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问题及发展建议

随着信息技术与国际贸易的深度结合，数字服务贸易(DST)蓬勃发展，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运用图表和指标分析法从数字服务贸易规模、数字服务贸易国家竞争力、六大行业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现状。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仍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DST开放程度较低、DST物质基础设施尚不完善、数字服务贸易制度保障欠缺、相关产业发展有待加强等。发展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应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注重数字服务领域人才培养，积极参与制定数字贸易规则，扩大数字服务贸易开放程度，以及发展数字服务贸易弱势产业和相关产业。     

RCEP框架下贸易壁垒对出口产品的三元边际影响研究——基于数字服务贸易视角的分析

数字服务贸易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传统贸易壁垒的出现频率,导致像RCEP中新兴经济体国家为保护国内市场而新增了许多“虚拟”贸易壁垒。在此背景下,如果RCEP国家持续增加数字服务贸易限制类措施是否导致中国数字服务产品在不同贸易方向上的调整？本文根据联合国主要产品分类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测度2008-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数字服务贸易进出口商品数据,将数字服务贸易壁垒限制性指数作为衡量数字服务贸易壁垒的主要变量进行研究。实证结果显示：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贸易扩展边际降低的贡献率较高,其中启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预案的影响较明显,同时壁垒又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数量边际和价格边际的增长;随着RCEP谈判的推进,以2012年为分界点,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中国数字服务产品出口的冲击逐渐弱化,具体体现在2013-2020年三元边际均值的大幅度提升。最后,从推动互通融合发展、加强中国在国际市场话语权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

在数字服务逐步融入传统产业的情况下，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基于2008—2021年OECD（经合组织）网站公布46个国家贸易限制指数以及海关数据库，探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显著抑制企业出口产品创新，对研发强度较低企业与国有企业的负向作用更加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可通过提升贸易成本作用于企业出口产品创新。进一步研究表明，自由贸易协定能够有效冲抵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消极作用。据此，应从扩大对外开放力度、提升自主研发能力、深入落实自由贸易协定等方面入手，加大对企业出口产品创新的支持力度。     

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测度与国际治理

数字化、虚拟化和全球化的特征决定了数字贸易面临区别于传统贸易的新型贸易壁垒.文章从目标合法性、手段合理性以及效果合意性三个层面对数字贸易监管措施与数字贸易壁垒进行了辨析,并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内涵进行界定.利用数字服务贸易限制指数、数字贸易限制指数等指标对数字贸易限制程度进行了领域间和国家间的比较.结果 表明,发展中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壁垒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基础设施和连通性以及数据获取和使用障碍是数字贸易最为重要的限制因素.数字贸易规则的"亚太模板"有望成为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的主要参照.中国应以RCEP的达成为契机,以数字基础设施为抓手,以自由贸易试验区为载体,以数据跨境流动为突破点,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和开放水平.     

中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与潜力——基于随机前沿引力模型

数字服务贸易是我国经济恢复与增长的新引擎,但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长期存在逆差,行业结构不合理。加强我国与RCEP伙伴国双边数字服务贸易合作,对推动我国数字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扭转贸易逆差意义重大。基于2005—2021年我国与13个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面板数据,分析我国与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现状,进而利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分析其出口效率与潜力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从自然因素看,人均GDP、人口规模、共同语言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作用显著,地理距离、共同边界对数字服务贸易出口阻碍作用显著;从人为因素看,贸易开放度、数字基础设施水平、自由贸易协定、东盟“10+3”机制、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促进作用显著,利用外资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有阻碍作用但不显著;从出口效率看,我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整体偏低,且市场异质性明显,提升空间很大;从出口潜力和拓展空间看,数字服务贸易RCEP伙伴国大多数是冰山型市场,极少数是扩张型市场,没有发展型和饱和型市场,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潜力和拓展空间巨大。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RCEP伙伴国数字服务贸易出口效率、深...     

数字经济对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规划纲要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数字经济的出现将会为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的发展创造新的可能。通过分析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和结构，发现我国服务贸易具有规模大、增长速度较快，但出口结构不合理，数字经济能够提高服务贸易效率和竞争力，帮助传统和新兴行业转型升级，降低贸易壁垒等特点。因此，我国需要通过注重中高端服务贸易，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推进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重视人才培养措施，以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实现高质量发展。     

服务进口中的贸易壁垒评述与我国的政策选择

服务贸易自由化使一国经济福利增加,但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经济独立性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虑,各国均对服务业设置了不同程度的贸易壁垒。本文研究服务贸易进口中补贴、配额及关税壁垒的选择问题：首先对服务、服务贸易的概念进行界定并简单分类,在对我国服务业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服务贸易壁垒理论为指导,研究针对不同服务行业的贸易政策选择问题。     

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壁垒的设立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当今世界,自由化是国际贸易发展的趋势。货物贸易虽然仍是贸易主题,但服务贸易迅速发展,必将超过和取代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壁垒的隐藏性和非数量性特征使得消减壁垒的进程十分缓慢。与货物贸易相比,CATS推动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只是一个开端。本文列举了各种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形式,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发展中国家采取服务贸务保护政策的原因,并对中国服务的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面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典型事例、成因与应对策略

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中国服务贸易赶超他国提供了机遇，但与此同时数字领域的贸易保护政策和限制手段也与日俱增。在中美服务贸易博弈的背景下，中国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遇到诸多困难，如美国联合其盟友对华为、TikTok等中国数字服务企业进行制裁。笔者从国内外视角分析了中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从国外视角看，美欧主导数字服务贸易规则的制定、新兴经济体限制数据流动法律的颁布、“一带一路”国家数字鸿沟与数据安全问题使得中国面临外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从国内视角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和促进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法律法规不完善，使得中国面临内部数字服务贸易壁垒。中国应积极推进多边数字服务贸易合作机制，削减中国当前面临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     

国际服务贸易模式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研究

本文基于服务贸易模式视角,研究服务贸易模式的内涵、形式、统计特征和模式联动效应,分析服务贸易模式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系.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于国际贸易具有重要意义,服务贸易模式及其联动效应影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服务贸易模式的分类直接与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密切相关,影响服务贸易的真实规模;而区分不同贸易模式对应下的服务贸易壁垒有利于准确评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绩效,从而推动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出相应的政策含义:一国政府制定服务贸易政策时,只有在不同服务贸易部门之间和同一服务贸易部门内部不同贸易模式之间进行很好的综合平衡,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取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收益.     

数字贸易规则对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的影响——基于UNCTAD服务贸易数据的检验

自由贸易协定框架下设定数字贸易规则条款，成为全球各个经济体参与数字贸易国际治理的主要方式。基于TAPED数字贸易规则量化数据和UNCTAD服务贸易出口数据，利用多期DID模型和生存分析方法探究数字贸易规则签署对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首先，FTA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签署有效促进数字交付服务的出口；其次，细分条款对出口的促进作用不存在明显差异，但类似于“欧式模板”规则签署的贸易促进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贸易规则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渠道促进数字交付服务出口；第四，贸易双边基础环境差异会抑制数字贸易规则的正向贸易效应；最后，数字贸易规则能有效延长出口持续期，且类似于“美式模板”规则的签署更有益于贸易关系持续。     

实现我国自然人流动出口利益最大化的路径选择

自然人流动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我国的核心贸易利益。但由于国际服务贸易壁垒广泛存在,WTO服务贸易谈判停滞不前,国内缺乏有效的政策促进和保障机制,外部竞争加剧,我国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出口利益受到妨害。我国应该加快制定自然人流动服务贸易出口战略和宏观规划,综合利用区域、多边与双边贸易体制,平衡和协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利益冲突,积极参加服务贸易自然人流动的国际谈判,构建多层次、有区别的对外谈判机制和策略,通过服务贸易补贴等措施鼓励自然人流动出口,实现我国自然人流动出口利益的最大化。     

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转移还是溢出

本文基于2005—2019年全球各经济体的双边数字服务出口数据，采用引力模型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的第三国贸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数字贸易规则整体上对第三国存在贸易转移效应，但歧视性和非歧视性条款对成员方与第三国之间的数字贸易存在异质性影响；跨境数据流动等歧视性条款存在显著的贸易转移效应，而电子签名/电子认证等非歧视性条款则带来负向贸易转移效应(即正向贸易溢出效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仍然稳健；区域贸易协定非歧视性数字贸易规则条款的实施，会通过改善成员方的数字贸易监管环境这一中介机制促进其从第三国的数字服务进口。以上结论证实了区域贸易协定非歧视性数字贸易条款产生的多边溢出效应，这为正在进行的WTO电子商务谈判提供了经验证据。     

服务贸易壁垒对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改变外贸增长方式,加快黑龙江省从制造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不仅要提高全省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更要充分发展服务贸易,而目前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广泛存在的服务贸易壁垒是影响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本文分析了服务贸易壁垒的特点及对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黑龙江省在大力发展服务贸易的过程中,提高黑龙江省出口服务产品的抵御能力,充分利用WTO相关规定赋予的权利解决服务贸易争端,减少服务贸易出口逆差,拓展黑龙江省服务出口的国际市场。     

数字化背景下的服务贸易模式转变——以美国金融服务出口为例

服务贸易模式转变是数字技术发展和国际规则驱动主客观因素相结合的产物，而不同服务贸易模式的非均衡增长则是其直观表现。资本全球化时期，商业存在模式是服务出口的主要途径。为清除服务出口障碍，美国借助国际规则手段推动投资自由化并取得显著成效。数字化时期，跨境服务模式发展迅速，成为美国等服务贸易出口大国的核心利益点与规则聚焦点。在以金融行业为代表的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服务行业内，美国的服务贸易出口模式呈现出明显转变，而美式数字贸易规则在此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只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变化趋势并把握其背后规律，才能更好地把握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权。     

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数字服务贸易二元边际影响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2014～2018年31个代表性出口国的数据,利用计量模型考察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研究表明:(1)贸易双方实施数据跨境流动限制性措施阻碍出口国的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扩张,且出口国对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所带来的抑制作用更强。(2)深入分析发现,出口国通过改善和提升其网络安全建设能力、数据安全技术使用强度、互联网普及率、ICT发展水平及经济发展水平,可降低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该国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抑制作用。(3)数据跨境流动壁垒对数字服务出口二元边际的影响因出口国或进口国是否为欧盟成员国及贸易部门结构而异。文章的研究结论为我国跨境数据流动治理制度完善及数字服务贸易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异质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研究

技术创新是提高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有效路径,而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基于2006—2020年世界28个主要经济体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面板和门槛面板模型,依次检验低端、中端、高端技术创新对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低端创新抑制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中端、高端创新促进数字贸易出口竞争力,且创新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低端、中端创新水平下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正向效应越显著;高端技术创新与数字贸易出口优势之间存在人力资本为门槛变量的“U”型关系。     

数字经济发展对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经济形态正在迅猛发展，其对服务贸易发展模式和结构已产生深远影响。基于浙江省2006—2022年相关数据，开展数字经济对服务贸易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采用熵值法测算数字经济指数，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外商直接投资、服务贸易开放度和教育水平均会推动浙江省服务贸易出口结构优化升级，丰富了数字经济背景下省级服务贸易发展理论，对于浙江省充分利用数字经济先行优势，促进服务贸易出口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贸易自由化与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国2003—2019年279个地级市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直接影响机制，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改善了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改善劳动力配置扭曲没有显著效果；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创新两种间接机制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并未通过间接机制产生积极作用；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分别存在劳动力配置不足与过度的情况，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改善两类服务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     

基于RTA研究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特点与中国方略

数字贸易在全球发展如火如荼,其合规问题凸显。剖析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过程,对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提升中国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话语权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2001—2020年各国向WTO通报且含数字贸易条款的有效RTA为主要研究内容,厘清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演进脉络。研究发现,数字贸易规则合作愈发密切,数字贸易自由化进程加速,但也存在规则主导权过度集中等不足。中国应借鉴美新欧成功经验,输出全球数字贸易规则的中国方案;补齐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短板,夯实数字贸易规则基础;补齐现有数字贸易规则短板,构建符合最广大国家利益的数字贸易规则;深度参与数字贸易规则谈判,提升中国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