但流量层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总体的影响不显著。分省来看,则发现了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异质性,各地区因自身发展条件和对交通的依赖性差异,导致其收入效应各不相同,同时流量的作用相对存量而言依然较弱,且异质性更为明显。分省异质性的存在表明,西部地区内部各省发展差异不可忽视,寻求农村交通基础发展推进农民增收的路径也应因地制宜。     

新时期湖南农村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改革开放以来湖南农村居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和纯收入的数据,应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相关分析、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等方法来确定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并结合湖南农村的现状进行具体分析,提出对应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要使湖南农村消费水平提高,除了要增加当期收入之外,还应建立一套长效的增收机制。     

论新型城镇化与农村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2006-2015年面板数据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成为城镇化发展的新方向,城镇化进程也从传统城镇化发展成为新型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历程回顾发现,我国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但在新型城镇化下,从2014年开始户籍人口城镇化进程开始出现加速。基于2006年到2015年我国城镇化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省际面板数据,对面板数据拆解分析发现：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角度,城镇化有利于提高农村人均收入,从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且城镇化水平提高对农村人均收入提高具有"翘尾"效应,即城镇化水平越高,继续推进城镇化对农村人均收入提高的促进作用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