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约谈制度的碳减排效应研究

碳减排是生态文明建设与美丽中国建设整体布局的重要内容，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我国于2014年开始施行环保约谈制度，但这项制度是否有助于实现碳减排目标尚无定论。本文基于2003—2019年我国257个城市的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环保约谈制度显著降低了城市层面的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规模，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环保约谈的碳减排效应主要体现在短期，其长期可持续性有待改善。究其原因，一方面，官员变更减弱了减排有效性的发挥；另一方面，面对环保约谈所带来的环保监管举措，企业可能采取短期措施或通过控制生产规模来减少碳排放，但是其能耗强度、创新能力等并没有明显改善，从而使得环保约谈缺乏长期碳减排效果。因此，为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本文建议地方政府进一步完善当地的绿色创新环境以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切实提升环保约谈碳减排效应的长期有效性。     

绿色信贷对上市公司绿色转型影响研究——基于我国有色金属企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2012-2021年有色金属行业上市公司数据，选取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与企业环境绩效为代理变量来探究绿色信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显著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即企业将绿色信贷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及优化环境治理来提升环境责任评分，并经过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研究发现：非公有制企业在绿色信贷支持下有更加积极的绿色转型倾向，在东部地区绿色信贷的促进作用体现更加明显。由此，对“双碳”背景重污染行业绿色发展起到理论支撑作用，亦为绿色信贷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借鉴。     

企业绿色转型、创新投入与企业成长性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A股上市重污染行业企业数据

企业成长性对于企业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企业应切实承担起绿色发展的社会责任,研究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机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以2016-2020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17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影响,同时加入了创新投入对二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创新投入有效抑制了企业绿色转型对企业成长性的负向影响,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产权性质、地区差异性、企业规模等异质性分析,相对位于非一线城市企业、民营企业和小规模企业来说,一线城市企业、国有企业和大规模企业创新投入对二者负相关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为显著。研究成果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关于企业成长性影响因素的研究,对如何处理企业绿色转型与企业成长性之间的关系,提高重污染行业企业成长性及促进绿色转型提供一定依据,同时也可以为上市公司切实承担起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社会责任提供一定参考和借鉴。     

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自愿性环境规制路径——以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作用与局限性为例

在经济与环境矛盾日益突出的当前，兼顾环境绩效与经济绩效的绿色转型对中国制造至关重要。本文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声誉和组织学习双重效应入手，构建理论模型考察其对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并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从国家认监委网站获得的企业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在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表明，以ISO14001认证为代表的自愿性环境规制通过绿色声誉的需求引导和组织学习的效率提升共同促进了中国制造企业绿色转型。本文的拓展讨论部分显示，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在需要大量技术投入才能减排的重污染行业较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外，企业的“漂绿”行为和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都会抑制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绿色转型效应。为充分发挥自愿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企业的绿色转型作用，除应降低参与成本、提高企业参与自愿性环境规制的积极性外，政府还应从强化监管和发展绿色金融等方面来克服自愿性环境规制当前的局限性。     

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数字经济凭借外溢性、共享性特征促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助力企业低碳发展的核心动能。从理论角度阐释数字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运用2014—2021年我国沪深A股1 643家上市制造企业数据，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中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其两个分指标专利司法保护、专利行政保护也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在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影响中的正向调节作用与企业产权性质无关，在国有、非国有企业均显著；与企业生产要素类型、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在知识密集型及处于成熟期阶段的企业显著。因此，为进一步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应完善数据要素配置机制，助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深耕知识产权保护“双轨制”，协调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实施差异化助企举措，筑牢绿色技术创新基础。     

中小企业ESG表现、研发投入与绿色创新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绿色创新是实现绿色转型、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途径,ESG作为与绿色创新高度契合的全新理念,引起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文章以我国2015—2021年创业板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中小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中小企业ESG表现对绿色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良好的ESG表现通过增加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从而提高其绿色创新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ESG表现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成长期以及东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结果进一步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因素,为我国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CEO绿色经历、环境不确定性与绿色创新

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12—2021年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并基于环境不确定性视角,探究CEO绿色经历对企业绿色创新影响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CEO绿色经历有利于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和绿色创新数量,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质量的正向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环境不确定性对CEO绿色经历与绿色创新数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调节作用在非重污染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更显著。该研究结论为我国企业合理聘用CEO以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提供有益启示。     

贸易方式转型与企业环境绩效提升——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推进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变，引导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是重要一环，然而企业进行贸易方式转型能否促进其绿色发展，是一项亟待检验的问题。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模型，利用2000—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海关数据和中国污染数据的三方匹配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了贸易方式转型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贸易方式转型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且这一结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污染减排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高污染行业以及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贸易方式转型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加污染治理投资等路径促进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本研究提出了强化贸易方式转型的保障措施，制定差异化的转型策略以及鼓励转型企业环境治理“双向发力”等政策建议。     

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影响研究

绿色金融将金融理论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是解决环境规制等问题而衍生的新概念，更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绿色金融“活水”给绿色发展提供了动力，在发展过程中，我国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已逐步建立并趋于完善。本研究在此基础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深入探讨分析了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在促进企业绿色转型的同时也对抑制“脱实向虚”、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既会由于“蓄水池”动机而上升，又会由于绿色转型的需要而降低。研究为探究绿色金融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路径提供线索，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政策依据。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对环保企业投融资的影响——基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经验证据

绿色金融可为经济绿色转型和金融业自身发展提供动力，助力“双碳”目标实现。为在体制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经验，我国选择部分地区建设各有侧重、各具特色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从绿色金融需求侧（环保企业投融资）出发，以2015—2019年我国A股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定量分析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试验区建设有助于扩大环保企业投融资规模，降低环保企业融资成本，提高环保企业投融资效率；试验区建设对环保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滞后性，不能促进当期投资效率的提高，但能促进未来投资效率的提高；与非国有企业相比，试验区建设对国有企业投融资规模、融资成本、投融资效率的影响效应更明显。在进行平行趋势、安慰剂、倾向得分匹配等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因此，应积极总结试验区建设成功经验，推动建立环保企业投融资长效机制；创新和应用绿色金融工具，提高环保企业投融资效率；制定差异化信贷政策，加大对高成长性非国有环保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和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我国省级2003—202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以实施环境规制面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基准模型和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已过拐点；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代表的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形影响，先抑制后促进，目前已过拐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未过拐点。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缩短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时间，削弱其作用强度；环境分权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延长了其发挥正向作用的时间。在时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仅有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倒U形影响贯穿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东部地区，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忽略的空间相关性，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引...     

数字化转型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创新绩效影响研究

推动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及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本文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和绿色管理创新绩效,并且融资约束的缓解和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是二者之间重要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在国企与非国企、一线城市与非一线城市对绿色创新绩效都有促进作用,其中在国企与非一线城市中,绿色管理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在一线城市中,绿色技术创新绩效正向关系更显著。     

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的技术路径选择:自主创新或技术外取?

为加快推进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程,本文根据2001-2015年中国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联立方程模型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大部分工业行业仍趋于粗放、外延型发展模式,缺乏绿色转型的自发性;在技术引进、模仿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影响;在自主创新路径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呈现出先抑制后促进的影响。随着政府监管力度与公众环保意识的增强,技术进步路径应逐渐从技术引进、模仿创新向自主创新过渡;建立强化能有效推动企业新技术探索、新产品研发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针对不同类型企业制定差异化环境规制政策。     

金融科技赋能绿色发展：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

近年来，我国金融科技的快速发展为经济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金融科技与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进步对我国经济绿色发展呈正向影响，在进行滞后一期解释变量的内生性检验、调整样本、替换关键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正向效应依然显著。从影响机理来看，金融科技通过投资调整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绿色发展。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科技发展成熟度较高，金融科技促进绿色发展的边际效应低于中西部地区。因此，我国应加大对金融科技应用的支持力度，提升金融科技质量和效率；构建金融科技和绿色金融的协同发展机制，推进金融科技服务与实体经济融合创新发展；建立区域协作机制，加强对中西部地区金融科技推广应用，赋能地区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     

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

“数字经济”与传统经济相比，更加满足企业维持绿色创新持续性的需求，也往往对融资约束和社会责任产生正面影响。文章以2011-2019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数字经济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的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对绿色创新持续性产生积极影响。但当数字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对绿色创新持续性产生负面影响，并且上述影响在环境规制高的情况下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制发现：数字经济有助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社会责任，进而提高绿色创新持续性。从数字经济这一宏观层面拓展了企业绿色创新持续性影响因素领域的研究，对于完善企业研发投资并进一步提升企业价值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促进作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环境审计为研究视角,基于2010年～2019年中国沪深A股重污染企业的经验证据,实证检验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审计能够显著的促进企业进行绿色创新.进一步检验分析后发现,环境审计对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低融资约束和国有控股的企业.本文研究结论在理论上丰富了企业绿色创新影响因素分析.     

企业绿色经济创新动力博弈分析——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转变经济发展发式、实现低碳绿色经济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推动企业发展转型、创新绿色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企业发展绿色经济创新动力主要来自企业自身,政府和社会三个方面。寻求持续发展进而获取竞争优势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切实要求。政府应提供有效的环保政策给予支持与管制,并建立消费者参与补贴机制,引导消费者积极参与绿色经济。协调好各方利益,确保企业绿色创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保持均衡,推动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而促进区域经济合理转型与结构升级。     

绿色投资研究文献综述

在绿色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企业尤其是高污染企业通过一系列措施促进了自身的绿色转型,绿色投资不仅是企业积极履行环境责任的体现,也是实现企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文章系统梳理了国内外绿色投资的重要文献,对绿色投资的定义及度量指标、影响因素、经济后果进行了总结。影响因素可归纳为异质性环境规制、媒体监督、分析师关注等方面,经济后果的分析从正向、负向、不确定三方面展开。此外,文章还提出了可以拓宽绿色投资研究领域的方向,以期能对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环境规制、垂直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基于重污染企业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2011—2020年我国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研究环境规章制度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垂直监管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社会责任负相关,而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了垂直监管与企业社会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缓解垂直监管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其正向调节作用在高成长性企业、非国有企业和没有进行绿色环保投资的企业中更显著。因此,相关部门可通过宏观调控和环境规章制度改革引导企业正确看待社会责任,使企业由污染经济效应向环保与社会效应转型。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环境规制,同时为相关部门完善监管机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