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模式之法律风险与制度回应探究——兼论投资阿里巴巴的风险

VIE架构的本质就是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取代法定的股权控制。实务界认为VIE模式的诞生为国内企业的海外上市带来了福音,是继传统红筹上市以来,对海外上市制度最为彻底的改进。对于VIE架构,我们既可以将其定性为一项与时俱进的制度性创造,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于某些国内法律法规的规避。无论理论界如何定性VIE模式,它毕竟是要绕开中国法律限制,存在潜在的政策和法律风险。这些法律风险有什么?以及在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构建、制度改革和证券法修改的大背景下,我们将以何种制度应对之?本文将一一探析。     

基于VIE模式的财务报告国际比较

VIE架构作为部分境内企业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实现境外上市的主流模式，达到了企业融资的预期功能。但随着国内资本市场及相关制度的改革，VIE也面临着法律、外汇、税务、财务等方面的风险，如何有效披露这些财务信息以及如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成为实务界关注的重要话题。本文结合最新颁布和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参照IFRS以及FASB发布的相关准则，对VIE模式下的财务报告方式进行了探讨。     

动态

商务部将研究如何规范VIE模式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近日表示,商务部正在与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如何规范许多国内企业利用协议控制模式(简称:VIE模式)在美国上市的做法和行为。根据VIE模式,一家没有境外投资限制的境外控股公司可以通过协议的方式控制一家中国业务实体。     

《外商投资法》出台背景下VIE架构的监管路径选择

境内融资渠道和严格的外国投资管理制度使VIE架构成为我国民营企业境外上市的常用模式,其监管走向也一直是资本市场关注的热点。长期以来,我国对VIE架构的监管缺乏统一的立法和实践,多头监管、选择性执法问题突出,对构建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外商投资法律环境产生了负面效应。2015年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法(草案征求意见稿)》明确将VIE架构纳入其调整范围,而正式出台的《外商投资法》却将相关内容尽数删去,导致VIE架构的监管问题再次进入灰色地带。这一修订有其重要的现实考虑,但一味地搁置问题并非长久之计。正确的做法应是尽快出台相应立法,明确协议控制为外商投资的一种形式,进一步完善“控制”标准,并为有意回归境内资本市场的企业提供便捷通道。     

市场风险资本监管演进分析:从巴塞尔协议Ⅰ到Ⅲ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众多欧美大型商业银行因市场风险遭受巨大损失,远远超过按原有监管规则计提的市场风险资本,暴露出原有监管规则的许多缺陷.针对这种情况,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修订了对市场风险监管资本的计量万法,大幅度提高了市场风险资本要求,这也成为巴塞尔协议Ⅲ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梳理了巴塞尔协议Ⅰ到Ⅲ对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演进过程,介绍了计量市场风险监管资本的标准法和内部模型法的特点,重点分析了巴塞尔协议Ⅲ下内部模型法的特点.分析表明,由于引入SVaR(压力在险值)的资本要求,按巴塞尔协议Ⅲ计量的市场风险资本要求有显著提高,这将不利于激励商业银行开发内部vaR模型计量市场风险资本要求.     

VIE模式的法律风险与制度回应探究——兼论投资阿里巴巴的风险

VIE架构的本质就是通过协议控制的方式取代法定的股权控制.对于VIE架构,我们既可以将其定性为金融创新的产物,一项与时俱进的制度性创造,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于某些国内法律法规的规避.     

巴塞尔委员会市场风险资本计量全面改进方案解析

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暴露出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管理及资本计量方面的缺陷,促使巴塞尔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2009年接连颁布了《新资本协议市场风险框架修订》和《交易账户新增风险资本计量指引》,并于2010年底止式推出了巴塞尔协议Ⅲ监管框架,体现了对危机前监管体系的全面反思。但是,委员会认为在市场风险监管框架上仍然存在一些基础性问题未能得到有效解决。     

浅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控制机制的完善

一、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控制的要求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出发点是提供一个比原巴塞尔资本协议更为完善的资本充足率框架,其落脚点是通过建立最低资本要求,大幅度地提高最低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新资本协议的宗旨是:完善的资本充足率框架,旨在促进鼓励银行强化风险管理能力,不断提高风险评估水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目标,不是简单地强制遵循一套新的资本规则,而是奠定坚实基础,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和资本充足率,强化市场约束,促进金融稳定.委员会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将资本规定与当今的现代化风险管理做法紧密地结合起来,在监管实践中通过有关风险和资本的信息披露,确保对风险的重视.     

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的资本监管

市场风险是新资本协议框架下的三大风险之一。我国商业银行所面临的市场风险呈上升趋势,显示出对市场风险实施有效监管的重要性。本文在全面梳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市场风险相关文献的基础上,考察新资本协议框架下市场风险资本监管的历史轨迹和发展趋势,分析资本监管变革对我国商业银行的影响,并为我国实施新资本协议提出建议。     

FASB协议控制会计处理及其启示

协议控制是我国企业境外间接上市中一种常见的合规性安排,赴美上市的互联网、教育类等企业基本都采取了协议控制的模式。本文详细阐述了协议控制的内涵,梳理了FASB协议控制中可变利益实体(VIE)的确认、合并计量及信息披露的会计处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现行协议控制会计处理规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完善我国企业合并相关准则的建议。     

从阿里巴巴上市再谈海外上市VIE结构

VIE结构的应用是近十年来人类一直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的许多公司借助其独特的结构模式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创造了骄人的成果,但其中也引发了一些风险的出现。本文将结合阿里巴巴的实例,对VIE结构结构的具体协议和实际的应用更好的分析,从而掌握其存在的优势和潜在的危机。     

从阿里巴巴上市再谈海外上市VIE结构

VIE结构的应用是近十年来人类一直研究的重要课题,我国的许多公司借助其独特的结构模式成功地在海外上市,创造了骄人的成果,但其中也引发了一些风险的出现。本文将结合阿里巴巴的实例,对VIE结构结构的具体协议和实际的应用更好的分析,从而掌握其存在的优势和潜在的危机。     

互联网之VIE波折

协议控制（VIE）首创于2000年新浪网赴美上市,当时经过了新浪网和信息产业部的直接沟通,最终放行。过去十余年间,VIE成为在境外上市中国公司的一种常见合规性安排,几乎所有的互联网、教育类赴美上市公司都采取了协议控制的模式。     

危机国家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对我国的启示

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用来衡量银行资本与资产风险预防程度相对而言是否充足的重要指标.它的主要作用与功能就是保护债权人利益、增强公众信心、限制不合理的资产扩张和控制银行风险,从而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1988年公布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中规定,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必须达到8%的要求,而2003年1月公布的新资本协议草案中更是把这一最低资本要求确定为新框架的第一支柱.这一指标已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对商业银行进行考评时参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新巴塞尔协议中的风险类型、计算方法和数据需求

新巴塞尔协议与旧协议相比，最明显的变化有三。其一，由原协议仅有的最低资本要求扩展为由最低资本要求、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约束共同构成的三大支柱；其二，在考虑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之外，又引入了对操作风险所需的资本要求，使得监管资本能够在更全面地覆盖银行面对的风险；其三，在信用风险的计算中提出了内部评级法，使得覆盖信用风险的资本金对风险的变化更加敏感。本文将着重介绍新《巴塞尔协议Ⅱ》中考虑的三大风险的概念、计算方法及在新协议中计算风险的体系架构。     

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2003年5月，中国银监会公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概述(即Basel Ⅱ第三稿)。新协议不仅以最低资本要求，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信息披露)等三大支柱取代了旧协议的单一资本充足率要求．而且最低资本要求中不仅包括原来的信用风险和加权风险资产．还包括对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的量化。中国银监会明确表态，至少在十国集团2006年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几年后，中国仍将执行1988年的协议。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提出了银行风险中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大支柱,使资本水平能够更真实地反映银行风险,代表了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未来方向.草案中也存在风险管理方式的可比性降低、对国家信用与经济金融化水平较低国家的特殊性缺少考虑、准备金与资本提取规定缺少协调等需要进一步研究和修改的问题.新资本协议的推行将对我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和发展产生广泛的影响,通过综合改革提高资本充足率、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强化金融监管、推动信息披露的规范化,这些内容已成为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适应新资本协议要求、提高风险管理水平的现实要求.     

资本充足性约束的经济影响——读《资本充足性约束下银行风险偏好和行为研究》

巴塞尔协议自诞生以来,经历了一个内容不断更新、方法不断改进、思想不断成熟的演化过程。巴塞尔协议Ⅰ形成于1988年,在该公约中,国际银行业首次明确统一了资本构成与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后续的相关改进都在此基础上展开;巴塞尔协议Ⅱ于2004年正式颁布实施,该协议明确了互为补充的三大支柱,对传统的信用风险之外的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进行了衡量,并采用了更为先进的风险度量方法;2010年,针对全球经济危机的新变化,巴塞尔协议委员会推出了巴塞尔协议Ⅲ,该协议不但在     

关于银行向证券公司办理融资业务的思考

1999年以来,在国家宏观金融政策的引导下,国内金融业出现了"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各家商业银行纷纷开办了证券公司融资业务.这种"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打破了长期以来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分隔的格局,实现了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的对接,为进一步繁荣资本市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商业银行应抓住这次银行资产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开拓证券公司融资业务,同时必须严把风险关.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银行业形成巨额不良债权过程中,偏松的金融机构融资业务风险控制机制;然后全面分析了我国证券公司融资业务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我国商业银行的对策以及风险控制的措施.     

调整信用风险权重体系

在资本监管三要素中,风险加权资产居于核心地位,它决定了所计提监管资本能否充分反映银行面临的风险。1988年资本协议(简称巴塞尔Ⅰ)框架下资本仅覆盖信用风险,1996年巴塞尔委员会将市场风险纳入资本监管框架,2006年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新资本协议(简称巴塞尔Ⅱ)进一步将风险覆盖范围扩大到操作风险,并引入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大幅度提高了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2010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第三版巴塞尔协议(简称巴塞尔Ⅲ)修改了资产证券化、交易业务、交易