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工资与大学生工资的比较分析

当前,农民工工资高涨而大学生工资却一再低迷,这一现象引发社会热议。"大学毕业生工资不如农民工工资"并不真实,它具有一定的现实客观原因。从这一事件出发,对当前的大学教育进行反思。     

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及动态同化

本文从动态同化(assimilation)的新视角,研究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差距。文章针对该问题特有的数据结构,构建了一种新的非线性工具变量回归方法,对移民工资同化研究中固有的内生性问题进行了纠正。实证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城镇每多待一年,其相对工资将增加1.4%。这表明不同初始工资的农民工需要经过10—58年后才能达到与城镇职工同等的工资水平。高学历不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只是增加了其初始工资水平,培训和社会关系对农民工的工资同化速度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农民工不仅初始相对工资低,而且工资同化速度慢,因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将长期处于劣势地位。这反映出改善农民工务工环境、消除工资歧视的迫切性。同时,本文也揭示了增加社会培训在农民工中的覆盖范围和加强农民工就业指导服务将对"农民市民化"的进程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民工荒”背景下农民工工资问题的博弈分析

当前我国各大城市面临着严重的用工短缺现象,即"民工荒"问题。"民工荒"出现的根本原因就是农民工的工资太低。文章从农民工的工资与他为企业创造的价值的关系角度出发,构建了供小于求的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与企业关于工资的轮流出价的讨价还价博弈模型,分析与农民工工资密切联系的各因素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得出双方能否达成协议主要取决于农民工对他为企业创造的价值的估计,并提出农民工可以通过组建工会集体议价的形式来提高贴现因子以及通过激励措施鼓励企业揭示农民工为其创造的真实价值的建议,从而可以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缓解"民工荒"现象。     

中国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工资功能

在世界各国工业化所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动过程中,作为从事工业生产劳动者获取报酬方式的工资,曾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对于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变动来说,这由著名的克拉克定理、库兹涅茨的分析给出了明确的判断。然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资对产业结构的调节功能如何,这仍是未能解决的课题。本文试图从市场调节下的工资利益导向功能、绝对工资水平调节机制以及有计划的相对工资调节机制三方面,对产业结构变动中的工资功能展开讨论,以加强对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工资机制的作用形式的认识。     

不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农民工工资的决定问题

关于农民工工资的决定问题,不少学者都对此进行过探讨,但这些研究大多建立在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完全竞争这一理论假设前提下.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发展,这一理论假设越来越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且这种市场条件也无法对近年来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做出解释.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分析

文章在分析中国农民工工资拖欠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析形成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这既与政府相关制度体系不健全有关,还与用工单位法人资质、恶意作为有关,当然还有农民工自身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从政府、企业和农民工等三个方面进行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对策思考。     

就业流动、人力资本与农民工工资

就业的流动性强、稳定性差一直是中国农民工群体的重要特点。文章从人力资本积累和工作匹配的角度出发,在理论层面上考察了就业流动影响农民工工资的内在机理,并提出相关的研究假说。基于江苏省农民工调研数据的计量检验显示:在对内生性和样本选择性偏差进行控制的情况下,就业流动在总体上可以显著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及其增长率,但这一作用随着农民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呈现出减弱的趋势,并且上述效应在新生代农民工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因此宜向农民工群体提供充分、及时的就业信息,并重视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水平。     

合同异质性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

目前,合同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是否签订合同对农民工工资的影响上,忽视了不同性质合同可能对农民工工资造成的影响。本文采用2008年珠三角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在对合同进行详细分类的基础上,根据Mincer收入方程,分析各类合同对农民工工资收入水平的影响。经检验分析后发现,有农民工参与协商的长期性个人合同的签订,农民工工资水平显著提高。因此,只有重视合同的内容和性质,才能有效地维护农民工权益。     

工资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基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分析

经济增长过程中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工资不但可以通过工资差异激励劳动力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流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可以通过改变消费结构和投资结构进而影响产业结构演变,并为产业结构升级储备高级人才。本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工资与产业结构的经济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工资与产业结构之间是正向的相关关系,且两者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工资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效率工资理论核心假设的质疑与拓展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比较经典的工资决定理论之一，效率工资理论强调通过支付高于市场出清的、具有外部竞争性的工资水平来消除员工怠工、降低工作转换成本、吸引高素质求职者、激励员工努力工作。效率工资理论的核心假设是雇员的生产率是其工资水平的增函数，即生产率取决于工资水平的高低，或高工资能带来高生产率，高生产率是高工资的结果。这一假设是效率工资理论一切结论成立的基础。笔者在对以往文献回顾的基础上对效率工资理论核心假设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认为该假设存在一些不合理的成分。而后，笔者探讨了效率工资制度的适用性和对我国工资政策的启示。     

浅议员工激励--乡镇企业工资激励初探

中国的企业正面临全球化竞争的挑战,曾为国民经济创下半壁江山的乡镇企业锋芒锐减,这其中,管理是个大问题.乡镇企业中激励机制的运用还处于探索阶段,工资报酬这一基本的物质激励手段还远未达到激励的效果.本文通过对乡镇企业历年来工资水平的分析,指出工资水平偏低,并结合激励理论论证了乡镇企业提高工资水平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     

进口企业存在工资溢价吗?——基于倾向评分匹配估计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2000²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相匹配的微观数据检验了进口企业是否存在工资溢价。运用倾向评分匹配方法的估计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影响企业工资水平的其他因素后,进口企业的工资水平高于非进口企业,进口工资溢价是显著存在的。这一结论在剔除异常样本点、考虑企业不同经济性质的情形下都是稳健的。本文也将企业按照所处的行业和区域进行分类,来检验进口工资溢价是否存在。从分行业的估计结果来看,进口对资本密集型行业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技术密集型行业,最后是劳动密集型行业。从分区域的估计结果来看,进口对东部地区企业工资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     

中国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的经济分析

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是影响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因素，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农民工自身的素质问题和农民工群体的现状，也包括用工单位运作不规范的问题，还包括政府监管不利及政绩工程造成工资拖欠的问题。本文试着从农民工产生的原因、特点和用工各方主体的特徵及政府的作用和角色入手，结合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被拖欠的大量事实，从制度的角度追行分析，运用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契约理论及相关知识封三方主体造成工资拖欠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特别是封农民工因为在与雇主就劳务问题的谈判中所处的劣势地位而放弃合约的签订及建设资金运作缺乏监管的问题和政府作为合约监督的第三方不作为行为的分析，寻找工资拖欠的内在原因和本质。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给出了一些建议。     

旅游企业工资变动模式和员工劳动供给量的关系研究——以张家界市旅游企业为实证研究对象

本文针对旅游业的就业模式具有很强季节性这一特殊性,将旅游企业工资划分为一般工资和加班工资,建立数学模型来分析旅游企业选择不同工资变动模式对员工劳动供给量的影响.从模型推导可知增加加班工资一定会提高员工的劳动供给量,而提高一般工资水平则有可能增加或减少员工的劳动供给量.当旅游企业工资水平较低时,工资变动模式应该是改变一般工资水平,而不是实行加班工资制度;当其工资水平较高时,应该实行加班工资制度,以克服提高一般工资水平所产生的收入效应的负面影响,并以张家界市旅游企业对此进行了实证检验,为旅游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决策提供理论与实证依据.     

两种工资理论的借鉴与创新

劳动报酬演变为工资是社会经济关系演变的必然结果。工资是一种特殊的买方垄断价格或权力付费,是为了获得占有和支配他人劳动这种权力而支付的货币量。工资是价值和效用的双重货币表现形式。供求决定的一般工资水平的合理性只是相对的,在劳务市场存在买方垄断的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合理的工资水平。为了解决供求决定的一般工资水平"先天性"不合理问题,必须发挥财政、税收等手段的调节作用,通过提高社会公共福利等措施,弥补供求决定一般工资水平的固有缺陷。     

认真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

有关农民工被拖欠工资的现象,近年来在各地时有发生,在有些地方还因此而酿成了惨剧并引发了社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对此也多有指示、措施,但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资料统计显示,截止到2002年底,全国累计拖欠农民工工资在1000亿元左右。为此,日前建设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建设主管部门从2004年2月建立解决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情况报告制度,以便及时掌握各地解决拖欠工程款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情况,保证清欠工作的落实。同时,在当前进行清理拖欠工程款的工作中,重点做好政府投资工程项目拖欠工程款、房地产开发项目拖欠工…     

农民工工资决定方程的代际对比

一、前言本文对农民工的定义为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拥有农业户口的劳动力,其中不包括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在内）毕业后在城市工作的人群。因为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工作和生产环境与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工相去甚远,已不能称之为农民工。农民工现象是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而出现的,这一现象已有几十年的历史。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民工这一群体内部开始表现出不同的时代特点,呈现出不同的群体内部特征。其中,尤以80、90年代出生的农民工为代表。与他们的父辈相比,他们更加渴望融入城市、对农业、     

农民工就业流动的工资效应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将农民工的就业流动区分为同一城市内部的流动和不同城市之间的流动,分别从理论上讨论了两种情况对工资水平的影响机制;对相关的理论假设作了实证检验。在控制住相关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更换就业城市的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与其在本地更换工作单位的次数之间成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与在本单位工作时间的长短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加坡政府对工资分配的调节

新加坡企业工资分配主要由市场决定。大体做法是,任何企业、公司的工资分配由企业根据市场上劳动力供求情况自行决定。企业向社会招聘员工时,先根据劳动力供求情况标出底薪,向市场招募劳动力。如招不到,再适当调高工资水平。花红和津贴视企业效益而定。政府没有制订企业工资标准,也没有最低工资标准。     

城市的力量:农民工层级迁移与工资溢价

中国特有的城市行政层级体系,以"资源配置的行政中心偏向"为特征,强化了农民工向高行政层级城市迁移的惯性趋势.文章利用2013年和2019年的千村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的层级迁移行为及工资溢价效应.结果显示:首先,行政级别高的城市更容易吸引文化程度高、工作经验丰富和有配偶随迁的农民工,而携带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普通地级市.其次,行政级别高的城市促进了集聚经济的正外部性,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提高工资水平.最后,研究发现城市的行政级别会通过房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中介作用产生工资溢价.总之,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动态增长的过程:初始阶段,行政层级通过城市集聚效应、生活成本补偿的市场价格力量产生工资溢价.随着要素集聚导致城市扩张,基础设施的承载力跟不上人口的增速,就通过行政力量再次分配公共服务资源来调节人口流动.因此,需要平衡城市的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构建合理的"等级-规模"分布层级结构,并且均等分配公共服务资源,引导异质性农民工分类分层迁移和实现劳动力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