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征税权的扩张及其控制

本文在界定国家征税权与政府征税权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政府参与社会财富分配对财产权的保护与侵蚀作用，阐述了政府征税权与私有财产权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对立关系，政府征税权扩张与滥用的基本原因（税收法律规定、政府职能决定和纳税能力确定）与后果，以及财产权与征税权在博弈中实现协调与平衡的机制，认为税收公平化是协调征税权与财产权的原则，在控制政府征税权基础上保护私人财产权是财税法对财产权与征税权矛盾进行协调的价值取向。     

关于征税权建设的国际经验与借鉴

税收是一种资源的转移,是以国家为主体进行的分配活动。国家要履行必要的公共职能,为公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就必须采取一定的形式来集中资源。税收作为国家收入的主要形式,从本质上说就是国家权力对公民财产权的“侵害”,但这种“侵害”是必要的,是公民获得公共产品和服务所应该付出的代价。为了防止个别社会成员侵害社会的整体利益,就必须赋予国家必要的强制权力以保证税收收入,这种强制权力就是征税权。因此,研究征税权对于国家、社会以及公民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一、征税权在不同社会阶段的来源和表现1.“君主主权”社会中的征税权。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封建社会,全部国家政治权力都掌握在以“君权神授”为基础的君主手中。所谓“君权神授”,在欧洲又称为“王权神授”,是指君主的绝对统治权是由神直接授予的,君主作为来到世间的神的代理人,处于不受人民追究的地位,而只对神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强制力源于“上天”和神,君主的意志就是神的意志,国家征税或人民纳税自然也被看成是神(君主)的意志,征税权当然也被认为是神所赋予的,而按照神(君主)的意志纳税也变成是神对世间人民的要求。在这种征税权的认识下,税收是君主用于管理其所属臣民的手段和力量,而对...     

从税法改革看对私有财产所有权的保护

我国税法的产生、发展、改革的前提,都是强调税收的财政功能,强调国家的公权力——征税权。而征税权的行使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纳税人的财产权,反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笔者认为在税法改革中应保护纳税人的私有财产权,才有可能使税法改革达其目的。     

《物权法》颁布与我国征收征用概念之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颁布为我们重新认识和界定征收征用的概念提供了契机,也提出了要求。借鉴域外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应将征收征用的客体界定为财产权,将公益限制纳入征收征用概念体系,应以时间和法律效果的不同来区别征收和征用,应将普通征用和人力调用也纳入征用的范围并予以补偿。整合后的公益征收征用是指国家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强制有偿取得或限制公民财产权以及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的行政行为,包括公益征收、公益征用、公益限制三种类型。公益征收和公益征用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永久性取得公民财产权,后者是临时使用公民财产和劳务。公益限制是指国家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管制超过必要限度造成损害而由国家承担补偿之责,既不同于征收,也有别于征用。     

浅析宪法中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在我国, 宪法财产权制度也有一个曲折前进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于2004 年3 月14 日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宪法上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制度,弥补了原有宪法中财产权制度的缺陷和不足.04年宪法修正案的颁布, 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论税法中的税收适度原则

税收适度原则是基于税收公平思想而产生的,在税收的规模、深度和广度上引入税收适度原则可以使社会公共资源(公共产品或服务)的提供和税收的获取与使用上总体对应.适度原则要求国家税权与纳税人的财产权等基本权利之间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以确保国家征税目的的合理性.税收负担的总量规模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经济质量与效益以及社会分配相适应才是适度的税收.税收适度原则作为税法中公平原则的下位原则,强调的是总体上对国家征税权的限制,因此应当将其定位为立法层面上的原则,通过对政府职能合理定位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支出的监督两个方面来形成对国家税权的制约.     

试论私有财产权对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的意义

私有财产权是宪政国家的基石。私有财产权保障了自由和民主原则得以实现、促进法治建设的进程、增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意识。     

税收相对人的纳税义务及其本质研究

相对人的纳税义务自古有之。税收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平等的,国家和政府对纳税人拥有征税权是因为政府需要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资金;而税收相对人之所以向国家纳税,让渡自己的部分财产权,是因为他们希望从国家和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研究税收相对人纳税义务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浅析宪法中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相关问题

财产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根本要求在我国,宪法财产权制度也有一个曲折前进的发展过程。随着我国于2004年3月14日审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确立了宪法上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障制度,弥补了原有宪法中财产权制度的缺陷和不足。04年宪法修正案的颁布,我国公民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城管的暴力执法与防治的多元策略

在当下中国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领域,执法人员与被执法者之间的冲突屡屡发生,暴力执法频频出现,这与我国法治国家理念相悖.本文通过对现行城管制度的分析,归纳出缺陷问题,立足我国国情,从行政法的角度提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改革的方案和建议,力图改变我国城管所面临的暴力执法和暴力抗法的困境,更好地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     

从产权理论看矿产资源税改革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和资源红利逐步消减,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对经济体的约束将逐步收紧,具体表现为诸多发展迅猛的资源型城市迅速由盛转衰。在保障自然资源市场价值实现的前提下,切实规范矿产资源产权制度,理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权责关系,设计相对独立且得当的地方税收体系,实现地方税收自治,最终将矿产资源所带来的价值,通过资源税在各相关利益主体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实现可持续发展。     

不动产税制改革的产权瓶颈探析

不动产税是对不动产产权的征税,产权保护是不动产税制良好运行的法律基础.由于我国目前不动产产权格局是城乡二元结构、房地二元结构和城市多种产权性质的房产并立.致使房地产市场滞留多种产权问题.因此,不动产税的开征是产权保护工作中的推进器,而产权保护则为不动产税的开征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环境.     

当前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宪法背景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私人产权制度已经逐渐形成。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也要求对私人产权给予保护。近年来,我国税收收入迅猛增长,政府税权的扩张势必会损害私人产权。因此,对当前税收收入快速增长的宪法背景应当给予更多关注。     

房地产开发企业税收筹划风险防范与控制

如何在新形势下进行税收筹划,降低由于税收筹划方案失误或失败而导致的税收筹划风险,已经是房地产开发企业高管人员和财务人员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税收筹划风险,并列举了几个税收筹划失败的案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风险防范措施.     

减免税相关概念研究

从法律和规范层面对减免税相关的概念进行深入研究是一个新的视角。从法律视角入手，围绕减免税与财政补贴、先征后返、税收优惠、税式支出、出口退税等概念进行比较和辨析，从而得出结论：减免税的本质是法律控制下的权利与权力的辩证统一。     

论我国政府间税权划分

我国政府间税权划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税权的划分缺乏规范性、税收立法权过分集中于中央 ,造成地方政府不能因地制宜处理当地的税收及其他经济问题。完善政府间税权划分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合理确定税收权限划分模式 ;实现税收管理体制法律化 ;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和税收政策制定权 ;构建地方税权的制度约束机制     

煤炭产业资源税费制度改革初探

通过对我国煤炭资源税费制度的演变、现行资源税费制度的局限性和不足的阐述,分析了我国煤炭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然后,从西方主要矿业国家比较成熟的资源税收体系着手,阐明了资源税费的构成、资源产权制度的建立、产权的交易方式。在此基础上,明确了我国煤炭资源税费改革原则和目标,对现行煤炭资源税费的征收范围、税率、计税方法、征收体制等方面的改革进行设计,提出了具体实施我国资源税征收范围、适当提高资源税率、改进计税方式及将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合而为一的方法。     

战国及秦:国家索取制度的形成与定型化

战国及秦的官社时代是中国传统赋税制度的形成和定型时期。以租赋徭役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的中国传统赋税制度———国家索取制度,并不能简单地以近、现代国家财政税收理论去观察、认知,而应认识到其本质属性乃是国家以土地国有权制度、国家权力、政治暴力统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国家体制式社会生产关系。     

中国房地产税改革及其优化发展探讨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房屋产权主体由过去的单一国家所有转变为私人、集体和国家及国外个人所有的多元结构格局,开征房产税不但有利于遏制人们对房价增长的预期,而且还有利于缓解我国土地及房地产税制度的弊端.由此,我国房地产税收制度改革就要发挥房地产税在组织财政收入、调节房地产收入、促使房地产资源合理配置方面的作用,促进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物业税开征之利弊初探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制存在诸多弊端,已不再适应经济体制的发展需要。开征物业税这一新税种势在必行,通过对物业税概念及发展情况进行分析,阐明开征物业税的利、弊影响,进而对物业税的开征提出建设性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